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七点，是根据史料基本可以判定的事实。但我们如果仍在嫪毐叛乱这一框架下思考，那么就会发现这些史实各点间似有矛盾。嫪毐既然不是攻击秦王政，也不是攻击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那么攻击吕不韦的可能性就最大了，并且两者间矛盾尖锐确实有相攻击的可能。但为什么要选择在秦王政加冠时攻击，为什么不能等到秦王政掌权后对吕不韦发难？而吕不韦作为叛乱的镇压者，作为这一场政争中的胜利者，为什么反而落得罢相后被迫自杀的悲剧结局？嫪毐私自发动叛乱，无论其目标是谁，以区区数百军卒投入战斗，失败的结局已基本注定，为什么还能得到20位京畿高级官员的支持？无论是嫪毐，还是这些支持者究竟是作何考虑的，真的都是蔑视死亡的无畏精神吗？

依据现有史料，我们对上述疑问无法做出确凿无疑的答复，这就是历史学的局限性所在。但依据史料，我们仍可以利用逻辑关系，对发生过的事实进行合理推测，这同样是历史学的魅力。笔者认为，上述诸多矛盾之所以难以解决，是我们被惯性思维及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束缚的结果。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就是：无论攻击目标是谁，这个叛乱总是由嫪毐发动的，而秦王政作为主要攻击目标，是蕲年宫之变的受害者，或者说至少是潜在受害者。其实，如果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的话，会发现有个问题是绕不开的——嫪毐为什么要发动叛乱？其发动叛乱的投入和预期收益极不相称。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他的攻击目标不会是秦王政，不会是楚系外戚集团，有可能是吕不韦。但动用数百人，在秦王政冠礼时以叛乱的形式攻击吕不韦，如果失败，代价极高，如果成功，也难逃叛臣的下场。尤其是从吕不韦与秦王政的关系来看，秦王政一旦亲政，吕不韦集团覆灭的概率极高。既然如此，嫪毐为什么不能坐山观虎斗，等秦王政亲政后收拾吕不韦，而非要以如此高的代价，在秦王政冠礼的临界点上发动并没有成功希望的叛乱？解决这一疑问是揭示蕲年宫之变真相的关键点，而这一关键点的解决，需要重新思考第二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在考察蕲年宫之变时，我们一直将一个人作为了被动的承受者、受害者，而忽视了其主观、能动的存在，这个人就是秦王政本人。他其实是蕲年宫之变的最大受益者。从蕲年宫之变的客观效果看，嫪毐集团（如果作为一独立集团存在的话）被消灭，吕不韦集团被消灭，秦王政顺利加冠、亲政、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尤其是联系到蕲年宫之变发生的特殊时间，在排除了嫪毐借机政变的可能性后，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蕲年宫之变的发生似乎就是为了让秦王政的冠礼更顺利、更从容。

吕不韦与秦王政有着尖锐的矛盾，宋代学者高似孙，明代学者方孝孺，近代学者钱穆、萧公权、郭沫若对此皆有详论。^[48]这个矛盾有权力争夺等政治方面的因素，更多的则是文化观念、治国策略上的冲突。正如钱穆所说：“吕氏之在当时，是否有取秦而代之意，今虽不易轻断，然东方宾客在文化的见地上轻傲秦人，而秦人对东方文化亦始终不脱其歧视与疾视之意，则为吕氏取祸之最大原因也。”^[49]吕不韦召集东方宾客著《吕氏春秋》，以黄帝诲颛顼自居，且“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50]他是同秦王政及秦国的传统势力在进行斗争。秦王政冠礼后将亲政，作为“仲父”“相国”的吕不韦对秦国政权的控制力无疑将下降。秦王政的冠礼，无疑是吕不韦与秦王政，乃至吕不韦代表的东方文化力量与秦王政代表的秦本土文化力量角逐的关键点。这一关键点是我们理解发生在秦王政冠礼时的蕲年宫之变时第一需注意的问题。

围绕着秦王政的冠礼，吕不韦有阻挠，甚至出兵阻挠的可能。钱穆认为“当时秦廷与不韦之间，必有猜防冲突之情，而为史籍所未详者”，可谓卓见。^[51]但从各种史料的记载看，从蕲年宫之变的发动者嫪毐与吕不韦的关系看，蕲年宫之变显然非吕不韦主动挑起的。如果不是吕不韦挑起政变，还有这一动机的人就非秦王政莫属了。当然，对秦王政来说，并不是一定要在冠礼的同时消灭吕不韦，而是一定要保证冠礼的顺利进行。毕竟只要冠礼成功、顺利亲政，他要消灭在秦国水土不服的东方文化力量的代表吕不韦并非难题。因此，对秦王政来说，他要的只是在他行冠礼时吕不韦不能有效阻挠。他要做的更多的是分散吕不韦在掌权最后关头的注意力，保证在雍地的冠礼顺利进行。

秦王政统治初期，长期生活在吕不韦的阴影之下，他可能在面对吕不韦时心理上有压力，也可能对吕不韦的力量有过高估计。因此，不排除他在雍地举行冠礼的同时，要在咸阳制造事端、牵制吕不韦力量的可能性。这时，最好的牵制者就是嫪毐。前引《战国策》突出显示了嫪毐与吕氏的尖锐矛盾，及其政治力量的强大。其实，这里面对嫪毐力量的描述应有夸大，或者说嫪毐的力量在相当程度上是代表了秦王政的力量。嫪毐出身低微、身份卑贱，史料中未反映出其具备特殊的政治才能。应该说，作为太后宠幸的一个赵人，嫪毐在秦国并无拿得出手的政治资本。这样的人又和相国吕不韦有尖锐矛盾，这一切如果没有秦王政背后的支持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秦王政与母亲有很深的感情，早年在邯郸同甘共苦、相依为命。对这段经历，秦王政一直铭记在心，以致灭赵后，亲赴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52]嫪毐作为母亲的情人，秦王政对其不一定有很强的排斥心理，这也是他能多年容忍其母与嫪毐关系的原因。钱穆称：“嫪毐乃邯郸人。疑始皇母在邯郸，本识毐，不俟于不韦之进显。”^[53]如果此说成立，秦王政在少年时代就应该认识嫪毐，甚至曾与母亲和嫪毐在邯郸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相依为命，那么他们互相之间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也有可能。(www.daowen.com)

秦王政与吕不韦有尖锐矛盾，与嫪毐关系暧昧，而嫪毐与吕不韦因权力之争又有众所周知的矛盾。秦王政在行冠礼时需要有人能牵制吕不韦。碍于吕不韦的实际地位和力量，及自己尚未真正亲政的现实处境，秦王政不能也不敢冒险以秦王的身份主动发难攻击仲父。因此，推测秦王政在行冠礼时授意嫪毐在咸阳攻击吕不韦是符合逻辑的。由于嫪毐攻击吕不韦只能得到秦王政的口头支持，是非法的，所以其叛乱的性质已成定局，其面临的结果绝不会好。然而嫪毐之所以会承担这一任务，有可能是出于对帝太后及秦王政的感情，但更大的可能则是受了秦王政的欺骗。我们做出这一推测，除了符合基本逻辑外，还有一定依据。嫪毐的叛乱能够“矫”王御玺及太后玺，是其得到秦最高统治者支持的证据之一。内史、卫尉、中大夫令等京畿军政要员，尤其是护卫王宫之高级官员能够参与嫪毐叛乱，是其得到秦最高统治者支持的证据之二。但其能动员的军队只是数百人，也说明了秦王政对其的支持有限，至少这个支持是不能公开的。

秦王政的盘算应是：嫪毐突袭吕不韦成功是最好的结局，在成功后他可以以秦王的名义宣布吕不韦叛乱；如果嫪毐失败，这是意料之中的，他就宣布嫪毐叛乱，甚至可以宣称嫪毐的目标是自己，这样虽牺牲嫪毐，但同样可以达到牵制吕不韦在自己冠礼时不能发难的目标。嫪毐以数百人攻击吕不韦，最终失败，但从实际效果上为秦王政赢得了牵制吕不韦和顺利加冠的机会。

秦王政在亲政之初，处决了“叛乱”的嫪毐同党，“惩罚”了与嫪毐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帝太后，但这种掩人耳目的做法显然不能欺骗吕不韦。之后秦王政利用秦王威势，在吕不韦与帝太后关系上做文章，最终将吕不韦“打造”成了推荐嫪毐的罪人，并利用这一罪状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位。《史记》中关于吕不韦坐嫪毐事被免去相国之位的记载即来源于此。

此后，通过茅焦游说，秦王政以孝道为名迎回太后，而进一步打击吕不韦，先是就国河南，最终被迫自杀。吕不韦与秦王政的矛盾是这一时期秦国的主要政治矛盾，最终秦王政大获全胜。而为秦王政胜利奠定了至关重要基础的就是蕲年宫之变对吕不韦的牵制。由于这种政治斗争不能公之于众，故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是吕不韦无罪而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嫪毐叛乱，其舍人却能在吕不韦集团覆灭后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