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差役、守门人、更夫，他们的爵位、俸禄、供养、宫室、车马、服饰、棺椁、祭祀、养生送死的制度各自都有等级差别，官位小的不能僭越官位大的，地位低贱的不能超过地位尊贵的。像这样，才能上下有序而民心安定。于是辨别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野、平原、洼地适宜种植的农作物，教导百姓种植庄稼和蓄养牲畜；五谷、六畜以及鱼鳖、鸟兽、芦苇、蒲草、木材、器械等物资，用来养生送死的各种用品，没有不生产出来的。生产按照时节，使用时有节制。草木还没凋落，不能拿着斧子进入山林砍伐；豺獭还没祭祀，罗网不能进入湖泽捕猎；鹰隼还没攻击，箭矢不能在小道上射杀飞鸟。既要顺应时节收获万物，但还是不能在山上砍伐小树，不在湖中捕杀小鱼，小虫、小鱼、小兽、鸟卵都要长期禁止捕杀。这是为了顺应时令气候，繁育万物，这样做就可以发挥自然的功效，使各种事物富足。然后士农工商各自按照土地适宜种植的情况，各自任用智慧财力，早起晚睡，来治理自己的产业，互相分工合作，交换成果，共同得到满足，没有额外的征发徭役，那远近地区都丰足。所以《周易》上说“君主裁度政令来辅佐天地的合宜变化，从而指导百姓生产”“生产各种用品，制成器具成为天下人的利益，没有比圣人更伟大的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管子》上说古代士农工商不能混杂居住。士互相在安闲的地方谈论仁义道德，工互相在官府中谈论技巧，商互相在市井中谈论财货利益，农互相在田野间谈论稼穑耕种，早晚从事一种职业，不会看到不同的事物而发生改变。所以他们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孩子，子弟学习时不劳苦也能学会本领，各自安定生活而乐于事业，认为自己的食物甜美、服饰华丽，即使见到奇怪纷华的事物，不是他们所熟习的，就像西北的戎族、狄族与东南的越人，不能互相融合一样。因此人们的欲望少而事情简单，财物富足而不相争夺。于是在上的君主，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度统一他们，所以百姓有廉耻之心而且恭敬有礼，重视仁义而轻贱利益。这是三代之所以能沿着正道而发展，不采用严酷的手法治理国家的大致情况。

等到周王室衰微，礼法毁坏，诸侯越礼把宫殿的柱子漆成红色，在椽子上雕刻花纹，大夫采用天子的庙饰，斗拱刻成山形，梁上短柱画有藻文，鲁国的公卿在庭上演奏八佾舞蹈，祭祀祖先时唱着《雍》来撤除祭品。这样的风气流传到士人百姓中，没有不背离圣王礼制而放弃根本的，耕作的农民少了，从事商旅的百姓多了，谷物不足而财货有余。

这种形势发展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大为破坏，上下互相冒犯，各国政治不同，每家习俗不同，嗜欲没有节制，制度破坏没有极限。于是商人买卖难得的货物，工匠制作没用的器具，士人做出违反正道的行为，来追逐时人的喜好而获得财物。虚伪的人违背事实而谋取名声，奸邪的人犯法害人而寻求利益，篡夺国家、弑杀君主的人成为王公，抢夺大夫封地的人成了英雄豪杰。礼义不能够用来约束君子，刑罚不能够威震小人。富有的人用华丽的锦缎装饰房屋，犬马吃粮食和肉还有剩余，而贫穷的人连粗布麻衣都穿不上，只能吃豆喝水。他们都是编入户籍的平民，站在一起却因为财力不同而地位有别，有的人虽然做了奴隶，还是没有怨恨的神色。所以玩弄骗术作奸犯科的人，可以一辈子富足；遵守道理正义的人，却不能避免饥寒的祸患。这种教化从上层兴起，是由于法度的无限破坏。所以列举这些事，是为了记载世间的变化。

从前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上，才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战斗就会修整军备，按时要用就知道事物的价值，这两者的关系清楚，那各种货物的情形就可以明白了。所以干旱时就买舟，水灾时就买车，这是万物的道理。”越国推行这样的道理，十年国家就富足，重赏战士，于是向强大的吴国报了仇，洗刷了会稽被围的耻辱。范蠡感叹说：“计然的计策，十条中用了五条就达到了目的。既然能用来富国，我也想用来富家。”于是他乘着扁舟，浮游江湖，改变名姓，到齐国称为鸱夷子皮，到陶邑称为朱公。他认为陶邑是天下的中心，诸侯各国四通八达，货物交易非常便利，就治理产业、囤积货物，随着时机变化而不向人追债。所以善于治理产业的人，能够选择人才而把握时机。十九年间三次赚到千金，再分给贫穷的友人兄弟。后来年老，听任子孙治理产业而有所发展，最终到达巨万的地步。所以谈到富有的人都称颂陶朱公。

子贡在孔子那里学成后，回到卫国做官，又在曹国、鲁国之间做买卖。孔子的七十个弟子中，子贡最富足，而颜渊每天吃一箪食、喝一瓢水，住在陋巷中。子贡坐着四匹马拉的大车，带着束帛礼物去聘问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没有不与他分站在庭院的两边相对行礼的。但是孔子认为颜渊贤德而讥讽子贡，说：“颜回的学问差不多接近圣道了，虽然囊中时常匮乏。子贡不受教命，经商做买卖，猜度物价总能猜准。”

白圭，是周人。在魏文侯时，李克致力于用尽地力，而白圭却喜欢观察时势变化，所以他主张别人遗弃我就拿取、别人拿取我就给予的原则。能不讲究饮食，克制嗜欲，节省衣服，与做事的僮仆同甘共苦，追逐时机就像猛兽挚鸟抓捕食物那么迅速。所以白圭说：“我经商就像伊尹、吕尚谋划国事，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新法一样。所以智能不足以随机应变，勇气不足以坚决果断，仁德不能判断取舍，强悍不能坚守原则的人，即使想要学习我的方法，我也终究不会告诉他。”大凡天下谈论经商之道的都以白圭为祖师。

猗顿靠经营盐池起家，邯郸人郭纵靠铸铁冶炼成就家业，财富多得可以与王侯相比。

乌氏蠃以蓄养牲畜为业，等到牲畜多了，就拿去卖掉，再买回奇珍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回赠给他价值十倍的货物，给他牲畜，牲畜多得甚至要用山谷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下令让乌氏蠃的地位与封君一样，按时与大臣一同朝见。

巴郡的一个寡妇叫清，她的祖先发现一座丹砂矿，几代人专享开矿的利益，家财多得难以计数。清寡妇能守护自家的产业，用钱财保护自己，别人不敢来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贞妇就礼待她，为她建了一座女怀清台。

秦汉的制度规定，列侯、封君征收租税，一般是每年每户二百钱。一千户的君主就有二十万钱，朝见聘问的费用都从这些租税中支出。百姓中的农民、工匠、商人，一般一年一万钱就收取两千利息，拥有一百万的家庭就有二十万收入，而更徭、租赋都从这些利息中支出，这样的人家，吃得好，穿得也好。所以说陆地养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十七头，养羊二百五十只，沼泽中养猪二百一十口，池塘养鱼千石，山中种植成材大树千棵。安邑地区有千棵枣树；燕、秦有千棵栗树；蜀、汉、江陵有千棵橘树；淮北、荥水南面，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棵萩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园；以及在郡国万户名城，靠近城墙边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千亩栀子、茜草，或者千畦生姜、韭菜：这样的人家，都和千户侯同样富有。

有句谚语说：“穷人想要求得富贵，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不如当街做买卖。”这是说商业，是穷人发财的有效途径。四通八达的都市一年卖出酒千瓮、醋酱千缸、浆水千坛，宰杀牛、羊、猪千头，售米千钟，柴草千车，船只千丈，木材千棵，竹竿万根，轻便的车百辆，牛车千辆；漆饰木器千件，铜器三万斤，没上漆的木器、铁器以及栀子、茜草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猪两千只，僮仆百人，筋角、丹砂千斤，其他帛、丝絮、细布三万斤，有花纹的布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酒曲、盐、豆豉千合，海鱼、刀鱼千斤，小杂鱼千斤，咸鱼三万斤，枣子、板栗三千石，狐皮、貂皮千件，羔羊皮千石，毡毯千条，其它各类水果蔬菜千种，高利贷钱千贯，经纪人调节物价，贪心的商人能获利十分之三，心平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他们的财富也可以和千户侯相比。这是大致的情形。

蜀郡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因为冶铁而富裕。秦国打败赵国时，把卓氏迁到了蜀郡，夫妻推着小车前行。被流放的人中稍微有些余财的，就赶紧送给官吏，请求迁到近处，被安置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个地方太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崏山脚下土地肥沃，出产大芋，用它来充饥，不会挨饿。百姓善于经商，容易做买卖。”就请求迁到远方。官吏送他们到临邛，他们非常高兴，就在铁矿山边铸造铁器，筹划盘算，与滇、蜀的百姓做买卖，富裕到家有童仆八百人，平日里钓鱼游猎，快乐比得上君王。

程郑是山东迁到西南地区的犯人，也冶炼铁器，把铁器卖给当地少数民族，与卓氏的富裕程度差不多。

程、卓两家衰落后，到了成帝、哀帝在位时，成都罗裒家财达到巨万。当初，罗裒在京师经商，随身带着几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掌管钱财。他为人强悍有力。石氏的财产只比如氏、苴氏少，他亲信罗裒，给他很多钱，让他在巴、蜀间往来经商，几年间达到千余万资产。罗裒拿出一半来送给曲阳侯、定陵侯，依仗他们的权力，在郡国借贷，没有人敢欠钱不还。专擅井盐的利润，一年所得达到资本的一倍，于是大发其财。

宛县孔氏的祖先是大梁人，靠铸造铁器为业。秦国消灭魏国时，把孔氏迁到南阳，孔氏大力经营铁器铸造，规划农田水利，带着车队游历诸侯国，趁机沟通商贾贸易，有游闲公子的名声。但他赚到的钱多于花掉的本钱，比那些吝啬的人赚得多，家业达到几千金，所以南阳经商的人都效仿孔氏的雍容大方。

鲁国的风俗向来节俭，而丙氏尤其突出，他以铸造铁器起家，财富达到亿万。但是家中从父兄到子弟都约定，弯腰要捡些东西，抬头要拿些什么，放贷、经商遍及郡国。邹、鲁一带的人因为受到丙氏的影响，大多抛弃文学而去经商。

齐国的风俗轻视奴隶，刀间却喜欢看重奴隶。凶悍狡诈的奴隶，是人们都忧虑的，只有刀间敢收留，让他们经营鱼盐商贾，谋取利益，有的带着车队去结交郡守国相，而刀间更加信任他们，最终依靠他们的力量，家业达到几千万。所以说“与其出外谋求官爵，倒不如在刀家做奴仆”，说的是刀间能让豪奴自己富裕起来，而让他们竭尽全力。刀间衰落后，到了成帝、哀帝在位时，临淄姓伟的资产达到五千万。

周人本来就很节俭，而师史尤其厉害，出动上百辆车，到郡国去经商，没有哪里不到的。洛阳处在齐、秦、楚、赵的中心，富裕人家互相夸耀自己在外长久经商，经过洛阳也不进家门。因为用了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达到上亿家产。

师史衰落后，到成帝、哀帝、王莽在位时，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家产也有上亿。王莽都任命他们为纳言士，想效法武帝，但是不能得到他们的利益。

宣曲县任氏，他们的祖先是督道地方管理仓库的小吏。秦朝败亡时，豪杰争着夺取金玉，只有任氏把仓库的粮食藏起来。楚、汉在荥阳相争，百姓不能耕种，一石米卖到一万钱，而豪杰的金玉都到了任氏手中，任氏因此发家致富。富人奢侈，而任氏降低身份努力耕田放牧。人们争着买便宜的东西，任氏却只买又贵又好的，财富延续了好几代。但是任氏家族约定，不是自家耕种放牧所生产的东西不吃也不穿，公事不完成就不能饮酒吃肉。因此成为闾里的表率，所以富裕并得到君主的重视。

开辟边塞时，只有桥桃的财产达到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一万只、粟上万钟。

吴、楚叛军兴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跟从大军出兵，向放债的人借高利贷，放债的人认为关东的战事胜负未定，没有人肯借。只有毋盐氏拿出千金贷给他们，收取十倍的利息。三个月后，吴、楚的战乱平定。一年之中，毋盐氏获得了十倍的利息，因此富甲关中。

关中的富商大贾，大抵都是姓田的，田墙、田兰最富有。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也有亿万资产。前面这些富人衰落后，从元帝、成帝到王莽在位时，京师的富人有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卖丹的王君房，卖豆豉的樊少翁、王孙大卿，都是天下家产富裕的。樊嘉有五千万，其余都有亿万了。王孙卿拿出钱财供养士人，与英雄豪杰交往，王莽任命他为京司市师，就是西汉的司东市令。

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的富人。其他郡国的富民兼营多种产业、专享利润，以通过贿赂，在乡里取得显赫名声的，多得难以计数。所以秦杨因为有大片农田而富甲一州，翁伯因为卖油脂而成为县邑首富，张氏因为卖酱而生活奢侈，质氏因为磨刀而列鼎吃饭，浊氏因为卖肉干而能带着车队往来，张里因为治马而打钟奏乐，这都超越了法度。但他们通常还是固守自己的事业，积累利润，逐渐发家致富。至于蜀人卓氏、宛人孔氏、齐人刀间，他们公然独占山川、铜铁、鱼盐交易的收入，运算筹划，往上与王者争利，往下专擅百姓的产业，都陷入了违法、奢侈、僭越的恶事中。更何况那些通过盗墓、赌博、抢劫、犯法而致富的，比如曲叔、稽发、雍乐成这类人，他们仍然与一般人并列，这是败坏风俗，损伤教化，导致大乱之道啊。

原 文(www.daowen.com)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橛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此之谓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裋褐不完，唅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繇法度之无限也。故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云。

昔粤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见矣。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推此类而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遂报强吴，刷会稽之耻。范蠡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国，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名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产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间三致千金，而再散分与贫友昆弟。后年衰老，听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称陶朱。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卫，发贮鬻财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而颜渊箪食瓢饮，在于陋巷。子赣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然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赣，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意则屡中。”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也。”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顿用盬盐起，邯郸郭纵以铸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蠃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人不敢犯。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而更繇租赋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波，山居千章之萩。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儋，屠牛、羊、彘千皮，谷籴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漆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噭千，牛千足，羊、彘千双，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糵曲盐豉千合，鲐千斤，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种，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诸迁虏少有余财，急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崏山之下沃野，下有踆鸱，至死不饥。民工作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憙，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魋结民，富埒卓氏。

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灭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田，连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孅啬，家致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丙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弟约，俯有拾，卬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数千万。故曰“宁爵无刀”，言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也。刀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

周人既孅，而师史尤甚，转毂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贾，过邑不入门。设用此等，故师史能致十千万。

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时，洛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莽皆以为纳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桀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桀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节为力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桃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粟以万钟计。

吴、楚兵之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子钱家，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毋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毋盐氏息十倍，用此富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氐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而隃侈，质氏以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钟，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业，积累赢利，渐有所起。至于蜀卓，宛孔，齐之刀间，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发、雍乐成之徒，犹复齿列，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