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者认为在“共和行政”时期，共伯和不仅摄政，而且还一度僭越称王，所依据的重要材料就是《师釐簋》《师簋》等青铜器铭文的相关记载。

下面先让我们对《师釐簋》铭文内容做一简要分析。

《师厘簋》铭文载：“师和父，厘叔市巩，告于王。惟十又一年九月初吉丁亥，王才周，各于大室，即立。宰琱生内右师厘。王乎尹氏册命师厘……”^[3]

该铭文最难解者为“”字，其次是“师和父”的身份问题，诸家解释各不相同，其中以郭沫若和陈梦家二位先生的说法最具代表性。陈梦家先生认为：“为动词，谓师和父夺取师厘之叔市，故恐告于王。”^[4]郭沫若先生认为，“师和父”即“共伯和”，“”字意为“殂”，“巩”字意为“恐”。^[5]在将“巩”字理解为“恐”这一点上，二位先生有着相同的意见。陈梦家先生最初认为“师和父”即西周厉、宣时期的“共伯和”，但后来又放弃了该观点，最终将其断定为孝王时期器。^[6]郭沫若先生则始终将《师釐簋》定为宣王时器，依照他的解释，《师釐簋》铭文大体可以理解为：共伯和死了，师厘着素装很是惊慌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宣王；后来又因为其他某些原因，师厘在宰雕生的傧右之下，受到了宣王的一些策命和赏赐。近来，晁福林师亦就该器铭文提出一种全新说法，实足发人深省。晁师指出：“铭文中‘师和父’后面那个‘’字，疑当读若籍。‘师和父’即共伯和。‘师和父（籍）’，义指师和父举行籍田之礼。”^[7]陈梦家先生根据器型和纹饰特征，最终判定《师釐簋》为孝王时器，有一定道理，但陈先生并未对“师和父”的身份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在没有更多旁证材料证明孝王时期曾有“师和父”这样一位地位极其尊崇的历史人物之前，我们姑且认同郭沫若先生的说法，暂将“师和父”看作厉、宣时期的“共伯和”，虽然此认识未必尽妥，但毕竟相关印证材料相较更多一些，证据也就相对更充足一些。

也许有学者会进而认为该铭文中的“师和父”与“王”是指同一人，即共伯和，借此认为共伯和此时不仅摄政，而且还在称王。依照常规行文逻辑，我们认为该认识是讲不通的，理由如下：在同一青铜器铭中的同一句话中，既然同指一人，为何前面称“师和父”，而后面就又称“王”了呢？依照文法，在同一句话中，要么同称“师和父”，要么同称“王”；或者，将“师和父”与“王”这两种不同称谓放在不同的句子或段落中，但该篇铭文为什么偏偏要将两种不同的称谓放在同一句话中呢？恐怕作器者在铭文中所提说的“师和父”和“王”是指代不同的人吧。依此分析，则可知《师釐簋》铭文中“师和父”与“王”应该是指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因而很难从中得出共伯和在“共和行政”之时已经称王的结论。

许多学者认为，《师簋》铭文中有多处信息表明共伯和曾经摄政称王。是否果真如此呢？下面让我们对《师簋》做一简要分析。

《师簋》铭文载：“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和父若曰：师，乃祖考有劳于我家，女有隹小子，余令女尸我家，耤司我西扁东扁仆驭、百工、牧、臣、妾。东裁内外，毋敢否善……拜稽首，敢对扬皇君休，用乍朕文考乙仲将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8]

吴其昌先生曾将《师簋》与《录伯》铭文加以对比，从修辞角度分析了伯和父的身份。吴先生说：“以古金文修辞学律之，以‘伯和父若曰’地位，正当他器‘王若曰’地位。即‘伯和父’地位，当他器‘王’之地位。如《录伯》云：‘隹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录伯，繇自乃祖考有劳于周邦。’与此文法悉同。凡名词、动词、呼词、介词、宾词，前后次序，无一不同。‘周邦’二字地位，适当‘我家’二字之地位。‘录伯’之地位，适当‘师’之地位。而‘王’之地位，适当‘伯和父’之地位。故知此伯和父即王也。换言之，即此王名伯和父也。周京诸王，有伯和父其人者，惟干王位之共伯和耳。亦已可知是器之必为共和时。”^[9]此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就此认定共伯和在“共和”期间不仅摄政，还一度称王。

《师簋》铭文中有“若曰”一词，该词一般为周王专称。陈直先生谓：“《尚书》及金文之‘王若曰’，当即王直说之义，是周人之语言也。”^[10]对于《师簋》铭文中的“伯和父若曰”一语，杨树达先生解释说：“非王而称若曰者，仅此器之伯和父，若非伯和父有与王同等之身份，安能如此。”^[11]杨先生此语意指共伯和不仅摄政，还在以王的身份和名义发号施令。这种推论是有一定道理的，“若曰”一词通常确实为周王所专用，但这只是一般情况，在一些特定时期和特殊情况下，一些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也还是可以用“若曰”之称的。《师簋》铭文所载的“伯和父若曰”并非孤例，还有其他一些非王而称“若曰”的记载。兹举例如下：

《尚书·君奭》篇载：“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12](www.daowen.com)

《尚书·立政》篇载：“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13]

清华简《皇门》篇载：“公若曰：呜呼，朕寡邑少（小）邦，蔑又（有）耆耇虑（御）事屏朕立。”^[14]

《逆钟》铭文载：“叔氏若曰：逆，乃祖考许政于公室……”^[15]

《尚书·微子》篇有云：“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16]

《尚书·微子》篇又云：“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17]

以上所举《逆钟》是西周末年青铜器，《尚书·微子》篇也是作于周代，文中所提及的“叔氏”“微子”“父师”等人俱非周王，而他们的以上言辞均被后人援引了“若曰”这一尊称。^[18]可见，“若曰”一词并非周王御用专称。

对于周公摄政称王问题，学界过去长期存在着争议，但是通过对新出清华简和上博简的整理研究，现今学界基本认定周公确实摄政了，但并未称王。清华简《皇门》篇主旨是说，周公于外朝所在的库门训诫群臣望族要以史为鉴，积极主动地建言献策，辅佐今王更好地治理国家。篇中的“公若曰”即指“周公若曰”，周公在库门训诫群臣望族，符合摄政的身份，表明他并未称王。上博简《成王既邦》篇简一载曰：“成王既邦，周公二年，而王厚其任，乃访……”整理者濮茅左先生对其做了很好的研究，他指出：“本篇佚文证明了周公摄政并未称‘王’，称王者还是‘成王’。”濮先生进一步分析指出：“周公摄政，代政不代称。时王不指‘周公’，当时父子相继，君臣不乱的宗法礼制已基本确立。”^[19]所以，“周公若曰”的记载同样无法证明“若曰”记述法为周王所独有专用。

虽然在通常情况下，“若曰”之称主要用于周王，但当被用于周王时，往往在其前冠以“王”字，称为“王若曰”；而无论是“伯和父若曰”，还是“周公若曰”“叔氏若曰”“微子若曰”“父师若曰”，均未能，也无法替代“王若曰”。据此可知，以上所列举的“某某若曰”记述法与“王若曰”的指称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若要一定寻出某些联系，那就是被用了“某某若曰”记述法的这些人，他们在王朝中的地位均极为特殊，在某一特定时期均具有极大的权势，其程度接近于王的权势，甚至可以和王相提并论。王占奎先生指出：“‘若曰’的使用者基本上全是最高首领。周公若曰系周公摄政时所用，伯和父即‘干王位’的共伯和，其地位与周公不相上下。换言之，此二人当时代理最高首领之职，其实与王相同。《逆钟》之叔氏的地位也相当高。”^[20]但无论如何，他们本人并未称王，仅是在时王无法亲理朝政的特殊情况下，临时代王执政，时王仍健在，他们并没有对时王彻底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