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直接提出“挟天子”主张的是张仪，他在与秦惠王的对话中说：“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令教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2]虽然秦惠王没有听取张仪进攻两周的主张，而是直取蜀地，但张仪的这一主张却成为此后历史上“挟天子”策略的源头。

汉魏之际最先明确提出“挟天子”的是毛玠。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曹操治中从事陈留毛玠向曹操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他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3]毛玠为曹操提出兴义兵和持久之计的策略，即“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这是三国时期第一次提出“挟天子”的计谋，只是这次计谋因张杨的阻止未能成行。汉魏之际第二个提出“挟天子”主张的是袁绍的谋士沮授。兴平二年（195年），他劝袁绍：“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4]沮授想利用献帝成就袁绍的功业，只可惜袁绍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袁绍的另一谋士田丰也持“挟天子”的主张。

毛玠和沮授“挟天子”的目的都是为了“令诸侯”，而这与张仪的主张并没有什么不同。

秦惠王虽不以周天子为意，但历史时期不同，则形势各异，汉天子与周天子对局势的影响也不同。

建安元年（196年）八月，荀彧正式向曹操提出迎献帝都许：“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5]

在这种普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舆论的影响下，曹操第一个实践了这一策略，他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使他占得了先机。建安元年（196年）九月，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庚申，车驾出轘辕而东，遂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以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6]曹操挟持了汉献帝，从此在军阀逐鹿中原中占据了极大优势，从而也开始了挟天子以令天下的建安时代。

《三国志》注引《献帝春秋》曰：“袁绍叛卒诣公云：‘田丰使绍早袭许，若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7]这是史籍中所见“挟天子以令诸侯”最早的出处，基本同于沮授的“挟天子而令诸侯”和田豫的“奉天子以令诸侯”，而这种称法，人们沿袭至今。

但名虽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然而“令诸侯”是不存在的。

我们先看曹操迎献帝都许后袁绍的反应。《三国志》注引《献帝春秋》袁绍说：“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8]面对曹操的“挟天子”，袁绍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并且紧接着发动了对曹操的大举进攻，“众数十万，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率，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9]哪有“诸侯”明知天子在许而发兵攻许的道理？可见，“挟天子”是令不了“诸侯”的。又如汉献帝都许后，张绣反曹，曹操长子曹昂、弟安民遇害，曹操也为流失所中；张绣并不因汉献帝而放过曹操，而是想着消灭曹操。此时袁术更过，不顾汉献帝的存在，竟想着称帝，就在建安二年（197年）正月，曹操迎献帝都许不到半年，“袁术称帝于寿春”。^[10]另外，就连刘氏皇亲刘备也在徐州叛变，并说刘表乘虚袭许；东海的昌豨叛变；孙策也秘密做袭许准备。在“挟天子”的“大好”局势下，曹操“令”来的却是如此多的诸侯的围攻。此时曹操的形势极为窘迫，看不出有任何“令诸侯”的迹象。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不存在的。

既然“令诸侯”不存在，那么曹操“挟天子”又有什么作用呢？

年幼的刘协是无辜的，中平六年（189年）九月，他九岁，被董卓扶上皇位。这本来是一件极为简单、没有太大意义的事，因为此时的汉王朝已基本崩溃了。可刘协一旦登基成为天子，成为孝献皇帝，不论他年龄有多大、权力有多少，他已是天下共主，是汉政权的合法继承人，是正统的传承者，所以又是一件意义极大的事。

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获得充分的发展，两汉经学发展了四百年，儒家思想逐渐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11]“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12]“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13]“光武中兴，为了收拾残局，扭转士风，便极力提倡节操、奖励名节。……养成了徇人刻己，然诺不欺、看重名节的风俗。”^[14]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汉魏之际正统王权的代表、困顿浪荡的汉献帝对汉末人来说，具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士人，则更会趋之若鹜地为献帝奔走，甚至为之不惜付出生命。王夫之论曰：“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不可亡。……是故儒者之统，孤行而无待者也；天下自无统，而儒者有统。道存乎人，而人不可以多得，有心者所重悲也。虽然，斯道亘天垂地而不可亡者也，勿忧也！”^[15]汉魏之际，帝王之统虽然不存，但儒者之统仍在，士人会以身存道，所谓“道存乎人”。汉政权虽已倾覆，但汉献帝在混乱的局势中，仍然是正统的代表，象征着“道”，代表着正义。只要献帝在，士人心中的正统就在，“道”就在。所以，对以“道”自任的士人来说，献帝就是秩序的象征、道的化身，汉献帝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和动力。在当时，“无论世事还是人心，都倾向维护东汉的皇统。”^[16]

如前所述，刘协一旦成为汉孝献皇帝，就成了正统的代表、正义的象征，成为士人心中“道”的代表。恰恰在“道统”这一点上，在汉魏之际的历史背景下，汉献帝和士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如荀彧为维护献帝而不顾生命安危，他忠于“道”，忠于汉王朝，辅佐曹操以图匡扶汉室，就如司马光所言：“荀彧死汉室。”^[17]其实连曹操也知道荀彧的心理，他说：“侍中守尚书令彧，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扰，怀忠念治。”^[18]曹操承认荀彧“怀忠念治”，就是承认荀彧是心系汉室的。赵翼也认为荀彧“欲藉操以匡汉之本怀”“见忌于操而饮药以殉，其为刘之心亦可共白于天下矣。”^[19]孔融不满曹操强权、献帝被挟，屡次狎侮曹操而最终被害。“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20]所谓“恃旧”，指的正是心怀王道，心系汉室。再如，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杀掉公孙瓒之后日益骄扈，其主簿耿包建议袁绍称帝，袁绍以此咨询军府，谁知僚属全部认为“包妖妄宜诛”^[21]，袁绍不得已只好杀掉耿包，以为自己解脱。耿包的被杀，说明士人尚都心系汉室，心怀王道，汉献帝在士人心目中尚有重大的影响。

另外，除了史书上明确记载的这些支持献帝的士人之外，还有一些士人迫于形势，隐藏了他们对汉室的忠诚。如华歆和陈群，曹丕禅代时，华歆因为脸色不好，而被徙为司空，并且不给他封爵。曹丕对此很长时间不高兴，因此问陈群：“我应天受命……而相国及公独有不怡者，何邪？”“群起离席长跪曰：‘臣与相国曾事汉朝，心虽说喜，义干其色，亦惧陛下，实应见憎。’”^[22]这里陈群主动承认他和华歆心系汉室，“曾事汉朝”所透露的是士人对汉室的怀念。

田余庆认为：“杨彪、孔融并非看中了曹操，而是想靠拢汉献帝。”^[23]“在对待东汉朝廷和汉献帝的问题上，他（荀彧）自觉或不自觉地保留着大族名士的感情。他劝迎天子，更多地是为了‘乃心王室’，而不是着眼于壮大曹操势力。”^[24]汉献帝在位的汉王朝，其政治权势早已不复存在，维护汉献帝已经没有什么权势、利益可以贪图。那么，士人之所以殷殷以汉室、献帝为念，甚至不惜为之付出生命，并不是因为汉王朝或献帝能给予他们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儒家传统的“道统”。

曹操的迎献帝都许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孔融曾对曹操说：“今天下缨緌缙绅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耳。”^[25]傅嘉劝马腾时也说：“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26]而汉魏之际“道”的象征就是汉献帝，士人为了维护“道”，必然会追随汉献帝。所以，曹操挟持汉献帝、利用汉献帝，便是利用“道”、利用了士人。《傅子》曰：“太祖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27]曹操就是以天子之名来“招怀英雄”的。王永平也认为：“就东汉末年的情况而言，谁拥戴汉献帝，谁便取得了‘名分’，追随他的士人也免去了失节之忧，从而取得了大量的名士人才。”^[28](www.daowen.com)

荀彧提出“挟天子”的主张，似乎不同于他人，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令诸侯”。分析荀彧的话，他认为汉末“义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怀感旧之哀”，这是迎献帝的根本原因，而“扶弘义以致英俊”则是“挟天子”能取得的最好效果。荀彧的话也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即人们是普遍怀念汉朝、尊崇汉天子的，至少说明汉献帝在时人眼中还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年少无辜的刘协一旦成为天子，便与天下的士人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所以，曹操迎献帝都许，便意味着迎士人于许，即“挟天子以令士人”。“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诸侯”——割据军阀并不会因曹操挟持汉帝而听命于曹操，所以“令诸侯”实际上的功用是不存在的，“挟天子”取得的真正效果是“令士人”。

而曹操“挟天子”，也不是为了“令诸侯”，他是另有目的的。

袁绍面对曹操挟献帝都许时曾这样感叹：“挟天子以令我乎”^[29]，这种感叹表明，时人对挟天子确实有“令诸侯”的设想。但曹操与他人的想法有所不同，他挟天子的目的不是为了令诸侯，而是为了令士人。试看以下分析：

曹操曾与袁绍讨论天下形势，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30]曹操这里所谓的“道”，可以理解为御人之术，亦可理解为王道、道统。但曹操这里的“道”要表达的是“正义”的内涵，以与袁绍据北方分裂割据的野心形成对比，所以曹操在这种语境中的“道”的意思不可能是“御人之术”；并且在曹操与群雄逐鹿中原鹿死谁手尚未知晓的情形下，观其以后“挟天子”的策略，这里的“道”更应该被理解为传统的儒家之王道。这样理解的话，那么，曹操的“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这句话就可以理解为用儒家道统、汉献帝或利用士人心系汉室的心理来御“天下之智力”。这里所谓“天下之智力”，在古代社会指的就是士人。并且曹操在统一北方后承认，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士人的功绩，“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31]所以，曹操对袁绍的话就可以这样理解：运用“道统”，利用天下士人为我所用，什么事情都可以完成。这样，我们可以说曹操挟持汉献帝，更多是为了利用心系汉室的士人，更进一步说，是为了“令士人”，即曹操控制汉献帝以利用士人。曹操前后两次的言论“以道御之”“乃贤士大夫之力”可以相互印证他“令士人”的目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曹操“挟天子”的目的，就是为了“令士人”，他在起事之初与袁绍的对话中，已经透露出了他的想法。并且在汉末大族横行、标榜名士的情况下，阉宦出身的曹操无可标榜，他可以打的只有挟天子这张牌，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和诸侯，尤其是袁绍这样的世家大族相抗衡。王仲荦先生认为：“以‘赘阉遗丑’的曹操要和四世五公地跨冀、幽、青、并的袁绍来争夺天下，还是件不容易的事。于是在曹操出任东郡太守后，就设法笼络士夫地主的首脑人物颍川荀淑之孙荀彧，再通过荀彧的关系，拉拢了好些士夫大地主，如彧从子攸，颍川郭嘉、戏志才、钟繇、陈群，河内司马懿，京兆杜畿等，这么一来，曹操所代表的阶层面变得更扩大了。”^[32]王先生这里的“士夫大地主”提法，虽然与本文所提的“士人”有所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因为这些人在经济上虽是世族、是大地主，可在文化上却是士人。因此，王先生提到的曹操拉拢士夫地主，就是利用士人。就如王先生的分析，“客观上，这种正在发展的庄园经济，对统一的东汉国家，正在起着一种瓦解的作用，但他们在主观上，却还企图早日恢复专制主义集权政治，集中力量来镇压农民起义，以发展他们的庄园经济，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首先主张拥戴汉帝。”^[33]而士人这种主观上的愿望，恰好被曹操的“挟天子”所利用，达到曹操“令士人”而为己用的目的。另外，所谓士夫地主拥戴汉帝也不仅仅是主观上的愿望，东汉世族地主多是儒学世家，他们拥护汉帝还有文化上的因素，即儒家文化的影响。荀彧之所以辅佐曹操，在于匡扶汉室，在于汉献帝，所以王先生所说的笼络荀彧及通过荀彧拉拢大批士夫大地主，其实就是利用士人心系汉室的心理来拉拢士人。这些人能够为曹操所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挟天子以令士人”的作用。王夫之也认为曹操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利用“名”，他说：“此三代以下之天下，名为之维持也大矣”，“操之胜也，名而已矣”。^[34]这种“名”其实就是“道”，曹操正是挟持汉献帝取得“道统”也就是“名”，充分利用士人而取得天下的。

综上，“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不存在的。曹操和荀彧实行“挟天子”策略的目的是为了“令”士人；“挟天子”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就是“令士人”，即“挟天子以令士人”。虽然曹操和荀彧对“挟天子”的期望有质的不同，一个为了称霸，一个为了扶汉，但实际效果是相同的，即“令士人”。可以说，曹操和荀彧充分把握了汉末士人的心理动向，汉末之局势，唯曹荀得之。

以上笔者通过分析得出了“挟天子以令士人”的论点，下面再就汉魏之际士人的活动对其进行论证。

在当时的士人看来，挟天子可敌百万之众。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35]诸葛亮把“挟天子”与“拥百万之众”并列为曹操不可争锋的两个原因，说明“挟天子”在诸葛亮看来具有极大的威力和影响。而诸葛亮本人就是一个士人，他深感“挟天子”之威力，进一步讲，诸葛亮深受曹操“挟天子”的影响，也有被“令”的意思。在这里，可以说曹操“挟天子”已经取得了“令士人（诸葛亮）”的效果。张承也在劝袁术时说：“汉德虽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挟天子以令天下，虽敌百万之众可也。”^[36]张承就直接认为曹操“挟天子”可以敌百万之众。诸葛亮与张承对“挟天子”等同“百万之众”的肯定就是对“挟天子以令士人”的承认。

以上两人的观点，可以代表当时士人的看法。一方面，从士人自身的心理角度来讲，献帝可敌百万之众。因为在士人的心理上，献帝在其心中的影响很大、位置很重要，谁要是挟了天子，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心理障碍，所以他们认为“挟天子”可敌“百万之众”。另一方面，“挟天子”可敌“百万之众”，具体落实到实处，其实就是士人对献帝的拥护以及由此引起的士人的相关活动。

汉魏之际的诸侯纷争，不仅仅是经济军事实力的较量，在特定的条件下更是人才的较量。而在这方面，曹操显然比袁绍高出许多。曹操充分洞察到当时士人维护“道”“心怀汉室”的心态，为实现其“任天下之智力”而无敌于天下的目的，而采取了恰当的策略。他在自己势力尚未强大、立足未稳的割据初期，迎汉献帝都许，进而“令”士人趋许。

例如，“颍川杜袭、赵俨、繁钦避乱荆州，刘表俱待以宾礼。……及曹操迎天子都许，俨谓钦曰：‘曹镇东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遂还诣操，操以俨为朗陵长。”^[37]汉末避乱荆州的士人在曹操挟献帝都许之后，纷纷北上许都归曹，如杜袭、常林、杨俊、赵俨、裴潜等人，士人从荆州北上，除了看好曹操的发展前途之外，更多的是受曹操挟天子以令士人的影响。许靖流浪在交趾，也深受曹操挟天子的影响，他在给曹操写的信中说：“既济南海，与领守儿孝德相见，知足下忠义奋发，整饬元戎，西迎大驾，巡省中岳。承此休问，且悲且喜，即与袁沛及徐元贤复共严装，欲北上荆州。”^[38]受曹操“挟天子”的影响，许靖、袁沛、徐元贤等人便急切欲回中原。这些颠沛流离的士人之所以北上归曹，就是因为曹操“迎天子都许”“西迎大驾”。他们经年流浪南方，一听说曹操迎天子都许，不顾艰辛，立刻返程，这不能说是与“挟天子”没有关系。

这一策略还取得了士人归心的良好效果。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后，他劫持了陈珪的儿子，要求陈珪归附他，陈珪却说：“曹将军兴复典刑，将拨平凶慝，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翼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欲吾营私阿附，有死不能也。”^[39]可见陈珪以士人之风尚，坚决反对袁术称帝。而他之所以称扬曹操，正是因为曹操“匡翼汉室”；而为了匡佐汉室，他也宁死不屈于袁术。

士人对“挟天子”的这些反应，从侧面证明了“挟天子以令士人”的存在。

以上笔者论述了挟天子以令士人的存在，那么，对于广大的编户齐民，“挟天子”会产生什么样影响？笔者以为“挟天子”对编户齐民的影响是不大的。黄巾大起义表明，编户齐民已经对汉王朝失去了信心，腐败的汉王朝已经迫使他们拿起农具走向反抗的道路，已经迫使他们走上离乡背井的不归路；汉末大乱以来，民众流徙不定，疲于奔命，大量民众流向南方，寻求安定的生活。就是在曹操“挟天子”后，在官渡之战前曹操局面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特别严重的是人民群众多向北流徙”^[40]，大量流民还是涌向袁绍，编户齐民并不因献帝而追随曹操，他们追求的是稳定与安宁。不能苛求普通民众对曹袁之争谁胜谁负和对曹操“挟天子”及其远大前途做出准确判断，他们所渴望的仅仅是稳定的生活。所以，“挟天子”对普通编户齐民的影响是较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