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元王刘交，字游，是高祖的同父小弟。喜好读书，多才多艺。年少时曾经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一起向浮丘伯学习《诗经》。浮丘伯，是孙卿荀况的门人。到了秦代焚书时，就各自告别离去。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是刘伯，老二是刘仲，刘伯很早就去世了。高祖做了沛公后，景驹自立为楚王。高祖派刘仲与审食其留下侍奉太上皇，刘交与萧何、曹参等人一同跟随高祖去拜见景驹，遇到项梁，共同拥立楚怀王。接着向西攻打南阳，进入武关，在蓝田与秦军交战。到达霸上，封刘交为文信君，跟着进入蜀汉，回来又平定三秦，杀了项籍。高祖即帝位，刘交与卢绾时常侍奉皇上，出入高祖的卧室内，传达各种内事密谋的话语。而皇上的堂兄刘贾屡次另外带兵作战。

汉六年，废黜了楚王韩信后，把楚地分为两国，立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统辖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个县，因为他们以前有功劳。后来封二哥刘仲为代王，长子刘肥为齐王。

当初，高祖微贱时，时常避难，时时与宾客一起到大嫂家吃饭。大嫂厌恶小叔与客人到来，假装说汤羹吃完了，用勺子刮锅，客人因此都走了。后来高祖看到锅中有羹汤，于是就怨恨大嫂。等到立了齐王、代王，而刘伯的儿子唯独没有封侯。太上皇为他说话，高祖说：“我不敢忘了封他，只是因为他的母亲不忠厚。”七年十月，封刘伯的儿子刘信为羹颉侯。

楚元王到了楚国后，任命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派儿子郢客与申公一起完成学业。文帝时，听说申公研究《诗经》最精通，就任命他为博士。元王喜好《诗经》，每个儿子都读《诗经》，申公开始为《诗经》作传，称为《鲁诗》。元王也编次《诗经》传文，称为《元王诗》，世人或许还有留存。

高后时，任命元王的儿子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在位二十三年后去世，太子刘辟非先前已经去世，文帝就让宗正上邳侯郢客继承王位，就是楚夷王。申公担任博士，失了官职，随郢客回到楚国，又被任命为中大夫。夷王在位四年后去世，儿子刘戊继承王位。文帝尊宠楚元王，元王的儿子出生，封的爵位与皇子相同。景帝即位，因为亲近亲族的关系封楚元王宠爱的五个儿子：儿子刘礼为平陆侯，刘富为休侯，刘岁为沈犹侯，刘艺为宛朐侯，刘调为棘乐侯。

当初，楚元王恭敬礼待申公等人，穆生不喜欢喝酒，元王每次设置酒宴，时常为穆生准备甜酒。等到楚王刘戊即位，开始时还经常准备，到后来就忘记安排了。穆生回去说：“可以离开了！不为我准备甜酒，大王的内心就懈怠轻视我。如不离开，楚人就要把我押到集市上了。”假称生病卧床。申公、白生勉强让他起来说：“你难道不顾念先王的仁德吗？现在大王只是一时失了小礼，哪里值得到这种地步！”穆生说：“《易经》上说‘知道征兆的大概是神吧！征兆是行动的隐微现象，吉凶的预先表现。君子看到征兆就行动，不会等到最后一刻’。先王之所以礼待我们三人，是因为大道存在的缘故啊；现在大王忽视我们，这是忘记了大道啊。忘记大道的人，怎么能与他长久相处！难道只是为了这小小的礼节吗？”于是称病辞去。只有申公、白生留下。

楚王刘戊逐渐淫乱暴虐起来，二十年，因为在给薄太后服丧时私下通奸，被削减了东海、薛郡，于是与吴国暗中通谋。申公、白生两人劝谏，楚王不听，罚了他们胥靡之刑，让他们穿上赭衣，举着杵臼在集市上正身舂米。休侯派人去劝谏楚王，楚王说：“叔父不和我一起，我起事后，最先取叔父的性命。”休侯害怕，就与母亲太夫人奔逃到京师。二十一年春季，也就是景帝三年，削减封地的诏书送到楚国，楚王于是响应吴王谋反。相国张尚、太傅赵夷吾劝谏，楚王不听。就杀了张尚、赵夷吾，起兵会合吴国军队向西攻打梁国，攻破了棘壁，到达昌邑南面，与汉朝将军周亚夫交战。汉军截断吴、楚两军的粮道，士兵饥饿，吴王逃跑，刘戊自杀，军队就投降了汉朝。

汉朝已经平定了吴、楚的叛乱，景帝就立宗正平陆侯刘礼为楚王，继承楚元王的后嗣，就是楚文王。在位四年去世，儿子安王刘道继承王位。在位二十二年去世，儿子襄王刘注继承王位。在位十四年去世，儿子节王刘纯继承王位。在位十六年去世，儿子刘延寿继承王位。宣帝即位，刘延寿认为广陵王刘胥是武帝的儿子，天下有变动一定会被拥立，暗中想要依附辅助他，所以为他王后的同母弟弟赵何齐娶广陵王的女儿为妻。刘延寿与赵何齐谋划说：“我与广陵王相结交，如果天下不安定，我们发兵帮助他，让广陵王立为皇帝，何齐你娶了公主，就可以封侯了。”于是派赵何齐拿着书信送给广陵王说：“希望您增加耳目，不要在争夺天下时落后。”赵何齐的父亲赵长年上书告发这件事。事情交给主管官员处理，考查验证，赵何齐认罪屈服，刘延寿自杀。刘延寿在位三十二年，封国被废除。

当初，休侯刘富逃到京师后，楚王刘戊谋反，刘富等人都连坐被免除侯爵，削去属籍。后来听说他几次劝谏刘戊，才改封为红侯。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戚关系，害怕山东的贼寇，请求留在京师，下诏允许了，刘富的儿子辟彊等四人供养她，在朝廷任职。太夫人去世，赐予坟地，葬在灵户。刘富传国到曾孙，曾孙没有儿子，封国就断绝了。

刘辟彊，字少卿，也喜好读《诗经》，能写文章。武帝时，因为宗室子弟的身份随着二千石官吏论说政事，是各宗室之首。为人清静寡欲，时常看书自娱，不肯做官。昭帝即位，有人对大将军霍光说：“将军没看见诸吕的事情吗？处在伊尹、周公的地位上，摄政专权，却背弃宗室，不和他们一起担任职务，因此天下人不信任，最后到了灭亡的地步。现在将军您处在高位上，皇帝年纪很轻，应该广纳宗室，再多与大臣一同做事，与诸吕的行为相反，像这样就可以免除祸患了。”霍光认为他说得对，就选择宗室中可用的人。辟彊的儿子刘德在丞相府待诏，年纪三十多岁，霍光想用他。有人说他父亲还在，也是先帝所宠爱的。于是拜刘辟彊为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当时他年纪已经八十了。迁为宗正，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刘德，字路叔，修习黄老道术，有智谋。年少时多次谈论政事，被召见到甘泉宫，武帝称他是“千里驹”。昭帝初年，担任宗正丞，参与处理刘泽的案件。因为父亲任宗正，就迁为大鸿胪丞，转任太中大夫，后来又担任宗正，参与查问上官氏、盖主的事情。刘德时常抱着《老子》“知足”的想法。妻子死后，大将军霍光想把女儿嫁给他，刘德不敢娶，害怕荣耀太满。盖长公主的孙子谭拦住刘德申述盖主的事情，刘德屡次用公主的起居不够检点来指责他。侍御史认为霍光怨恨刘德不肯娶自己的女儿，就秉承霍光的意思弹劾上奏刘德诽谤诏狱，刘德被免职为平民，隐居山林。霍光听说后非常遗憾，又上奏召刘德担任青州刺史。一年多，又担任宗正，参与拥立宣帝，因为参与决定拥立宣帝的策略而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地节年间，因为亲近亲族、行为谨慎敦厚被封为阳城侯。儿子刘安民担任郎中右曹，宗室家族因为刘德而做官宿卫的有二十多人。

刘德为人宽厚，喜好广施仁德，每次办理京兆尹的事，多为罪人平反。家产超过百万，就用来接济兄弟，供宾客饮食，他说：“富有，是百姓怨恨的。”刘德在位十一年，儿子刘向因为铸造假黄金，应当伏法，刘德上书辩解罪过。恰好赶上他去世，大鸿胪上奏刘德为儿子辩解罪过，失了大臣的体面，不应该赐给谥号、选立后嗣。诏令说：“赐给谥号为缪侯，为他立后嗣。”传到孙子刘庆忌时，又担任宗正、太常。刘庆忌去世后，儿子刘岑继承爵位，担任诸曹中郎将，位列校尉，官至太常。刘岑去世后，传给儿子，到王莽失败时，就断绝了。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十二岁时，因为父亲刘德的恩荫而担任辇郎。行了冠礼后，因为行为整饬而被提拔为谏大夫。当时，宣帝遵循武帝以前的做法，招选有名的儒生贤才在自己身边。更生因为通达，能写文章，与王褒、张子侨等人一同进见应对，献上赋颂总共几十篇。皇上又开始信奉神仙方术的事情，而淮南王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上说到神仙派鬼怪制造黄金的道术，以及邹衍重道延长性命的方术，世人没有见过，而更生的父亲刘德在武帝时办理淮南王一案时得到了这本书。更生年幼时读诵这本书，认为很奇妙，献给皇上，说黄金可以制成。皇上命令他主管尚方铸造黄金的事情，他花费了很多，方术却不灵验。皇上就把更生交给下级官吏，官吏弹劾更生铸造假黄金，按律应当处死。更生的兄长阳城侯刘安民上书，愿意上缴国内一半的户口，来免除更生的罪过。皇上也认为更生的才能奇特，以逾冬减死论处。当时刚好赶上开始把《谷梁春秋》立为学官，征召更生学习《谷梁春秋》，在石渠讲论《五经》。又拜更生为郎中、给事黄门，转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元帝即位初期，太傅萧望之担任前将军，少傅周堪担任诸吏光禄大夫，都领尚书事，很受尊敬与信任。更生年纪比萧望之、周堪小，但二人都看重他，推荐更生是忠直的宗室，通晓经学，有好的品行，提拔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担任皇帝左右拾遗。四人同心辅佐朝政，忧虑外戚许氏、史氏在官位上行为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卖弄权势。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商议，想要上奏罢黜他们。还没上奏就泄露了消息，于是就被许氏、史氏及弘恭、石显中伤诬告，周堪、刘更生被关进监狱，和萧望之都被免去官职。这些内容记载在《望之传》中。这年春季发生地震，夏季，客星出现在昴星、卷舌星之间。皇上有所感悟，下诏赐萧望之关内侯的爵位，任奉朝请。秋季，征召周堪、刘向，想任命他们为谏大夫，弘恭、石显上奏都任命为中郎。冬季，又发生地震。当时弘恭、石显、许氏、史氏子弟侍中诸曹，都对萧望之等人感到愤恨，刘更生非常害怕，就让他的外亲上书有非常之事，说：

我私下听说以前的前将军萧望之等人，都是忠正无私的，想要达到天下大治，却得罪了贵戚尚书。现在路人都盼望着萧望之等人能够重新恢复职务，但又担心他们又要被诋毁中伤，必定会说曾经有过错的臣子不应该再被任用，这是非常不对的。我听说春秋时候地震，是因为在位执政的人太强盛，不是因为萧望之等三人而震动，这也已经很明白了。况且从前高皇帝在位时，季布犯了罪，到了灭族的地步，后来赦免被任为将军，高后、孝文时最终成为名臣。孝武帝时，兒宽犯了重罪被关进监狱，按道侯韩说劝谏说：“从前吾丘寿王死了，陛下到现在都觉得遗憾；现在杀了兒宽，以后又会非常遗憾了！”皇上被他的话说动，就赦免了兒宽，又任用他，官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中没有比得上兒宽的。另外董仲舒因为私下写了灾异书而获罪，主父偃上奏这件事，交给下级官吏，罪名至于不道的地步，幸好蒙恩没有被杀，又被任为太中大夫、胶西相，因为年老生病而免职回乡。汉朝有想更改制度的事，时常下诏询问他。董仲舒是世上的儒学宗师，参与审定制度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时，夏侯胜因为诽谤被关进监狱三年，免职为平民。宣帝又任用夏侯胜，官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因为敢于直言而闻名，天下人都赞美他。像这样的一些大臣，大多与此类似，难以一个个记述。有过错的臣子，不辜负国家，有益于天下，从这四个臣子身上，就足以看到了。

之前弘恭上奏萧望之等人的案件判决，三月，就发生了大地震。弘恭移书称病离开朝廷，后来又主管事务，天气阴沉而下雪。由此说来，地震大概是因为弘恭等人。

我愚认为应该斥退弘恭、石显来彰明掩盖善行的惩罚，重新启用萧望之等人来通达贤人的道路。像这样，那太平的大门就敞开，灾异的源头就堵塞了。

上书上奏后，弘恭、石显怀疑是刘更生所写，禀告请求考查奸邪。果然招认，于是逮捕更生关进监狱，下交给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一同参与拷问。弹劾上奏刘更生之前担任九卿，因为与萧望之、周堪密谋排挤车骑将军史高、许氏、史氏做侍中的人而获罪，诋毁离间亲戚，想要斥退他们，而独自专权。作为臣子不忠诚，侥幸没有被杀，又蒙恩征召任用，不悔恨以前的过错，却教唆别人上书说有非常之事，诬陷诋毁不仁道。刘更生因此被免职为平民。而萧望之也因为让儿子上书为自己从前的事情鸣冤，弘恭、石显禀告皇上下令让他到狱中应对。萧望之自杀。天子非常痛惜悔恨，就提拔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担任光禄大夫、给事中，很受信任。弘恭、石显很忌惮，屡次中伤诋毁他们。刘更生见周堪、张猛在位，希望自己再被元帝启用，害怕他们倾覆，就上奏密封文书劝谏说：

我之前侥幸因为骨肉恩荫而任九卿，奉行法度不够谨慎，于是又蒙受恩典。私下见到灾异一同出现，天地失去常态，征兆表象是因为国家。想最终不说话，但想到忠臣即使处在田野，还是不能忘记君王，这是忠诚大义。况且又加上骨肉亲情，再加上旧恩还没报答！想竭尽我的诚心，又担心越过职权，但是想到两次恩德还没报答，忠臣大义，如果能说出心中的想法，然后退回田野，死了也没有可悔恨的了。

我听说舜任命九官时，众人互相推让，和睦到极点。众多贤人在朝中和睦相处，那万物就在田野上和谐共存。所以箫管九次吹奏《韶》曲，凤凰飞来；击打钟磬，百兽都来起舞。四海之内，没有不和乐安定的。等到了周文王时，在西郊开辟基业，聚集众多贤人，没有不恭敬祥和的。崇尚推让的风气，来消除争斗诉讼。周文王去世后，周公思慕文王，歌咏文王的仁德，《诗经》上说：“庄严而清静的宗庙，有名望的公卿都来助祭；众多的士人，都秉承文王的美德。”在那个时候，周武王、周公相继为政，朝臣在内和睦，万国在外欢愉，所以都能得到他们的欢心，来侍奉先祖。《诗经》上说：“客人和悦舒畅，到来严肃恭敬。诸侯公卿来助祭，天子仪容很端庄。”说的是四方都因为和睦而来。诸侯在下和睦，天帝在上报应，所以《周颂》上说“降福很多”，又说“给我厘”。厘，就是麦子，最早从天上降下。这都是用和来达到和，获得上天佑助。

往后到周幽王、周厉王在位时，朝廷不和睦，大臣互相非议埋怨，诗人痛心而忧虑，说：“百姓不做善事，互相埋怨，各守一方。”众多小人在位顺从邪议，朋比结党而背弃君子，所以《诗经》中说“朋比结党，互相诋毁，多么悲哀！谋划好事，就全部违背；谋划不好的事，就全部依从！”君子独处而坚守正义，不被众多歪曲的事情所屈服，勉力从事政事，却反而被憎恨诬陷，所以《诗经》上说：“勤勉做事，不敢说辛劳，没有罪过，却被众人诬陷！”在那个时候，日月互相侵蚀而没有光亮，《诗经》上说：“初一辛卯日，发生日食，是多么丑恶！”又说：“那月亮隐微，这太阳昏暗，现在这些百姓，是多么悲哀！”又说：“日月预示灾祸，不行常道；四国政治无序，不用贤良！”天变显现在上，地变震动在下，水泉沸腾，山谷变迁。《诗经》上说：“百川沸腾，山丘崩塌，高岸成为低谷，深谷成为山峰。哀伤现在的人，何曾不受惩戒！”霜降失去规律，不按照时节出现，《诗经》上说：“正月多霜，我心中忧伤；人们的假话，也太厉害了！”说的是人们把对的当作错的，人数非常众多。这都是不和睦，贤人与不贤的人位置错乱所导致的。

从这以后，天下大乱，篡位、谋杀、灾殃与祸患一同兴起，周厉王逃到彘，周幽王被杀。到了周平王末年，就是鲁隐公开始即位时，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睦，逃到鲁国，而《春秋》为了避讳，不说逃跑，伤心祸殃就从此开始了。这以后尹氏世代公卿独自专权，诸侯背叛而不去朝见周天子，周王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发生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塌两次，彗星出现三次，夜里恒星没有出现，半夜星星像雨一样陨落一次，火灾十四次。长狄进入三个国家，陨石坠落五次，六只倒着飞，麋很多，有蜮、蜚，鸲鹆来筑巢，都出现一次。白昼天黑，树木冰封，李子、梅子冬天结果。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冻死豆类。下大冰雹。雨雪雷霆没有次序，同时出现。水灾、旱灾、饥荒、蝝、螽、螟等虫灾一同兴起。在那个时候，祸乱总是相应出现，弑杀君主三十六次，亡国出现五十二次，诸侯逃亡，不能保有自己国家的，数不胜数。周王室多有灾祸：晋国在贸戎打败它的军队；讨伐它的郊野；郑国伤了周桓王；戎人抓了它的使者；卫侯朔征召不来，齐国违背命令而帮助朔；五大夫争夺权势，三个君主轮换即位，没有人能整治。于是到了衰落而不能复兴。

由此看来，和睦之气导致吉祥，乖离之气导致灾异；吉祥多的国家安宁，灾异多的国家危亡，这是天地的常理，古今的通义。现在陛下开创三代基业，招揽文学贤士，宽容待人，致使各路贤士齐头并进。现在贤德与不贤德的人混淆在一起，黑白不分，奸邪和正义杂糅，忠臣和奸臣一同晋用。奏章交呈公车，犯人充满北军。朝臣想法不同，各自违背，互相诬陷，颠倒是非。传授意图，增加罪过，文书纷乱，前后不一，毁誉混杂。用来迷惑您的耳目，转变您的心志，这种情况不胜枚举。分营勾结，经常结为党羽，要同心陷害正直的大臣。正直的大臣被进用，这是国家安定的表现；正直的大臣被陷害，是国家混乱的征兆。在这治乱交错的时候，不知道任用谁，而灾异屡次显现，这是我所寒心的。借助权势的人，子弟在朝中聚集，暗中依附他们的羽翼很多，都汇聚在您面前，他们的诋毁或赞誉一定会被采用，最终因为乖离而产生灾祸。因此日月没有光亮，夏天降下雪霜，海水沸腾上涌，山陵与低谷变迁，星辰运行失去规律，都是怨气所导致的。遵照周朝衰亡的轨迹，依循诗人所讥刺的现象，而想要成就太平盛世，达成《雅》《颂》中赞美的功业，就像倒着走却想要赶上前面的人一样。初元以来六年了，考察《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没有像现在这么频繁发生的。有《春秋》的灾异，没有孔子的救助，还不能解除纷乱，何况比《春秋》中更严重呢？

推究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谗人、奸邪一同当道。谗人、奸邪之所以一同当道，是由于皇上疑心太重，已经任用贤人推行善政了，有的人如果诬陷他们，那贤人就被斥退而善政也就取消了。抱着狐疑之心的人，就会招来谗人、奸贼的进言；心怀不果断的想法，就会打开奸邪兴盛的门径。谗人、奸邪得势，那贤人们就会被斥退，小人们兴盛，那正直的士人就消弭。所以《易经》上有“否”卦和“泰”卦。小人之道滋长，君子之道消减；君子之道消减，国政就日益混乱，所以是“否”。否，是闭塞而混乱。君子之道滋长，小人之道消减；小人之道消减，政事就日益获得治理，所以是“泰”。泰，是通达而安定。《诗经》上又说“雨雪纷纷，到了无云日出时，就都消逝了”，与《易经》上说的意思相同。从前鲧、共工、兜与舜、禹一同处在尧在位时，周公与管叔、蔡叔一同在周朝供职。在那个时候，他们轮流进言，互相诋毁，流言诽谤，哪里可以说得完！尧帝、周成王能重用舜、禹、周公而罢斥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达到了太平，荣华到现在都不衰败。孔子与季孙、孟孙一同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一起在秦国供职，鲁定公、秦始皇重用季孙、孟孙、李斯而罢斥孔子、叔孙，所以国家非常混乱，到现在还蒙受污辱。所以治乱荣辱的开端，在于所信任的人；信任的人已经贤德了，在于坚定不移。《诗经》上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随便转移”，说的是守善诚笃。《易经》上说“像挥汗一样大发号令”，说的是发出的号令像汗，汗出了就不能返回。现在发出善令，还没过季就收回了，这是收回已经出的汗；任用贤人还不到三旬就斥退了，这是转移石头。《论语》上说：“看到不好的事情就像手伸进沸水中。”现在二府上奏谗佞的人不应在官位上，过了好几年也不斥退。所以发出命令就像收回已出的汗，任用贤人就像转动石头，斥退奸佞就像拔除大山，像这样却希望阴阳协调，不也太难了吗！

因此小人们窥见空隙，就修饰文字，花言巧语，诋毁别人，制造流言，在民间喧闹。所以《诗经》上说：“内心忧愁，恼怒小人们。”小人成群，实在可恨。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赞，没有结成朋党；禹、稷与皋陶互相引荐，不会朋比勾结。为什么？因为他们忠诚为国，没有奸邪的心思。所以贤人在上位，就会吸引同类聚集到朝廷上，《易经》上说“飞龙在天，大人聚集”；贤人在下位，志同道合的人相聚，为国家举荐人才，《易经》上说“拔出茅草会牵着它的同类，做事吉利”。贤人在上引荐同类，在下就推举同类，所以汤任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贤人们就到来，同类互相招致的缘故。现在奸邪与贤臣一同处在朝廷上，联合党羽共同谋划，违背善行而依从邪恶，勾结诬陷，经常说些危险之言，想要转变君主的想法。如果不经意地任用他们，这就是天地之所以事先告诫，灾异之所以再次到来的原因。

自古圣明的君主，没有不诛杀奸人而达到盛世的，所以舜有放逐四凶的惩罚，而孔子有在两观施行的诛杀，之后圣明教化才可以推行。现在凭借陛下您的圣明智慧，如果真的能深切思考天地的意图，考察在两观施行的诛杀痕迹，查看“否”“泰”的卦象，阅读关于雨雪的诗，选择周、唐所选用贤人的法度，推究秦、鲁之所以消逝的原因当作警戒，考察祥瑞感应的福泽，反思灾异发生的祸端，来测度当世的变故，流放远离奸邪的朋党，破坏拆散险恶的小人群体，关闭邪曲进入的门径，广开正义到来的道路，决断狐疑的事情，分辨犹豫的情况，使是非能够清楚明白地让人知晓，那各种灾异就会消失了，各种祥瑞会一同到来，这是太平的基础，万代的福利啊。

我有幸得以托身作为皇帝的亲族，确实见到阴阳不协调的情况，不敢不把自己知道的通报给陛下。我私下推究《春秋》中记载的灾异，来救助现在的一两件事情，分条列举原因，不适宜泄露出去。我谨慎地密封冒死上奏。

弘恭、石显看到他的上书，更加与许氏、史氏勾结而怨恨刘更生等人。周堪性格公正廉直，看到自己被孤立，就正直行事而不委屈迎合。这年夏季天气寒冷，太阳青色而没有光亮，弘恭、石显及许氏、史氏都上奏说周堪、张猛行事的错处。皇上内心看重周堪，又苦于众人言辞的浸润，不知道该信任谁。当时长安令杨兴因为有才受到宠信，时常称赞周堪。皇上想让他帮助自己做决定，就诏见杨兴问道：“朝臣嫉恨不赞同光禄勋，为什么？”杨兴是个擅长投机取巧的人，认为皇上怀疑周堪，就顺从皇帝的想法指责周堪说：“周堪不仅在朝廷上不被人赞同，在州里也不被人赞同。我看见众人听说周堪以前与刘更生等人谋划陷害陛下的骨肉亲人，认为应该诛杀，所以我之前说周堪不能诛杀，是为国家养恩。”皇上说：“既然这样，他们是犯了什么罪而要诛杀？现在应该怎么办？”杨兴说：“我愚笨，认为可以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三百户食邑，不要让他主管事务。英明的君主不会丧失师傅的恩情，这是最好的策略。”皇上于是起了疑心。正赶上城门校尉诸葛丰也说周堪、张猛的短处，皇上于是趁机发怒罢免了诸葛丰。这件事记载在他的传中。又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没有忠贞的表现，我怜悯他们没有治罪，又爱惜他们的才能还没有发挥作用，就迁周堪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令。”

弘显等人专权日渐严重。三年多以后，孝宣庙阙发生火灾，那个月末，发生日食。于是皇上召见几个之前说日食在于周堪、张猛的人责问，他们都叩头谢罪。于是下诏说：“河东太守周堪，先帝认为他贤德，下令让他辅佐我。他的品质美好，道术通达，论议正直，持有恒心，发奋振作，内心至诚，确实有为国担忧的想法。因为他不能迎合权贵，孤单无助，被压制而斥退，最终不能昌明。从前臣子们见到灾异，不致力于修养自身，深思其中的缘故，反而愚昧地谈论天灾，把责任推给这个人。我没有办法，外放而试验他们，来彰显他们的才能。周堪被外放之后，大灾异还是到来，众人也都沉默了。周堪治理地方不满一年，而三老、官属和有识之士都赞美他的德行，使者经过郡县，没有人不称赞。这本来就足以彰显先帝知人善任，而我自己也明白了。俗人于是制造事端，非议诋毁，假借一些难以说清的天象无事生非，让可以讲清楚的问题变得扑朔迷离，想要陷害他，我也不会再受他们欺骗。我迫于世俗，不能专心，之前上天显现大灾异，我非常害怕。现在周堪年纪衰老，恐怕不能为自己申辩，被别人排挤，将怎么办呢？征召周堪到皇帝所在的地方。”拜为光禄大夫，俸禄为中二千石，领尚书事。张猛又为太中大夫给事中。石显主管尚书事务，五个尚书都是他的党羽。周堪很少能见到皇上，时常通过石显禀告事务，事情经过石显之口来决断。赶上周堪得了哑病，不能说话就去世了。石显诬陷张猛，让他在公车自杀。刘更生觉得伤感，就写了《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总共八篇，依附古事作比喻，哀悼自己及同类。于是被废弃十多年。

成帝即位，石显等人伏法，刘更生才又被重新启用，改名为向。刘向因为以前九卿的身份被征召任命为中郎，派他领护三辅都水。屡次上奏密封奏疏，升迁为光禄大夫。当时，皇帝的大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主持国政，倚仗太后，专擅国权，兄弟七人都封为列侯。当时屡次发生大灾异，刘向认为是外戚太过兴盛，王凤兄弟主掌国事的罪过。而皇上正精心研究《诗经》《尚书》，阅读古文，诏令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刘向见到《尚书·洪范》，上面记载箕子为周武王陈述五行阴阳福祸的征兆应验。刘向就集合上古以来经春秋六国到秦、汉时期符瑞灾异的记载，推究事情的经过，加上对祸福的解释，写明占卜应验，按照类别排列，各有条目，总共十一篇，称为《洪范五行传论》，上奏给皇帝。天子内心知道刘向忠诚，所以因为王凤兄弟而写了这些议论，但是终究不能夺了王氏的权力。

过了很久，几年也没有完成营建昌陵，又回归到延陵，规格制度过于奢侈。刘向上疏劝谏说：

我听说《易经》上记载：“安全时不忘记危险，存在时不忘记灭亡，因此自身安宁而国家可以保存。”所以贤圣的君主，广泛观察结局与开始，深入了解事理，而是非分明。君王一定要通晓三统，明白天命所授予的人非常广博，不是只有一姓。孔子讲论《诗经》，说到“殷商的士人美好聪明，在京师举行灌酒助祭”，长叹一口气说：“天命真伟大啊！善不可以不传给子孙，这是因为富贵无常；不像这样做，那君王公卿为什么要警戒小心，百姓为什么要劝导勉励？”大概是感伤微子在周朝任职，而痛惜殷商灭亡啊。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明，也不能教化丹朱那样的儿子；即使有禹、汤的仁德，也不能训诫作为末代子孙的桀、纣。从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从前高皇帝灭了秦国后，将要在洛阳定都，感悟刘敬的话，自认为德行比不上周朝，但比秦朝好，于是把都城迁到关中，依附周朝的美德，沿用秦朝的险阻。世道长短，以德行作为验证，所以时常战栗害怕，不敢避讳灭亡。孔子所说的“富贵无常”，大概指的是这个道理。

孝文皇帝站在霸陵上，北面临水，内心凄怆悲凉，回头对群臣说：“哎！用北山的石头做椁，斩断纻絮放在里面，上好漆，哪里还能动摇它！”张释之进言说：“如果其中有别人想要的东西，即使坚固如同南山还是会有缝隙的；如果其中没有别人想要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值得忧伤的？”死亡是没有终极的，但国家有兴废，所以张释之的话，是为无穷的后事做打算。孝文皇帝受到感悟，就采用薄葬，不建造陵寝。

《易经》上说：“古时候安葬死者，用薪柴厚厚地覆盖，藏在原野中，不建造坟头、不种树。后代圣人改用棺椁。”棺椁的制作，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坟头都很小，葬具非常微薄。舜葬在苍梧，两个妃子没有随葬。禹葬在会稽，不改变万物的序列。殷汤没有葬地。周文王、武王、周公葬在毕，秦穆公葬在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在武库，都没有坟头。这是圣明的帝王、贤德的君主、智慧的士人考虑到长远无穷的计策。他们的贤臣、孝子也遵从遗命薄葬他们，这确实是侍奉安定君父，忠诚孝敬的极致啊。

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安葬兄长非常微薄。孔子把母亲葬在防，称述古时候修墓而不起坟头，说：“我孔丘，是东西南北到处游历的人，不能不做个标记。”就建了四尺高的坟头，遇到下雨而崩塌。弟子整修后告诉孔子，孔子流着眼泪说：“我听闻，古代的人不修墓。”大概是批评他们。延陵季子到了齐国而返回，他的儿子去世，葬在嬴地与博地之间，挖地不到泉水涌出的深度，用当时穿的衣服入殓，修建坟墓掩盖墓坑，高度可以没肘，号哭着说：“骨肉回归到土中，这是命，魂气就可以无处不在。”嬴地、博地距离吴国有一千多里，季子不把儿子送回去安葬。孔子去看了说：“延陵季子的做法符合礼法。”所以仲尼是孝子，而延陵季子是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是友弟，他们安葬君主和亲人骨肉，都很微薄；不是苟且为了节俭，实在是符合体制。宋桓司马制作石椁，仲尼说“不如快速腐烂”。秦相吕不韦聚集有智谋的士人写作《春秋》，也说了薄葬的意义，这些都是明白事理的人。

等到了吴王阖闾时，违背礼制厚葬，十多年后，越国人就掘开了他的坟墓。到了秦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严襄王五个君主，都大肆建造陵墓，埋了很多随葬品，都被发掘暴露出来，很可悲啊。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山凹处，下面封锢三泉，上面加高坟头，高度有五十多丈，周围方圆五里多；石椁作为离宫别馆，用人的油脂作为灯烛，用水银做成江海，黄金做成凫雁。埋藏的珍宝，机械的巧妙，棺椁的华丽，宫馆的盛美，说都说不尽。又杀了很多宫人，活埋了工匠，几乎有上万人。天下人苦于徭役而起来造反，骊山的工程还没完成，而周章的百万军队已经到陵墓下了。项籍烧毁他的宫室楼宇，到那里的人都去挖掘。后来牧童丢了只羊，羊进入洞穴，牧童拿着火把照明找羊，失火烧了棺椁。从古到今，丧葬形制没有像秦始皇那么盛大的，几年间，其外部遭到项籍的祸害，内部受到牧童的火烧，难道不悲哀吗！

因此仁德越厚的人葬礼越微薄，智慧越深的人葬礼越简单。没有德行缺少智慧，他的葬礼越丰厚，坟头越高大，宫庙越华丽，被挖掘得也一定越快。由此看来，明智与昏暗的效验，丧葬的吉凶，明白可见啊。周朝德行已经衰落而奢侈，周宣王贤明而振兴，改为节俭的宫室，规模小的寝庙。诗人赞美他，就是《斯干》这首诗，上章说宫室按照制度，下章说子孙众多。等到鲁严公修饰宗庙，多筑楼台苑囿，后嗣又断绝了，《春秋》讥刺他。周宣王像那样就昌盛，鲁国、秦国像这样就断绝，这就是奢侈和节俭的得失。

陛下即位，亲自奉行节俭，开始建造初陵，规模简约小巧，天下没有不称颂您贤明的。等迁到昌陵，把低处填高，积土成山，挖开百姓坟墓，总共有上万处，修建城邑，时间紧迫，花费一亿零几百万钱。死者在地下愤恨，生者在地上忧愁，怨气感发了阴阳，又加上饥荒，死亡和流亡的人有几十万，我非常忧伤。如果认为死者有灵，那挖开别人的坟墓，害处就太多了；如果死者无灵，又哪里用得着建造大墓？和贤德明智的人商议就都不高兴，让百姓看到就都觉得痛苦；如果只是为了取悦愚蠢奢侈的人，又为什么要做呢！陛下仁慈美德非常深厚，聪明通达超过世人，应该弘扬汉家的德行，推崇刘氏的美行，光大五帝、三王，但反而与暴秦的乱君竞争奢侈，比较陵墓大小，来取悦愚蠢之人的耳目，获得一时的高大美观，违背贤能智者的想法，失去万代的安宁，我私下为陛下感到羞愧。只希望陛下向上观览圣明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周公、仲尼的葬制，向下考察贤能智者秦穆公、延陵季子、樗里子、张释之的想法。孝文皇帝省去坟头实行薄葬，用节俭来安定神明，可以效仿；秦昭王、秦始皇增高山丘实行厚葬，因为奢侈而残害生者，足以作为警戒。初陵的规模，应该遵从公卿大臣的商议，来安定百姓。

上书上奏后，皇上很为刘向的话感动，但不能听从他的想法。

刘向亲眼看到习俗更加奢侈，而赵、卫之流出身微贱，超越礼制。刘向认为王教是由内到外，从近处开始。所以采录《诗经》《尚书》中所记载的贤妃贞妇，使国家振兴显达可以效仿的，以及宠妾扰乱灭亡国家的，编排成《列女传》，总共八篇，来告诫天子。接着又采录传记故事，写了《新序》《说苑》共五十篇上奏。屡次上疏谈论政治得失，陈述法则警戒。上书几十次，来帮助皇帝阅读理解，补充遗漏缺损的部分。皇上虽然不能全部采用，但是心中赞赏他的言论，时常感叹。

当时皇上没有继承人，政事由王氏掌握，灾异逐渐严重。刘向很赞赏陈汤的智谋，与他亲近友好，单独对陈汤说：“灾异到这种地步，而外戚日渐强盛，慢慢地一定会危及刘氏。我有幸得以作为同姓末族，累代蒙受汉家厚恩，身为宗室遗老，侍奉过三位君主。皇上因为我是先帝旧臣，每次进见总是施加厚礼，我如果不说，谁应该去说呢？”刘向就上奏密封奏章，极力劝谏道：

我听说君主没有不想安定的，但是时常危险；没有不想长存的，但是时常灭亡。这是因为失去驾驭臣子的方法啊。大臣掌握权柄，把持国政，没有不成为祸害的。从前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甯氏，鲁国有季孙氏、孟孙氏，常年掌管国事，世代执掌朝政。后来最终田氏取代了齐国；六卿瓜分了晋国；崔杼弑杀了君主光；孙林父、甯殖驱逐他们的君主衎，弑杀了君主剽；季孙氏在庭中表演八佾规格的舞蹈，三家用《雍》乐侑餐，一起专擅国政，最终驱逐了鲁昭公。周朝大夫尹氏主管朝政，扰乱王室，子朝、子猛相继即位，连续几年才安定。所以经上说“王室乱”，又说“尹氏杀了王子克”，太厉害了。《春秋》中列举成败，记载祸福，像这样的情况非常多，都是阴盛而阳衰，在下失去了臣子之道所导致的。所以《尚书》中说：“臣子中有作威作福的，就会损害你的家族，对你的国家不利。”孔子说“禄位离开公室，政权就被大夫掌握”，这是危亡的征兆。秦昭王的舅舅穰侯和泾阳君、叶阳君专擅国政，在上假托太后的威势，三个人的权力比昭王还重，家族比秦国富有，国家非常危险，最后凭借他们感悟了范睢的言论，而秦国再次保全。秦二世委任赵高，专权放纵，阻塞大臣进言，最终有阎乐望夷的祸患，秦国就灭亡了。这是距离现在不远的事，就是汉朝所替代的。

汉朝兴盛，诸吕无道，擅自互相尊王。吕产、吕禄凭借太后的宠信，占据将相的位置，同时掌握卫戍京师的南北军，拥有梁王、赵王的尊位，骄傲放纵没有节制，想要危害刘氏。凭借忠正的大臣绛侯、朱虚侯等人竭尽忠诚诛灭了他们，然后刘氏又能安定下来。现在王氏一姓乘坐朱轮华车的人有二十三个，青紫貂蝉充满帷帐，排坐在皇上左右。大将军主掌国事，专擅权力，五侯骄奢淫逸，僭越礼制，一同作威作福，独断专行，行为卑劣却扬言治国，想法自私却假托为公，依赖东宫的尊位，假借甥舅的亲属关系，达到威重的地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们门下，执掌机要，结党营私。称赞他们的就被提拔重用，违背怨恨他们的就被诛杀伤害；游谈的人帮助他们说服别人，执政的人为他们说好话。排斥宗室，孤立公族，那些有智能的人尤其被非议诋毁而不被晋用。远远地断绝宗室担任官职，不让他们供事朝廷，担心他们与自己分权；屡次提到燕王、盖主来迷惑皇上的内心，避讳吕氏、霍氏而不肯提起。在内有管叔、蔡叔谋反的想法，在外却假托周公的言论，兄弟占据重位，宗族互相勾结。从上古到秦朝、汉朝，外戚僭越尊贵没有像王氏这样厉害的。即使是周朝的皇甫、秦朝的穰侯、汉朝的武安侯、吕氏、霍氏、上官氏之流，也都比不上他们。

万物兴盛必定有不同寻常的变故事先显现出来，作为其人的细微表象。孝昭帝时，有冠山之石自立在泰山上，倒毙的柳树在上林苑重新立起。而孝宣帝即位，现在王氏在济南的先祖坟墓，梓木的柱子上长出枝叶，扶疏向上超过屋顶，树根垂直插入地中，即使是冠山石自立、柳树再生，也不能比这种现象更明显了。事势不能两者同大，王氏与刘氏也将要不能并立，如果在下位的有泰山那样的安稳，那在上位的就有累卵一样的危难。陛下作为刘氏的子孙，守护宗庙，而让国运皇位转移到外戚手上，自己降为差役，纵使不为了自身，那宗庙又该怎么办呢！妇人以夫家为内，以父母家为外，这也不是皇太后的福泽。孝宣皇帝不给舅舅平昌侯、乐昌侯权力，是为了让他们安全。

明智的人在无形中产生福泽，在没开始时消除祸患。应该发布明确的诏令，发出德音，援引宗室，亲近并信任他们，废黜远离外戚，不要把国政交给他们，都罢免他们，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府第中，来效仿先帝的做法，优厚地安抚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确实是东宫的意愿，外戚的福泽啊。王氏长存，保全爵位俸禄，刘氏长安，不失去社稷，这是使内外两姓和睦，子孙无限的方法。如果不推行这条计策，田氏就会在现在重现，六卿必定会在汉朝兴起，成为后代的忧患，这是清楚明白的，不能不深切图谋，不能不早早考虑。《易经》上说：“君主不谨慎，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谨慎，就会失去自身；机密的事情不谨慎，就会有害于成功。”只有陛下深切思考，周密审查机密的事情，观览往事的教训，来折中事理取得信任，获得万世长安，来保存宗庙，长久侍奉皇太后，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上书上奏后，天子召见刘向，为他的想法叹息悲伤，对他说：“您暂且停止吧，我将考虑考虑。”任命刘向为中垒校尉。

刘向为人平易近人而没有威仪，廉洁清静喜好道法，不和世俗交接，专心一致研究经术，白天诵读书传，晚上观察星宿，有时候不睡直到天亮。元延年间，东井出现彗星，蜀郡岷山崩塌堵塞长江。刘向认为这些灾异不好，记载在《五行志》上。愁怀不能纾解，又上奏。奏疏上说：

我听闻舜帝告诫伯禹，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像殷王纣。《诗经》上说：“殷商的教训不远，在夏后时代”，也说的是商汤把桀作为警戒。圣明帝王时常用败乱来告诫自己，不避开废兴之事，所以臣子敢于极力陈述自己愚蠢的见解，只希望陛下留神观察。

谨慎考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次，鲁襄公在位时尤其频繁，大概三年零五个多月就发生一次日食。汉代兴起到竟宁年间，孝景帝在位时尤其频繁，大概三年零一个月发生一次日食。我刘向之前屡次提到要发生日食，现在连续三年频频发生日食。从建始年间以来，二十年间发生了八次日食，大概两年零六个月就发生一次，古今很少有这种情况。灾异有大小多少，占卜有轻重缓急，而圣人凭借这些决断疑虑。《易经》上说：“观察天文，来考察时世变化。”从前孔子回答鲁哀公，同时提到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所以历法失误，摄提失去正确的方位，孟陬不按照规律运行，这都是政权更替的变异。秦始皇末年到秦二世时，日月相掩食，山陵崩塌，辰星出现在四季的孟月，太白星经过天空运行，没有云却打雷，流星在夜空中发光，荧惑星袭过月亮，灾火烧了宫室，野鸟在朝廷中嬉戏，都门向内崩塌，巨人出现在临洮，陨石落在东郡，彗星扫过大角，大角因此消失。观览孔子的话，考察暴秦的灾异，天命确实让人畏惧。等到项籍失败，也有彗星出现在大角。汉军攻入秦地，五星聚集在东井星区，是获得天下的征兆。孝惠帝时，有天上下血雨，日食发生于冲，日光消失、星辰出现的灾异。孝昭帝时，有泰山的卧石自立，上林苑的僵死柳树复生，像月亮那么大的星星西行，众多星辰相随，这是最奇异的。孝宣帝兴起的征兆，天狗夹着银河西行，长久阴天而不下雨的天气持续了二十多天，这是昌邑王不能善终的灾象。这些都记载在《汉纪》上。观察秦朝、汉朝的世道更替，惠帝、昭帝的没有后代，昌邑王的不得善终，孝宣帝的继位兴起，上天的取舍，难道不是清楚明白的吗！高宗、成王时也有雊雉拔树的灾异，他们能够反思其中的缘故，所以高宗有百年的福泽，成王有反向刮风的善报。神明的感应，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世人都是知道的。

我有幸得以托身皇族末枝，确实见到陛下宽明的仁德，希望能消除大灾异，而振兴高宗、成王的声誉，来推崇刘氏，所以恳切地屡次冒着死罪上书。现在日食尤其频繁，彗星出现在东井星区，摄提的火光上升到紫官，有见识的年长者没有不震动的。这是大灾异啊。这些事情难以一一记下，所以《易经》上说“书写不能全部记下想说的话，说话不能完全表达心中的想法”，因此设置卦象指出爻辞，再来陈述含义。《尚书》中说“让人用图来说明”，天文难以通晓，我虽然上了图表，还是需要口说，然后才能知晓，希望您能赐我在清闲时，指着图表陈述情状。

皇上就召见了他，但最终没有任用他。刘向每次被召见，屡次说公族是国家的枝叶，枝叶落了，那根就没有了荫庇；现在同姓的王室被疏远，母系党族专擅国政，禄位离开公室，权力交在外家手中，这不是强大汉室宗族、使私门卑弱、保守社稷、安定后代的做法。

刘向看到自己受到皇上的信任，就时常公开颂扬宗室，讥讽王氏及在位的大臣，言辞大多沉痛深切，出于至诚。皇上屡次想任用刘向为九卿，总是不受在位的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支持，所以始终没有升迁。刘向处在列大夫的官职前后三十多年，七十二岁时去世。他死后十三年，王氏取代汉朝。

刘向的三个儿子都爱好学习：长子刘伋，教授《周易》，官至郡守；二儿子刘赐，担任九卿丞，早死；小儿子刘歆，最有名。

刘歆，字子骏，年少时因为通晓《诗经》《尚书》，能写文章而被成帝召见，在宦者署待诏，担任黄门郎。河平年间，受诏与父亲刘向主持校理秘书，讲习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没有什么不涉猎的。刘向死后，刘歆又担任中垒校尉。

哀帝即位初期，大司马王莽推举刘歆是宗室中有才能品行的，担任侍中太中大夫，升任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地位尊贵，受到宠幸。又主持《五经》之事，完成父亲之前的遗业。刘歆于是汇集六艺群书，分类区别编成《七略》。这件事记载在《艺文志》中。

刘歆和刘向开始时都研究《周易》，宣帝时，诏令刘向学习《谷梁春秋》，十多年后，学习得很精通。等到刘歆校定秘书，见到古文《春秋左氏传》时，刘歆非常喜欢。当时丞相史尹咸因为能研究《左氏》，所以和刘歆共同校理经传。刘歆大略跟从尹咸和丞相翟方进学习，询问其中的大义。起初《左氏传》大多用的是古字古言，学者只是传解训故罢了，等到刘歆研究《左氏》时，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互相阐发，因此章句与义理都全备了。刘歆也沉静而有谋略，父子都喜好古书，博闻强记，超过别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和圣人相同，亲眼见过孔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之后，听到传闻与亲眼所见，详略不同。刘歆屡次向刘向发难询问，刘向不能提出异议，但还是自己坚持《谷梁》的义理。等到刘歆被皇上亲近，想要把《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列于学官。哀帝让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中的义理，各位博士有的不肯回答，刘歆因此致书给太常博士，责备他说：

从前唐、虞衰亡后，三代相继兴起，圣明的帝王，连续相承，大道非常显著。周王室衰微后，礼乐不正，大道就像这样难以保全。因此孔子担忧大道不能通行，周游列国去应聘。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乐理就匡正了，《雅》《颂》才各得其所；修订《周易》，为《尚书》作序，创作《春秋》，来记载帝王之道。等到孔夫子死去而精微之言就灭绝了，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去世后，就没有人再为经学申张大义。又遭遇战国纷争，抛弃笾豆的祭祀礼仪，治理军旅行列，孔氏之道就被压制，而孙子、吴起的法术兴盛。衰败直到暴秦时期，燔烧经书，坑杀儒士，制定禁书的法令，赞扬古代之道的被治罪，道术由此就灭绝了。汉代兴盛，距离圣明帝王非常遥远，孔子之道又断绝了，法度没有因袭的途径。当时只有一个叔孙通大略知道制定礼仪，天下只有《周易》卜书，没有其它的书。到了孝惠帝时期，才取消禁书的法律，但是公卿大臣绛侯、灌婴之流都是身披铠甲的武人，没有人在意。到了孝文皇帝时期，才让掌故晁错跟着伏生学习《尚书》。《尚书》刚从屋壁中取出，腐朽散乱，现在那书还在，老师只是传习诵读罢了。《诗经》开始萌芽。天下涌现出来很多书籍，都是诸子的传文解说，尚且广泛立于学官，为它们设置博士。在汉朝的儒士，只有贾生而已。到了孝武皇帝时期，之后邹、鲁、梁、赵等地常有讲授《诗经》《礼》《春秋》的前辈老师，都兴起于建元年间。在那个时候，一个人不能独自穷尽某一种经书，有的研究《雅》，有的研究《颂》，互相结合完成。《泰誓》是后来得到的，博士们聚集在一起攻读。所以诏书说到：“礼乐崩坏，书简缺漏，我非常担心。”当时汉代兴盛已经七八十年了，离开经书完整的年代，本来就已经很远了。

等到鲁恭王毁坏孔子的宅院，想要建造宫室，而在毁坏的墙壁中得到古文书籍，其中《逸礼》三十九篇，《尚书》十六篇。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献上它们，正好遇到巫蛊之难忽然发生，没来得及施行。至于左丘明修订的《春秋》，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多篇，藏在秘府中，隐秘而没有公布。孝成皇帝怜惜学术残缺，与原书相差很大，就公布秘府中所藏古书，校理旧文，用这三种书，来考察学官所传授的，经文有的脱漏，传文有的错编。传令询问民间，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的遗学与此相同，受到压制而没有推行。这是有识者所怜惜、士君子所痛心的事情。从前做学问的士人不考虑书籍的残缺散乱，姑且就着简陋的残文，分析字句，言辞繁琐，学者到老尚且不能研究完一艺。随口解说而背弃传记，信奉低级的老师而非议以往的事迹，到了国家将有大事，比如立辟雍、封禅、巡狩的礼仪时，就昏暗糊涂而不知道来源了。还想要抱着残文，怀着担心被戳穿的私心，而没有顺从善义的公心，有的还心怀妒嫉，不考察实情，雷同一致就互相顺从，随声音附和是非，压制这三种学问，认为《尚书》是全备的，说左氏没有传解《春秋》，难道不可悲吗！

现在圣上德行通达神明，继承伟业，也怜惜文籍错乱，学士这么多，虽然明白其中的情况，还是迟疑谦让，愿意追随大流。所以颁下明诏，试着辩论《左氏》可否立于学官，派遣近臣奉行旨意，将要来辅助微弱，和两三个君子同心协力，希望能够重立被废弃的经传。现在就不是这样，深藏固辞，不肯试验，苟且用不诵习的方法来灭绝它们，想要杜绝其余的大道，灭绝衰微的学问。可以与他们分享成功，难以和他们考虑创始，这就是常人的做法，不是有志君子的作为。并且这几家的事情，都是先帝亲自谈到的，现在皇上所考查的，那些古文旧书，都有验证，内外相合，难道只是苟且罢了吗！

礼仪丧失就到民间寻找，古文不是更胜于民间吗？从前的博士，研究《尚书》的有欧阳氏，研究《春秋》的有公羊氏，研究《周易》的就有施氏、孟氏，但是孝宣皇帝还是另外广泛设立了《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虽然它们义理相反，但还是一同设置。为什么？因为与其有过错而废弃，宁可有过错而设立。传解说：“文武之道没有掉在地上，而在人间；贤者记下大事，不贤的人记下小事。”现在这几家的言论兼有大小义理，怎么能偏废断绝呢！如果一定要独断守缺，同门结党，嫉妒真道，违背明诏，丧失圣意，从而陷入文吏们的议论，我很希望这两三个君子不要这样做。

刘歆的言辞非常恳切，各位儒士都怨恨他。当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因为刘歆致书上疏深切自责，希望请求辞官回家。至于担任大司空的儒者师丹，也大怒，上奏刘歆改乱旧章，非议诋毁先帝所立的学问。皇上说：“刘歆想要广立道术，又怎么能当作非议诋毁呢！”刘歆从此冒犯了执政大臣，被众多儒士所讥刺，他害怕被诛杀，请求外出补为官吏，担任河内太守。因为是宗室不应该主管三河，转任为五原太守，后又转任到涿郡，共做了三郡太守。几年后，因为生病而免官，从家中起用又担任安定属国都尉。正赶上哀帝驾崩，王莽主持朝政，王莽年少时与刘歆一同担任黄门郎，很看重他，就禀告太后。太后留下刘歆做右曹太中大夫，升任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让他主管明堂辟雍，封为红休侯。掌管儒林史卜的官员，考定乐律历法，编写《三统历谱》。

当初，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刘秀，字颖叔。到了王莽篡位，刘歆担任国师，后面的事情都记载在《王莽传》中。

班固评价说：仲尼感叹：“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从孔子以后，做学问的士人有很多，但只有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等这几位先生能留名青史。他们都见闻广博，通达古今，他们的言论对时世有所补益。传文说“圣人不出现，这中间必定有著名于当世的人”，差不多是对的吧？刘向的《洪范论》阐发《大传》的义理，昭明天人感应的道理；《七略》剖析分辨艺文种类，理出百家的头绪；《三统历谱》考察测定日月五星的分度，意在于推究根本。哎！刘向论述山陵的告诫，到现在来考察，令人哀痛啊！指出梓木柱子来推演兴废的情况，非常明白啊！难道不是正直诚信、见识广博，古人所说的益友吗！

原 文(www.daowen.com)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次仲，伯蚤卒。高祖既为沛公，景驹自立为楚王。高祖使仲与审食其留侍太上皇，交与萧、曹等俱从高祖见景驹，遇项梁，共立楚怀王。因西攻南阳，入武关，与秦战于蓝田。至霸上，封交为文信君，从入蜀汉，还定三秦，诛项籍。即帝位，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而上从父兄刘贾数别将。

汉六年，既废楚王信，分其地为二国，立贾为荆王，交为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先有功也。后封次兄仲为代王，长子肥为齐王。

初，高祖微时，常避事，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嫂厌叔与客来，阳为羹尽，釜，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齐、代王，而伯子独不得侯。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为羹颉侯。

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

高后时，以元王子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为夷王。申公为博士，失官，随郢客归，复以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宠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亲亲封元王宠子五人：子礼为平陆侯，富为休侯，岁为沈犹侯，艺为宛朐侯，调为棘乐侯。

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

王戊稍淫暴，二十年，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薛郡，乃与吴通谋。二人谏，不听，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休侯使人谏王，王曰：“季父不吾与，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惧，乃与母太夫人奔京师。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书到，遂应吴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遂杀尚、夷吾，起兵会吴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与汉将周亚夫战。汉绝吴、楚粮道，士饥，吴王走，戊自杀，军遂降汉。

汉已平吴、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陆侯礼为楚王，奉元王后，是为文王。四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节王纯嗣。十六年薨，子延寿嗣。宣帝即位，延寿以为广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变必得立，阴欲附倚辅助之，故为其后母弟赵何齐取广陵王女为妻。与何齐谋曰：“我与广陵王相结，天下不安，发兵助之，使广陵王立，何齐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齐奉书遗广陵王曰：“愿长耳目，毋后人有天下。”何齐父长年上书告之。事下有司，考验辞服，延寿自杀。立三十二年，国除。

初，休侯富既奔京师，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属籍。后闻其数谏戊，乃更封为红侯。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惩山东之寇，求留京师，诏许之，富子辟彊等四人供养，仕于朝。太夫人薨，赐茔，葬灵户。富传国至曾孙，无子，绝。

辟彊字少卿，亦好读《诗》，能属文。武帝时，以宗室子随二千石论议，冠诸宗室。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说大将军霍光曰：“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而背宗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将军当盛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如是则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择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诏丞相府，年三十余，欲用之。或言父见在，亦先帝之所宠也。遂拜辟彊为光禄大夫，守长乐卫尉，时年已八十矣。徙为宗正，数月卒。

德字路叔，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昭帝初，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父为宗正，徙大鸿胪丞，迁太中大夫，后复为宗正，杂案上官氏、盖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盖长公主孙谭遮德自言，德数责以公主起居无状。侍御史以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诽谤诏狱，免为庶人，屏居山田。光闻而恨之，复白召德守青州刺史。岁余，复为宗正，与立宣帝，以定策赐爵关内侯。地节中，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子安民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

德宽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产过百万，则以振昆弟宾客食饮，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铸伪黄金，当伏法，德上书讼罪。会薨，大鸿胪奏德讼子罪，失大臣体，不宜赐谥、置嗣。制曰：“赐谥缪侯，为置嗣。”传至孙庆忌，复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为诸曹中郎将，列校尉，至太常。薨，传子，至王莽败，乃绝。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为辇郎。既冠，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铸伪黄金，系当死。更生兄阳城侯安民上书，入国户半，赎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逾冬减死论。会初立《谷梁春秋》，征更生受《谷梁》，讲论《五经》于石渠。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元帝初即位，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诸吏光禄大夫，皆领尚书事，甚见尊任。更生年少于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荐更生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四人同心辅政，患苦外戚许、史在位放纵，而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望之、堪、更生议，欲白罢退之。未白而语泄，遂为许、史及恭、显所谮诉，堪、更生下狱，及望之皆免官。语在《望之传》。其春地震，夏，客星见昴、卷舌间。上感悟，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奉朝请。秋，征堪、向，欲以为谏大夫，恭、显白皆为中郎。冬，地复震。时恭、显、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惧焉，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

窃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皆忠正无私，欲致大治，忤于贵戚尚书。今道路人闻望之等复进，以为且复见毁谗，必曰尝有过之臣不宜复用，是大不然。臣闻春秋地震，为在位执政太盛也，不为三独夫动，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时，季布有罪，至于夷灭，后赦以为将军，高后、孝文之间卒为名臣。孝武帝时，兒宽有重罪系，按道侯韩说谏曰：“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贳宽，复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宽者也。又董仲舒坐私为灾异书，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诛，复为太中大夫、胶西相，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问。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时，夏侯胜坐诽谤系狱三年，免为庶人。宣帝复用胜，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类，难一二记。有过之臣，无负国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观矣。

前弘恭奏望之等狱决，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后复视事，天阴雨雪。由是言之，地动殆为恭等。

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

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下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劾更生前为九卿，坐与望之、堪谋排车骑将军高、许、史氏侍中者，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为臣不忠，幸不伏诛，复蒙恩征用，不悔前过，而教令人言变事，诬罔不道。更生坐免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书自冤前事，恭、显白令诣狱置对。望之自杀。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恭、显惮之，数谮毁焉。更生见堪、猛在位，几己得复进，惧其倾危，乃上封事谏曰：

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奉法不谨，乃复蒙恩。窃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征表为国。欲终不言，念忠臣虽在甽亩，犹不忘君，惓惓之义也。况重以骨肉之亲，又加以旧恩未报乎！欲竭愚诚，又恐越职，然唯二恩未报，忠臣之义，一杼愚意，退就农亩，死无所恨。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宁。及至周文，开基西郊，杂遝众贤，罔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销分争之讼。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当此之时，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故尽得其欢心，以事其先祖。其《诗》曰：“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来也。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故《周颂》曰“降福穰穰”，又曰“饴我厘”。厘，麦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

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诗人疾而忧之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众小在位而从邪议，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诗》曰“歙歙，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君子独处守正，不桡众枉，勉强以从王事则反见憎毒谗诉，故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嗷嗷！”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其《诗》曰：“朔日辛卯，日有蚀之，亦孔之丑！”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其《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霜降失节，不以其时，其《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自此之后，天下大乱，篡杀殃祸并作，厉王奔彘，幽王见杀。至乎平王末年，鲁隐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于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伤其祸殃自此始也。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长狄入三国，五石陨坠，六退飞，多麋，有蜮、蜚，鸲鹆来巢者，皆一见。昼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杀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饥、蝝、螽、螟蜂午并起。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周室多祸：晋败其师于贸戎；伐其郊；郑伤桓王；戎执其使；卫侯朔召不往，齐逆命而助朔；五大夫争权，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复兴。

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淆，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传授增加，文书纷纠，前后错缪，毁誉浑乱。所以营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借势之人，子弟鳞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凑于前，毁与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谷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况甚于《春秋》乎？

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诗》又云“雨雪麃麃，见聿消”，与《易》同义。昔者鲧、共工、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谄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

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

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臣幸得托肺附，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谨重封昧死上。

恭、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见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恭、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前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会城门校尉诸葛丰亦言堪、猛短，上因发怒免丰。语在其传。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显等专权日甚。后三岁余，孝宣庙阙灾，其晦，日有蚀之。于是上召诸前言日变在堪、猛者责问，皆稽首谢。乃因下诏曰：“河东太守堪，先帝贤之，命而傅朕。资质淑茂，道术通明，论议正直，秉心有常，发愤悃愊，信有忧国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贵，孤特寡助，抑厌遂退，卒不克明。往者众臣见异，不务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说天，托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试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后，大变仍臻，众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属有识之士咏颂其美，使者过郡，靡人不称。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议诋欺，或引幽隐，非所宜明，意疑以类，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专心，乃者天著大异，朕甚惧焉。今堪年衰岁暮，恐不得自信，排于异人，将安究之哉？其征堪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显干尚书事，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得见，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瘖，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更生伤之，乃著《疾谗》《擿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依兴古事，悼己及同类也。遂废十余年。

成帝即位，显等伏辜，更生乃复进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数奏封事，迁光禄大夫。是时，帝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贵盛，凤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

久之，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谏曰：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未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洛阳，感寤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粟，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陇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曰：“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而号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余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于礼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宋桓司马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义，皆明于事情者也。

逮至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人，生薶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宫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及鲁严公刻饰宗庙，多筑台囿，后嗣再绝，《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鲁、秦如此而绝，是则奢俭之得失也。

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惽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陛下慈仁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德，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陇，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为戒。初陵之模，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

书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从其计。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时上无继嗣，政由王氏出，灾异浸甚。向雅奇陈汤智谋，与相亲友，独谓汤曰：“灾异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吾幸得同姓末属，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上以我先帝旧臣，每进见常加优礼，吾而不言，孰当言者？”向遂上封事极谏曰：

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甯，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孙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猛更立，连年乃定。故经曰“王室乱”，又曰“尹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睢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壅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

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

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乐昌侯权，所以安全之也。

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弟，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蚤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以向为中垒校尉。

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元延中，星孛东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恶此异，语在《五行志》。怀不能已，复上奏，其辞曰：

臣闻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纣。《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亦言汤以桀为戒也。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蚀三十六，襄公尤数，率三岁五月有奇而一食。汉兴讫竟宁，孝景帝尤数，率三岁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数言日当食，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缓急，而圣人所以断疑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昔孔子对鲁哀公，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此皆易姓之变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薄食，山陵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㜸火烧宫，野禽戏廷，都门内崩，长人见临洮，石陨于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观孔子之言，考暴秦之异，天命信可畏也。及项籍之败，亦孛大角。汉之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时，有雨血，日食于冲，灭光星见之异。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大星如月西行，众星随之，此为特异。孝宣兴起之表，天狗夹汉而西，久阴不雨者二十余日，昌邑不终之异也。皆著于《汉纪》。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变，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复风之报。神明之应，应若景响，世所同闻也。

臣幸得托末属，诚见陛下宽明之德，冀销大异，而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故豤豤数奸死亡之诛。今日食尤屡，星孛东井，摄提炎及紫宫，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其事难一二记，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义。《书》曰“伻来以图”，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口说，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闲，指图陈状。

上辄入之，然终不能用也。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

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

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明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

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赞曰：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呜呼！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废兴，昭矣！岂非直谅多闻，古之益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