蕲年宫之变背后，是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政治斗争，是吕不韦及其宾客集团代表的东方文化和秦本土文化的斗争，更是吕不韦的政治理念与秦王政政治理念的斗争。蕲年宫之变，直接促成了在这场斗争中秦王政胜利、吕不韦失败的结局，也确立了秦王政的政治理念对吕不韦政治理念的胜利，从一定意义上说改变了秦国的发展方向和命运。

秦国政治一贯具有功利性、实用主义的特点。^[54]战国时期，崇尚实用主义的墨家学说和法家学说对秦国政治更是产生了直接影响，^[55]重耕战、尚杀伐、苛刻峻急、轻视文化的行政风格深入人心。昭襄王后期，荀子入秦，对秦文化做出“无儒”的评价。^[56]李斯也称：“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57]这都代表了东方知识分子群体对秦政的看法。此后，经过长平之战、秦灭两周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由秦统一中国已基本成为历史定局，甚至东方六国之人也已预见到此结局，但文化上的对立，仍催生出鲁仲连“义不帝秦”等历史现象。

这时吕不韦召集东方宾客，创作《吕氏春秋》，正反映了对秦国旧有文化风格和执政理念的修正。《吕氏春秋》所体现的政治理念与秦国的传统及后来秦始皇的政治作为大相径庭。

《吕氏春秋》被称为“杂家”，可能是汉人的历史偏见。^[58]但《汉书·艺文志》称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则指出了其强烈的政治属性。“杂家”之所以以“杂”命名，显然与其融合各种治道有关，但只要不是“荡者”为之，就不会有“漫羡而无所归心”^[59]之弊。换句话说，即使是被称为“杂家”的治国理论，在其融合的各种治国策略中，仍应有某种理论居于主导地位。“杂家”被称为“杂”，反映了战国后期的学术融合趋势，是汉人对其特征的一种总结。但不同的“杂家”著作由于其学说之核心思想未必相同，因此在性质上应有很大的差异。《五子胥》《尉缭》《尸子》《吕氏春秋》《公孙尼》等著作都被向歆父子和班固列入“杂家”，但它们之间除了有融合各家这一特征外，在核心思想上可能并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是反对将“杂家”视为一学术流派的，它只是代表了一种学术趋势和方法。其实这种学术融合的潮流，在战国后期非常普遍，除了前面的“杂家”之外，我们今天称为黄老学派、被司马谈列入“道家”的著作也大都如此，只是由于“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政治理念、“道论”的哲学命题和黄老的政治形象在汉初被统治者与知识界高度重视，因此成了特定的道家学派。^[60]

《吕氏春秋》与黄老之学在融合各家观点上有一致性，只是与黄老之学重视道法不同，《吕氏春秋》更重视儒家学说的地位，^[61]尤其对思孟学派的民本、仁政学说吸收尤多，相反对墨家、法家等实用主义学说吸取较少。^[62]《吕氏春秋》以十二纪为核心，虽然具备阴阳家和道家的形式，但其内在的政治理念则无不深深浸透着儒学的观念。例如《孟春纪》有“本生”“重己”“贵公”“去私”四个论题，其中《本生》《重己》作为《吕氏春秋》的开篇，应该说在全书中具有独特地位。这两篇从命题上看，似是强调养生、重己的道家言，但仔细阅读可以发现其实不然。《本生》开篇称：“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63]首先强调了天子的责任在于“养天之所生”，提出政治应以养育人民之生命为根本，这与孟子对统治者“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要求，^[64]与荀子“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65]的理论如出一辙，是儒家“民本”理念的集中体现。至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66]“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67]等理论的提出，更是其民本思想的体现，与法家“以君长为政治之主体”的出发点截然不同。^[68]

《孟春纪·重己》和《仲春纪·情欲》等篇从养生入手，但落脚点却是“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69]，即劝告统治者养性节欲。统治者节欲就会少骚扰、劳作人民，因此这些观点显然是站在养民利民立场上的。以此为立论根据，《吕氏春秋·重己》称：

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热。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

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70]

虽然此处强调国君“不处大热，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热”，告诫统治者不要过度营造苑囿园池、宫室台榭，不要过度追求舆马衣裘、饮食酏醴、声色音乐的享受，是从统治者个人“养性”入手，但其追求的实际效果显然与孟子以养民、保民为目标而对统治者的警戒一致。换句话说，从政治理念来说，装上了道家“养生”外衣的《吕氏春秋》与倡导王道仁政《孟子》并无不同。只是孟子更多的是强调“保民”正义性，希望从“政”的角度约束统治者。《吕氏春秋》的作者则认识到了这种方略成功机会的微弱，而换了一种策略，希望通过“养生”的方式吸引统治者被动改善政治。

《吕氏春秋》反对君主专制，提倡贵公、去私、劝学、尊师、大乐、振乐、爱士、顺民、知士、孝行、义赏、下贤、上德等政治理念。虽鼓吹“义兵”理论，但其用兵“鼓吹汤武吊民伐罪之义”，与“孟荀顺民心、诛暴君”的政治主张并无差别。^[71]《吕氏春秋》反对法家以君主为中心的治术理论，“重申德治之理想以矫正商鞅严刑黩武之失”，主张封建，与韩非、李斯政治观点大相径庭，^[72]与见《孤愤》《五蠹》之书而叹“与之游，死不恨矣”的秦王政的政治理念有天壤之别。徐复观曾统计《吕氏春秋》对先秦经典的征引，“引《诗》者十五，引《逸诗》者一。引《书》者十……引《易》者四。述《春秋》者一”，提到的诸子百家，“孔子者二十四。墨子者六，孔墨并称者八……老子者四。孔老并称者一。提到庄子者二，列子者二，詹何者三，子华子者五，田骈者二。尹文、慎子者各一”，其中对儒家的征引明显超过各家，而对于法家学者几乎一字不提。^[73]可以说，《吕氏春秋》作为一部非常系统的政治思想著作，主要体现了思孟儒学的基本政治原则，集中反映了吕不韦的政治理念。这一政治理念是为秦统一后的政治实践服务的，其中有意识地对秦的传统政治理念予以改造，而强调了民本思想和对东方文化的重视，提倡了对暴力和峻急行政风格的反对。

吕不韦不仅在思想上继承了思孟儒学的积极因素，在政治实践上也努力按照儒家观念要求自己。《史记》卷5《秦本纪》载：“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74]由于孝文王即位三日而亡，因此这两次推恩布惠之举的实际推动者无疑都是吕不韦。此外，灭东周不绝其祀，也反映了吕不韦对儒家学说“存灭国、继绝嗣”理念的实践。

如果吕不韦的政治理念最终能够在秦国生根、坚持下去，秦国传统政治观念中的实用尚功、苛察峻急风格能被有效遏制，秦统一的过程可能会被拉长，但统一的基础将更加牢固，六国遗民文化心理的裂痕也会降到最低。无论孟子说的王道、仁政是否能真正实现，但最起码统一的基础要宽广很多，政治上的宽松应可预期，统一之后十五年天下大乱、秦帝国土崩瓦解的悲剧应可避免。

但由于秦国内部传统势力的强大和吕不韦政治势力的羸弱，^[75]吕不韦推行其政治理念应该是受到了强大阻力。而秦王政年龄的与日俱增及掌握权力的迫切欲望，又加剧了吕不韦与秦王的矛盾，这进一步造成了力量天平的失衡。越是力量失衡，吕不韦越力图在自己掌权的最后时间推动其政治理念，以致做出了布《吕氏春秋》于咸阳市门，“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之举。^[76]吕不韦的最后努力进一步加剧了秦王政对其的不信任感，这也是秦王政在加冠之时要通过发动蕲年宫之变来防备吕不韦作乱的直接原因。最终，由于吕不韦自身力量的薄弱和秦传统势力的强大，吕不韦对秦国文化、政治改造的努力彻底失败。而蕲年宫之变正是吕不韦与秦王政这场政治斗争的转折点，拉开了吕不韦乃至秦国走向悲剧的序幕，甚至也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

秦王政代表了秦国传统政治风格，在消灭吕不韦之后，重新树立甚至加强了峻急暴力、轻视文化的行政风格。在这种风格的影响下，秦灭六国的速度大大加快，但同时也导致秦走向崩溃的进程大大加快。尤其是，秦王政对峻急行政和暴力的推崇，不仅影响了秦的历史，还部分影响了此后中国政治史的进程。元代学者陈澔称：

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故其间亦多有未见之礼经合者。其后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尽废先王之制，而《吕氏春秋》亦无用矣。^[77]

其实，蕲年宫之变的发生，吕不韦的失败，《吕氏春秋》的不用不仅是吕不韦的悲剧，更使秦文化和秦政在发展的关键阶段丧失了一次改良功利主义政治、扭转苛暴行政风格、实现历史转折的重要机遇，也使秦国丧失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自我挽救机会。从此，秦国的历史激烈涌荡，但在短短二十年后，有着五百、六百年辉煌历史的秦政权彻底灰飞烟灭，中原地区再次陷入大规模的混乱。

（原刊于王子今主编《秦统一的进程与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注释】

[1]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页。

[2]《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227页。

[3]《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司马贞《索隐》称：“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其中关于昌平君的记载，已基本为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证明。至于昌文君，郭沫若推测是文信侯吕不韦的别号，或即“吕不韦”三字的讹误。（参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7页）吕不韦时为相国，无论昌平君是否为相国，无论昌文君和文信侯吕不韦间是什么关系，按照当时秦至多有两相国的制度，“相国昌平君、昌文君”中都应包括吕不韦。

[4]《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第2513页。

[5]〔汉〕刘向：《说苑》卷9《正谏》，向宗鲁《校证》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5页。

[6]《汉书》卷27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1422页。

[7]参见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0页；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第306页；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林剑鸣：《吕不韦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2-229页；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0页。

[8]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60-61页。

[9]马非百：《秦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9-320页。

[10]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第306-308页。钱穆认为，秦始皇“因治嫪毐而牵连诬陷吕不韦”，与郭沫若见识相类。参见钱穆：《秦汉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2页。

[11]林剑鸣：《秦史稿》，第327页。

[12]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第59-66页。

[13]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第60-61页。

[14]〔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0页。

[15]《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第2512页。

[16]《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第2512-2513页。

[17]《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1页。

[18]《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第2513页。

[19]《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0页。

[20]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1-526页。

[21]马非百：《秦集史》，第215、320页。

[22]《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686-687页。

[23]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第60页。

[24]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第60页。

[25]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第60-61页。

[26]黎东方著、陈文豪整理、王子今补编：《细说秦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27]王子今：《细说秦始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28]王子今师曾发现过秦王政与秦昭襄王在对待母亲秽乱问题上态度的差异，认为“秦昭襄王和秦始皇对母后的处置，方式则大有不同。前者显然较为宽和，后者显然较为严厉”，并从东方社会传统礼俗对秦俗发生影响和秦王政在面对东方正统礼乐文化的自卑等角度出发，精辟地分析了这一现象。其实，针对秦始皇对母亲态度的问题，我们似乎也可以从《史记》关于嫪毐之乱记载本身的可靠性上去考虑。参王子今：《秦国上层社会礼俗的性别关系考察》，《古史性别研究丛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3-84页。

[29]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第39-45页。

[30]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第45页。(www.daowen.com)

[31]《史记》卷78《春申君列传》，第2388页。《新序·善谋》《战国策·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条记载与此基本相同。唯《战国策》文字略有出入，作“今王三使盛桥守事于韩，成桥以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参见刘向：《新序》，赵仲邑《详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84页；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42页。

[32]《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第2508页。

[33]《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第2509页。

[34]《史记》卷85《春申君列传》，第2395页。

[35]《史记》卷40《楚世家》，第1736页。

[36]《战国策》卷25《魏策四》“秦攻魏急”条，第919-920页。

[37]《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第2512-2513页。

[38]马非百：《秦集史》，第110页。

[39]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第308页。

[40]《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27页。

[41]《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第2512页。

[42]《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第2513-2514页。

[43]参见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0页。此外，前揭马非百、郭沫若、钱穆、李开元诸著作中也有辨析，不赘。

[4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521-522页。

[45]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521页。

[46]吕思勉：《先秦史》，第220页。

[47]《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25页。张守节《史记正义》对这一处理方式予以阐释：“言屯留之民被成蟜略众共反，故迁之于临洮郡也。……谓成蟜为将军而反。秦兵击之，而蟜壁于屯留而死。屯留、蒲鶮二邑之反卒虽死，犹皆戮其尸。”

[48]参高似孙《子略》卷4“吕氏春秋”条，方孝孺《逊志斋集》卷4“读吕氏春秋”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吕不韦著书考》，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等。高似孙《子略》卷4“吕氏春秋”条称：“始皇不好士，不韦则徕英茂，聚畯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计。始皇甚恶书也，不韦乃极简册，攻笔墨，采精录异，成一家言。吁，不韦何为若此者也，不亦异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间，耳不能闻；帷墙之外，目不能见；三亩之间，心不能知。而欲东至开悟，南抚多，西服寿靡，北怀靡耳，何以得哉？’此所以讥始皇也。”（见《左氏百川学海》第18册巳集中）。方孝孺《逊志斋集》卷4“读吕氏春秋条”载：“其书诚有足取者，其《节丧》《安死》篇讥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罚不如德礼。《达郁》《分职》篇皆尽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都指出了《吕氏春秋》针对始皇政治而发的现象。

[49]钱穆：《秦汉史》，第12页。

[50]《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第2510页。

[5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吕不韦著书考”，第521页。当然，钱穆同时倾向于认为吕不韦及吕氏门客“未尝不有取秦而代之意”，而秦始皇则是“幸先发，因以牵连及于嫪毐之事”。笔者认为，从当前史料来说，判定吕不韦有代秦之意似仍嫌武断，且不说吕不韦在秦廷的实力是否可以代秦，仅从当时血缘贵族继承仍被高度认可的情况考虑，吕不韦代秦也基本无实现之可能。

[52]《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3页。

[5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522页。

[54]夏遇南、屈建军：《论秦国的功利主义》，载《咸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

[55]法家思想对战国秦政的影响毋庸赘言，近年来学界对墨家思想对战国秦政的影响也有揭示。参见何炳棣：《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载《光明日报》2010年6月3日，第10版；王宏：《变法的前夜：秦国墨学与商鞅变法的社会史考察》，载《学术探索》2011年第10期。

[56]《荀子》卷11《强国篇》，新编诸子集成《荀子集解》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4页。

[57]《荀子》卷10《议兵篇》，新编诸子集成《荀子集解》本，第280页。

[58]《史记》中未见作为学派的“杂家”，仅卷108《韩长孺列传》有韩长孺“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的记载，其中之“杂家说”可能指各种学说而言，应非《汉书·艺文志》中的“杂家”。郭沫若认为，《吕氏春秋》被《汉书·艺文志》列入“杂家”，以“杂”为名，是“有点恶意的”，此观点值得注意。参郭沫若《十批判书》，第310页。

[59]《汉书》卷30《艺文志》，第1742页。

[60]由于《汉书·艺文志》对“杂家”的描述与《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的描述有相似之处，故关于“杂家”和“道家”的关系，历来是战国思想史学界争论的焦点。关于其中争论的情况，参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5-306页。

[61]虽然历来有认为《吕氏春秋》与黄老道家学说关系密切的观点（参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但《吕氏春秋》与其他黄老著作有明显的不同，具有较浓烈的儒家色彩。后来，汉人高诱序《吕氏春秋》，称其“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认为其“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典与孔子、曾子之言……而纵横之术、刑名之说，一无及焉，其持论颇为不苟。”应该说都是中肯评价。参高诱：《吕氏春秋·序》，《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6册第1页；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17，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1009页上。

[62]《吕氏春秋》对法家的排斥，基本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在此不赘。《吕氏春秋》与墨家的关系，郭沫若认为其“对于墨家、法家则出以批判”的观点是否成立，虽尚值得进一步探究，但《吕氏春秋》核心观点与墨家有别，则应可肯定。参郭沫若《十批判书》，第311页。

[63]《吕氏春秋》卷1《贵公》，《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6册第3页。

[64]《孟子·梁惠王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75页下。

[65]《荀子》卷19《大略篇》，新编诸子集成《荀子集解》本，第504页。

[66]《吕氏春秋》卷1《贵公》，《诸子集成》本，第6册第8页。

[67]《吕氏春秋》卷20《恃君览》，《诸子集成》本，第6册第256页。

[68]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2页。

[69]《吕氏春秋》卷1《重己》，《诸子集成》本，第6册第7页。

[70]《吕氏春秋》卷1《重己》，《诸子集成》本，第6册第7-8页。

[7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12页。

[7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14-315页。

[7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页。萧公权也说：“十二纪中持论每阴抑法家。先秦诸子如孔、墨、黄、老、庄、列、管、田、子华等均在称引之列，而未尝一及申商韩非。”（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10页。）

[74]《史记》卷5《秦本纪》，第219页。

[75]对秦国来说，吕不韦既是外国人，又出身商贾，虽靠投机获得秦国相位，但其实际权力和权力基础究竟如何，则非常值得怀疑。笔者认为，历来学者有夸大吕不韦政治势力的倾向，其实秦王政亲政后，吕不韦几乎全无对抗秦王政打击之力，可见其在秦国的统治基础相当薄弱。

[76]有学者认为：“吕不韦不先不后地把这部书公布出来，是想在秦始皇亲理政务前，使自己的学说定于一尊，使秦始皇成为他的学说的实践者”（杨宽：《战国史》，第449页），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吕不韦为推行政治理念而采取的强硬措施，只能进一步导致其与秦传统势力和秦王政矛盾的加剧。

[77]〔元〕陈澔著，万久富整理：《礼记集说》，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