建安四年（199年），官渡之战正在酝酿之中，“渔阳田豫说太守鲜于辅曰：‘曹氏奉天子以令诸侯，终能定天下，易早从之。’辅乃率其众以奉王命。”^[44]在大战在即的关键时刻，田豫没有坐观虎斗，以观事态发展，而是坚决说服鲜于辅投靠曹操，这充分证明了曹操“挟天子”的影响；同时，田豫明确承认他是受曹操“挟天子”的影响而转向曹操的，这更进一步证明了“挟天子以令士人”。田豫主动说服鲜于辅投靠曹操，使曹操在官渡之战前又省去了一个顾虑。更值得注意的是，田豫的活动是他主动的，是被“令”出来的，并非是由曹操争取来的。

官渡之战前，另一股势力的态度，对袁曹的胜负也很重要，那就是张绣。张绣曾投降曹操，后又反叛并杀死曹操长子，几使曹操丧命。当时袁绍遣人招张绣，张绣也想投靠袁绍，但贾诩却劝告张绣再次投降曹操。这在常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冒着生命危险投靠有杀其子之仇的对手？可最后张绣还是听从了贾诩的主张，投靠了曹操。张绣能够不顾与曹操有大仇而再次投向曹操，贾诩之功。而贾诩劝张绣再次投靠曹操的第一条理由便是“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45]，可见，这其中有“挟天子”在起作用。张绣的投靠曹操，不仅增强了曹操的实力，也增强了曹操战胜袁绍的信心。王仲荦先生就认为：“袁绍想要开辟的第二战场始终未能开辟起来，因而曹操没有后顾之忧，能够集中全力，对付袁绍。这就构成袁曹两方逐鹿中原，曹方获得胜利，袁方终遭失败的原因之一。”^[46]王先生这里也指出张绣投靠曹操对整个战局的重大影响，而张绣投靠曹操是贾诩活动的结果；而贾诩的活动，则与“挟天子以令士人”有莫大关系。

桓阶也直接受到曹操“挟天子”的影响。他在官渡之战前劝太守张羡抗刘表而应曹操时说：“（曹操）奉王命而讨有罪，孰敢不服？今若举四郡保三江以待其来，而为之内应，不亦可乎！”^[47]张羡的投曹自然使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又少了一份担忧。(www.daowen.com)

如此等等，田豫、贾翊、桓阶等人受“挟天子”的影响而产生的活动，为曹操官渡之战的胜利助了一臂之力，消除了部分军事对手，消减了曹操的军事压力，使得曹操可以一心向北，没有后顾之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士人的活动，都是他们主动的，是被“令”出来的活动，而并非是曹操通过外交活动争取到的。

各种地方势力在官渡之战前曹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纷纷投曹，这样的局势发展，可以说是“令士人”的直接结果。向使各地诸侯一致对曹，别说曹操战胜袁绍，就是立足于群雄都成为问题。可以看出，“挟天子以令士人”对汉末局势发展的影响是何等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