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是文明的发源地，有了水，人类才能生存，所以城市最初都是沿河慢慢形成。与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一样，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见证了天津的发源、生息与荣辱。海河是中国五大水系之一，地处华北平原九河下梢，横穿天津市区。自天津北运河、子牙河交汇处至塘沽入海口的河段称为“海河”，全长72km，最窄处100m，最宽处近395m，平均宽度235m，水深6～7m。天津位于海河流域下游，河湖水系丰富，有“九河下梢”“河海要冲”之称。也正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天津成了清朝皇帝出巡所用船只的集合地。天津简称“津”，意为天子渡过的地方，别名“津沽”“津门”等，曾是首都北京的门户。

正是因为有了海河，才有了天津近代的发展。海河功能的变迁，记载着天津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建设的历史。明永乐年间（1404—1406年）京杭大运河疏浚整修，江南运粮船经海河上游到达大都（北京）。1409年试航海运后，运粮大船从渤海口进入海河，在三岔河口换平底船转运北京，在河岸形成了大量人流聚集，促成了天津设卫筑城，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乾隆年间，天津已成为华北地区水陆交通的枢纽，鱼盐产销的基地，中国北方重要的运输集散地及经济重镇。19世纪中期，随着铁路的发展，天津拥有交通便利、原料充沛及腹地辽阔的优势，促成了工业的快速发展。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强国先后在海河岸边划定了15km2的九国租界区，迫使天津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解体，形成了近代工业，发展了商业金融，兴建了市政设施，在海河沿岸兴建了大量的工厂、码头、仓库和商业。

作为水运交通的发达地区，天津市内海河的船运量较大。随着陆运交通的不断发展，承载着船运任务的水系逐渐成为制约城市整体交通的天然阻隔。在这种情况下，修建满足陆路交通的跨河桥梁便不可避免。由于天津的发源和发展是临河而居，许多城市建筑和道路分布在水系两岸，市内的海河附近更是这种现象突出的集中区域，该区域道路和建筑的高程高出海河常年水位的高度甚小，这就产生了两种选择：

（1）修建固定不能开启的桥梁，为满足水运交通的船行净高，则需要将桥梁抬高，这就使得桥头的引路延伸相当的距离来拉坡，不仅造成沿河两侧道路在靠近桥梁处同时起坡以便顺接，而且桥头引路的延伸妨碍了沿河两侧的既有建筑。(www.daowen.com)

（2）修建开启桥梁，可以充分兼顾沿河两侧道路和既有建筑确定桥梁的修建高度。天津水运条件的便利，加上港口的发展，使天津的商业在19世纪时有了快速的发展。各国的商旅在天津云集，天津的租界在沿河形成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各租界设立国为自己的交通便利，同时也为展示其独特的设计，在其租界区域均修建了开启桥，开启桥便这样在天津产生和逐步发展，而海河成为多座不同形式开启桥的展示场所。

据统计，20世纪初期，在海河及海河支流曾经修建的开启桥包括：单跨立转式的大红桥（西河新桥），定轴双跨立转式的金钟桥、金华桥和金钢桥，平转式的金汤桥，活动轴双跨立转式的解放桥等。至21世纪初，运营将近百年的钢结构开启桥饱经沧桑，结构退化严重，但作为国内开启桥的代表，这些老桥记录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具有功能价值、文物价值、科研价值及景观价值。因此，对其进行修复保护，并尽量保持原貌具有重大的意义。

随着天津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商业及住宅临河而建。而预应力技术的进步大大推动了桥梁结构在体系方面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前后，在海河较宽的地方修建了狮子林桥、北安桥、光华桥、赤峰桥、广场桥、大光明桥等6座桥梁。这一时期建设的桥梁，主要是以钢筋混凝土材料为主，上部结构为预应力混凝土简支单悬臂箱型梁，中孔带挂孔，下部为钢筋混凝土灌注桩，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建桥技术。至21世纪初期，运营30余年的混凝土桥梁整体结构基本完整，但基础沉降严重，桥下净空不再满足通航要求，在新一轮城市建设中这一矛盾愈加突出，亟待解决。

与天津面临的问题类似，上海浙江路桥（建于1906年）及外白渡桥（建于1907年）、广州海珠桥（建于1933年）、山东济南泺口黄河特大桥（建于1909年）等均曾面临着城市发展与老桥保护的矛盾。如何利用、改造、加固老建筑并继续发挥其功能成为一个很大的课题，尤其在历史悠久、多桥的城市更是如此。较拆毁重建，修复保护方案在这些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中更多地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