蕲年宫之变前,嫪毐集团与吕不韦集团关系已非常恶劣,这一点各种史料记载基本一致。《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和卷八五《吕不韦列传》极力渲染蕲年宫之变前嫪毐的权势,这种权势无疑会导致其与相国吕不韦的矛盾。《战国策》卷二五《魏策四》“秦攻魏急”条载:
秦攻魏急。或谓魏王曰:“……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犹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国赞嫪毐,以嫪毐胜矣。王以国赞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合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36]
魏国上下已知嫪毐、吕不韦势同水火,嫪、吕矛盾可称得上举世皆知。与嫪、吕矛盾相比,嫪毐、帝太后集团与华阳太后为代表的楚系外戚集团矛盾即使存在,也基本无足轻重。(www.daowen.com)
在蕲年宫之变中,嫪毐与吕不韦的立场不会一致,这一点在史料中也有反映。《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载:“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归复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37]嫪毐集团被镇压,帝太后与吕不韦因受嫪毐牵连而分别受到处理。但不久后,茅焦游说秦王政,结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秦王政幡然悔悟,迎回太后,重尽孝道,而吕不韦的情况则直转而下,先是被赶出咸阳、就国河南,不久又被迫自杀。茅焦究竟有什么力量能如此扭转秦王政之心意?马非百认为是出于母子天性之爱,[38]显然失之于简单。郭沫若认为:“茅焦所以解说于秦始皇的,一定是替太后与嫪氏洗刷,而对于吕氏加以中伤。”[39]其说虽不无道理,但凭借茅焦一区区齐人之舌能轻易扭转秦王政之内心,仍有可疑。更大的可能是茅焦所说正是秦王政所想,或者茅焦只是秦王政的台阶。通过秦王政对帝太后和吕不韦处理态度的差异,我们也可判断嫪毐与吕不韦在蕲年宫之变中的角色绝不一样,两者的对立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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