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汉晋随葬物品清单有自名“物疏”“衣物疏”的情况，所以学界一般把西汉晚期至唐代书写在木牍或纸张上用来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称为“衣物疏”。刘国胜认为西汉中后期出现的衣物疏，所记物品集中为死者随身衣物及葬具，实际是一种内容更为简化的遣策。^[12]田天说战国及西汉初年的遣策与西汉中晚期至中古所谓“衣物疏”是前后相承的关系，二者之间存有替代关系，应当将它们看作同一类文献在不同时期的形态，而非“丧葬文书”中的不同文献类目。换言之，所谓“衣物疏”即西汉中后期的“遣策”。^[13]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吐鲁番地区陆续出土晋唐时期的衣物疏60多份，因吐鲁番历史、地理、文化的特殊性，这些衣物疏既有对汉晋遣策的继承，也有其独特的时代与地域特色，内容和格式也有较大变化，与传统的衣物疏有一定的差别。学者普遍认同吐鲁番衣物疏源自中原汉晋时期的遣策，但对其性质存在诸多争议：马雍先生说吐鲁番所出白雀元年衣物疏只记随葬衣物非物品清单，不同于遣策。^[14]黄烈先生认为十六国高昌时期的随葬衣物疏已经发展成为让死者上天入地的过所。^[15]郑学檬先生认为吐鲁番衣物疏的性质和汉以来的买地券相同，具有冥世财产凭证的性质。^[16]侯灿先生认为高昌郡至高昌王国时期的衣物疏由写实性质的随葬物品清单，初步发展为带有为死者祈求冥福的墓葬文书。麹氏王国（502—640年）时期的衣物疏成为为死者祈求冥福的主要用途。唐设西州前期的衣物疏已衰落而被墓表墓志所取代。^[17]孟宪实先生认为早期的吐鲁番衣物疏保持了遣策的形式；第二期的衣物疏以财物证明为主要性质，并明显受到道教影响；第三期的衣物疏则变成了佛教轮回的通行证；唐西州时期的衣物疏则由“轮回通行证”的性质转为“邮件”的性质。^[18]钟国发先生认为吐鲁番衣物疏通常兼具随葬物品清单与解殃祈福凭单的两重属性，前者导源于遣策，后者溯源于告墓牍、墓莂、镇墓文。^[19]党燕妮、翁洪涛先生认为晚期的吐鲁番衣物疏在衰落中向功德疏转变。^[20]刘志安先生认为古代随葬品清单的发展演变，经历了“赗方”与“遣策”（战国）、“告地策”与“衣物疏”（西汉）、“死人移书（或移文）”几个阶段。不同的时代，与死者一同埋入地下的随葬品清单也有不同的名称。严格说来，吐鲁番所出公元543年以后的衣物疏，其准确名称应为“移书”或“移文”。^[21]黄景春先生认为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是镇墓文的一种。^[22]

以上学者探讨吐鲁番衣物疏属性时，将其定性为“过所”“财产凭证”“墓葬文书”“邮件”“移文”等。其实这些属性正是“告地策”的属性，告地策是一种模拟现世官府文书向冥世官吏通告亡人名籍及其所携带财产的文书，汪桂海将告地策分为：移送随葬物品的文书、通行证明文书、户籍登记凭证的文书、祈祷求福的文书四大类。^[23]田天认为告地策并非一种完全独立的类别特殊的文书，应与遣策是一个整体，与遣策合观，或可理解为遣策不断发展而产生的衍生物，是遣策中的核心文件。^[24]吐鲁番衣物疏源自于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晋代衣物疏。一般情况下，告地策和衣物疏分写在不同的木牍上，但河西走廊出土的前凉时期的告地策与衣物疏从分牍书写，发展到书于同一木牍的正、背面，最后变成与衣物疏连篇书写。吐鲁番衣物疏正是继承了河西汉晋衣物疏这种将告地策与衣物疏连篇书写的方式，将告地策内容和衣物疏内容糅合书写在一起，所以导致学者对吐鲁番衣物疏属性的判定产生不同的结论。(www.daowen.com)

总之，岀土文物的命名一直是考古学界的一个难题，使命名既要全面概括岀土文物的性质特征，又能与文献记载相符，还要与岀土文物的自名不相抵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遣策”这一命名虽存在不足之处，但其既有文献依据，亦能表明简牍性质，还与简牍自名相吻合。2008年荆州纪南镇松柏村1号汉墓出土的遣策木牍其标题简自称“遣书”，^[25]“遣书”即“遣策（册）”。也就是说汉代遣策就已经有自名为“遣书”的现象，所以用“遣策”指称墓葬中用来记录随葬物品的文书，非常恰当。“衣物疏”是遣策的简化形式，其性质与遣册相同。“告地策”源于战国遣策的题记，后独立成文，最终又与遣策（衣物疏）融为一体。至于“赗方”本来记录助丧的赗赠物品，可以随葬入圹，应归为广义的遣策，不必严格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