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元否定了嫪毐攻击秦王政的可能性，但其提出的嫪毐实际攻击目标是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的观点则还有待进一步考察。李开元在《秦始皇的秘密》一书中，对秦王母系势力在秦政坛上的影响给予了充分重视，有一定合理性，但将战国晚期秦国的主要政治事件都归结为各个外戚集团的角逐则略嫌武断。李开元认为在秦王政即位之初，以夏太后、华阳太后、帝太后为代表的韩系外戚集团、楚系外戚集团、赵系外戚集团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互相利用、斗争，并认为在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发动叛乱的王弟长安君成蟜的母亲即是夏太后为秦庄襄王选定之韩系夫人，夏太后、韩夫人与成蟜是韩系外戚的代表。^[29]

秦国历史上确有太后干政之事，一些掌权的太后引入外戚作为辅佐（如宣太后与魏冉），也确有可能。但历史研究的前提是要有史料为依据，从这个要求来看，李开元关于秦王政即位之初，三大外戚集团对立的立论显然存在演绎过度的问题。首先，包括《史记》在内的史料中并没有夏太后和成蟜母亲是韩国人的任何记载，韩系外戚的存在本就是捕风捉影之事。为了证明成蟜与韩国的特殊关系，李开元给出的唯一“史实”依据为：

根据《战国策·秦策》《新序·善谋》和《史记·春申君列传》等文献的记载，秦王政五年，成蟜出使韩国，不费一兵一卒，使秦国得到韩国献出的“百里之地”。这件事情，是作为战国故事流传下来的，仅仅在外国使者与秦王的谈话中偶然提到，对于事情的详细，没有做具体的交代，难免又成为一桩历史之谜。^[30]

检索史料，我们可以发现这条依据是没有说服力的。且不说使韩国“献地百里”是否能成为成蟜母亲为韩所出的证据。就是从史料出发，该条证据也有偷换概念之嫌。李开元说这条史料“仅仅在外国使者与秦王的谈话中偶然提到，对于事情的详细，没有做具体的交代，难免又成为一桩历史之谜”，实际上是避重就轻、移花接木。其实，这条史料在《战国策·秦策》《新序·善谋》和《史记·春申君列传》中的记载是比较详细的。历史背景是白起拔郢之后，楚顷襄王担心秦一举灭楚，而使春申君黄歇游说秦昭襄王。在春申君的游说之辞中有“今王使盛桥守事于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之语。^[31]无论文中是“盛桥”，还是“成桥”，无论是“守事”，还是“出使”，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该事发生在昭襄王统治中后期，文中的“盛桥”无论如何也不会是秦王政之弟长安君成蟜。所谓的“外国使者与秦王的谈话中偶然提到”，其中的“外国使者”与“秦王”分别是春申君黄歇与秦昭襄王。李开元在前面已提到“秦王政五年”的情况下，后面却将秦昭襄王简写为“秦王”，极易使人误解此“秦王”为“秦王政”，诱导读者认可其观点。(www.daowen.com)

韩系外戚集团已是子虚乌有，三大外戚集团的斗争就更是无本之木。其实，所谓的“三大外戚集团”中，由于华阳太后和昌平君的存在，楚系外戚集团可能勉强成立，而赵系外戚集团的存在可能与韩系外戚集团一样难以靠得住。《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先说，秦王政的母亲是“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32]，似出身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倡家，后又说“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33]。这两说是不是矛盾，战国时期“邯郸诸姬”能否算得上“豪家”我们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秦王政母亲并非出身于赵国王族。在其并非赵国王族的情况下，在这一集团（如果存在着一个集团的话）中仅帝太后与嫪毐二人是赵人的情况下，称其周围存在着一个赵系外戚集团显然就不合适了。与其称为赵系外戚集团，不如径称帝太后与嫪毐集团更合适。

在权力的吸引下，帝太后与嫪毐集团会和楚系外戚集团发生矛盾当然也是可能的。但如果说这一矛盾会引发蕲年宫之变这样的重大政治事件，则显然有所夸大。秦王政初期的秦国政坛错综复杂，秦王政、吕不韦、嫪毐、华阳太后、潜在的宗室势力、武将势力关系复杂。在这众多的矛盾中，华阳太后与帝太后的矛盾是否会成为最主要的矛盾是令人质疑的，最起码这一矛盾并无坚实的史料依据。华阳太后能够劝说安国君立子楚为嫡嗣，主要原因是其被安国君“爱幸”，而与身后的楚系外戚集团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所谓的外戚集团大都形成于王后、太后掌权，尤其是少主在位、母后当政的时期。而华阳夫人的长期身份是安国君夫人，其时秦国最高统治者又是雄才大略的秦昭襄王，此时在其身边很难形成外戚集团。孝文王在位不足一年，留给华阳夫人形成强大外戚集团的时间并不多。庄襄王的被立虽与华阳夫人有关，但其即位时已经成年，并非少主，且史料中也没有楚系势力在庄襄王时期膨胀的记录，相反庄襄王最信任和感激的是吕不韦。至秦王政即位，赵姬成为太后，吕不韦成为“仲父”，嫪毐势力膨胀，作为秦王政祖母的华阳太后发展楚系势力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秦王政六年（前241年），以楚国为首，以“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34]，韩、魏、赵、卫、楚再次结为合纵进攻秦国，最终失败，楚国被迫“东徙都寿春”^[35]。由此可见，秦王政统治前期，秦楚关系非常紧张，这一事实与楚系外戚集团在秦国政坛势力强大的观点也相抵触。如果说在蕲年宫之变前，楚系外戚集团势力并未强大到严重威胁其他政治集团（如帝太后与嫪毐集团）生存的程度，嫪毐为什么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去攻击以华阳太后为代表的楚系外戚集团？尤其是蕲年宫之变据说发生在秦王政加冠的时候，秦王政加冠亲政，无疑会使政治天平更加倾斜于其亲母帝太后和嫪毐这边，而不利于与其血缘关系疏远的华阳太后，嫪毐和帝太后选择在这个时间以叛乱的代价攻击华阳太后是不是也显得过于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