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广阔的海岸线以及吴越人“善于舟”的特点，使吴越人很早便懂得了驾舟泛海，与外界交往，传播自己的文化。吴越地区古代文化向东面海外传播的第一个重要地区就是台湾。

（1）对台湾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台湾在先秦时就已和大陆有联系，《禹贡》这样的先秦著作里就称宝岛居民为“岛夷”。考古学也有充分的依据。

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台湾就有人类的遗迹。台南“左镇人”化石距今三万多年，据研究，左镇人属中原人种，是经过长迁徙来到台湾的。台东县“长滨文化”是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距今一万五千年。当时，台湾岛已与大陆隔开，但专家们认为其先民是从大陆渡海来到台湾的。

到了新石器时代，台湾和福建、浙江基本上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并与太湖地区有一定的文化联系。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大坌文化、圆山文化与凤鼻头文化，都同大陆南方以及东南亚、大洋洲的新石器文化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之处。近年在台北盆地发现的芝山岩文化，某些重要的文化因素在台湾找不到祖型，而与江浙关系密切。例如，一种形状特殊的陀螺形木器，为别处所未见。只见于浙江余姚河姆渡与江苏常州圩墩遗址。芝山岩下层有数量相当多的炭化稻米，以及石斧、石锛、石刀及鹿角钩状器（锄）等农具。证明当时这里已能栽培水稻，迄今亚州地区年代最早的稻米标本，是浙江河姆渡第四层出土的，距今约7000年。台湾早期稻米载培技术非常可能是从浙江传去。芝山岩的黑衣陶很象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芝山岩的彩陶与福建、浙江瑞安的彩陶同类。

台湾和浙江的关系，史料上也有很多记载。《太平御览》引《临海水土志》说：

“夷州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夷所居。山顶有越王时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名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

《后汉书、东夷列传》对“夷州”方位说成“在临海东南”，显得更加准确；“髡头”作“髡发”，即“断发”，为越俗。

《汉书、地理志》说：“会稽海外有东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有学者认为，台湾、澎湖早在春秋末世或已为大陆建国之吴、越所统属。

（2）对日本的影响

吴越文明，不仅以灿烂的光辉照亮了中华大地，还恩泽远播，传到海外。其中，对日本的影响最为重要，日本文化，至今，也深刻地保留着吴越文化的烙痕。举凡日本文化中的民族渊源、稻作农耕、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科学技术、风俗礼仪乃至日常生活等等，大多带有吴越文化的烙印。

民族血缘　日本民族是一个复合的民族。从日本民族的人种源流来说，日本先史时代的人种当和中国吴越系民族有关。

从古代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古文献有好多处提到日本倭人自称系吴太伯之后。如鱼豢的《魏略》载：倭人“男子无大小，皆黥面而文身。闻其旧语，自谓太伯之后。”其后，《晋书·四夷·倭传》、《梁书·诸夷·倭传》等也有类似的记载。元代史学家金履祥在《通鉴前编》中，曾于勾践灭吴之下注云：“吴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国亦云吴太伯之后，盖吴亡其子孙支庶入海为寇也。”日本文献对此也多有记载。如平安初期嵯峨期（约唐宪宗年间），日本人编的《新撰姓氏录》载：“松野，吴王夫差之后也，此吴人来我之始也。”之后，一位元代到中国学佛的日本僧人中岩园月，在他所著的《日本纪》一书中，也考证日本皇室为吴太伯后裔。到明治维新前，日本学者松下见林（1637—1702）在其所著《异称日本传》中又说：“吴之时，其国王姬姓亡命日本，是日本开国之始。”

其次，从当今的科学研究来看，也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日本民族和中国大陆吴越民族之间非常密切的血统人种关系。据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德人尔文贝博士研究认为，日本大和民族由阿伊奴、马来蒙古、华韩三个民族混血构成。而一些日本学者依据这一学说，进一步证实日本皇室贵族大多来源于中华人系中的东南沿海一带。此外，考古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根据日本考古、人类学家对弥生时期人骨的分类研究，发现西南九州的弥生人体质特征最接近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吴越人，而与日本其它地区的人骨特征截然有别。这说明，该地区日本人的始祖当为吴越人。另外，根据日本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长谷部言人博士等对全国280个县市数万名男女日本人头型、血型的分析研究，证明日本人种的源流主要来自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吴越系民族。

语言　中国江南土著东渡日本，由来已久。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造船业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居领先地位。可能使这种东渡进入新阶段。《后汉书·西南夷传》中的三首《白狼慕汉歌》中，保存着一些与日本语的对应语汇。（西南夷是百越后裔。）在日语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埋没已久的源于吴越古语的发声和尾声。例：

《国语·吴语》：“狐狸之，而狐之。”是掘的意思。《广韵》曰“，户骨切。”与日语中掘儿的音义基本一致。

《诗经·周南·汝坟》《释文》“齐人谓火曰毁”，吴人日”。《集韵》“，虎委切，”音近日语ヒ（火）。

《汉书·地理志》：“太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注：“颜师古曰：句音勾”。日语读“吴”为“クレ”，为勾音的转化。

此外，如日语中的“ウマ”（马）、“コマ”（貊或）、“クリ”（栗）、“ハレ”（丽）、“ソツ”（疵）、“ツヤ”（艳）……，都源于古吴越语。由此可以推测，古吴越语当是日语源流之一，它们之间基本上是同根相连的。至今，日语中尚有“吴音”的说法。

稻作农耕　有关吴越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最早例证，当属日本九州福冈地区发现的距今二千四百至二千五百年绳纹文化的晚期水田遗址。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日本的稻作农耕最早是从中国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传过去的。其理由是：中国稻作农耕的出现以吴越为最早，稻类作物的发现最为集中。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吴越地区目前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稻作遣址有余姚河姆渡、吴兴钱山漾等10多处，其中大部分属吴文化的区域。有学者认为“长江下游及其附近是我国史前栽培稻的一个重要的传播中心。中国史前的稻作农业，正是从那里象波浪一样呈扇面展开，其传播所及几乎包括了我国稻作农业的全部地区。自然，吴越文化中的稻作农耕也从江南传到了日本。

日本弥生文化中出现了大量的稻作文化，弥生文化时代相当于中国战国至汉初这一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战乱频繁的时期，大量吴越人为避战祸而从海路弃家出逃。很可能就是他们把吴越文化的稻作文明带到了日本。稻谷传入日本的路线，过去之说是经过东北部，沿韩鲜半岛西海岸南下。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稻作文化是直接从杭州湾传到日本九州，这就为吴越地区其他文化东渡日本找到了一条可靠的路线依据。

水稻自绳文晚期从中国吴越地区传入日本九州，史前的九州人便自然从迁徙渔猎生活转向饭稻羹鱼，并逐步向本州推进。稻作传遍日本各地后，由于其海产资源的丰富，日本的“饭稻羹鱼”，较之中国在东南沿海更为典型。它对日本人口的增殖，日本文化的孕育发展及其深远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分。

养蚕丝织和服饰　吴越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发源地。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用于纺织的打纬骨机刀、骨棱、梭形器、木制绞纱棒、打纬刀、经轴（残片）和陶制纺轮等纺织工具。而且在一件骨匕上还阴刻有纺织纹，两件盅形象牙雕刻器外壁上刻有蚕纹图像，这表明早在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吴越地区已经开始了家蚕的饲养，并出现了原始纺织技术。此外，在吴兴钱山漾，吴县草鞋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现了绸片、丝绒、丝带、麻布片等物。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丝纺织业已很发达，如《左传》中就有“吴地贵缟”的记载。

秦时，吴越的养蚕和丝织技术已开始传到日本。内田星美《日本纺织技术史》载，秦时吴地有兄弟两人，东渡黄海，前往日本避难，并将吴地的养蚕、丝织技术传入当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统治者为了把国家变成如同中国那样的“衣冠之邦”，曾多次派使者来到当时中国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吴地，聘请具有丝织和缝纫专长的技工去日本传艺。由于吴越机织工，缝衣女的多次东渡，使日本的纺织品和缝纫技术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已能生产出丰富多彩的具有吴地式样的美丽的纺织品和服装（即“吴装”）。另据日本学者所著的《纺织技术之历史》说，日本民族的传统服饰“和服”，即“吴服”的谐音。

金属冶炼　日本弥生时期的金属冶炼，也受到吴越文化的影响。如日本斋藤山贝丘中出土的日本最早的铁器遗物——铁斧残片，很可能是江淮以南古吴越地方的制品。日本青铜冶炼技术中青铜利器技术，与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二国铜剑制作技术极为相似。而日本弥生时代遗址出土的大量三角缘神兽镜，以其纹饰、铭文等方面来看，更与中国三国时代的吴镜密切有关。有学者研究认定，这些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是由东渡的吴越工匠在日本所作。而日本长野县御猿堂古坟、冈山县王墓山古坟、千叶具鹤卷古坟等处出土的所谓“画文带佛兽镜”，其形制、纹饰和吴镜相同，当是舶载到日本的。

医学　中日交往中，日本汲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精华，以医学来说，江南医学的成就，促动了日本汉医学的发展，早在公元565年，就有吴地高僧知聪携带《明堂图》及各种医书164卷东渡到日本。唐代的鉴真和尚，更是一位伟大的文化使者。鉴真精通医药学，他失明后，仍能用嗅觉来辨别药物。他还曾治愈过日本光明皇太后的疾病而名扬四方，以至在江户时代，日本的药袋都印着鉴真像。《鉴真上人秘方》一卷，曾在日本广泛流传，被收入藤原佐世的《日本国现在书目录》。日本汉医学中的丹溪学派也是来自江南金华人士朱震亨创立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朱震亨曾得名医罗知悌的真传，对药方极有研究，他主张治病注重滋阴，后世称为“滋阳派”，也是金元四大学派之一，影响后世很大。“吴门医派”不仅在中国有影响，在日本吴医也极负盛名，如吴载南、陈振先等都是从苏州东渡日本行医的吴门名医。陈振先的《陈振先药草功能书》，至今仍是日本医学界推崇的医药典籍。此外，在嘉庆道光年间，苏州名医曹仁伯还收日本来使为学生，向其传授医疗技术，并将师生间对疑难杂症的讨论编成《琉球百问》一书，传入日本，从而促进了中日两国的医学交流。(www.daowen.com)

佛教　佛教可以说是由吴越传入日本的。公元522年左右，吴越工匠司马达在日本的坂田原建“草堂”，其女出家为尼，其子出家为僧，日本开始有了佛教活动。562年，吴地僧人智聪携带佛经、佛像等物东渡来到日本。原扬州大明寺主持鉴真东渡，更是带去了大批文物、书籍、法器。鉴真东渡，为日本佛教界带去了一个新的宗派——律宗，鉴真被奉为律宗之祖。鉴真还亲自主持设计营建了唐招提寺，该寺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仿唐式建筑。其弟子如宝在寺内建金堂，表现出明显的唐朝风格。唐招提寺是日本现存的天平时期最大最美的建筑，被视为日本的“国宝”。

宋元时期，盛行于中国的佛教宗派禅宗以及佛学经典《大藏经》等都先后传入日本。元代高僧拙正澄，原是松江真泽寺高僧，受日本幕府之邀赴日。在日本，他开创了开善寺并主持过多座禅寺，拙正澄以中国佛教丛林的规矩管理日本寺院，完善了日本佛教丛林规矩，在日本极负盛名。

学术　中国儒学在日本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七、八世纪时，日本上层社会将儒学视为统治阶级必备的一种文化修养。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发展的全盛期。其间，中国著名学者浙江余姚人朱舜水对日本儒学的隆盛极有影响。他抗清失败后，逃亡日本。先在长崎讲学，后移居江户（今东京），广收弟子，讲学授业。他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穷讲理学。他的思想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了重要影响。

阳明学在日本虽然一直被视为异端，但它作为打破封建藩篱的理论武器，在“倒幕”斗争中，震憾了大众的心灵。阳明学传到日本，始于桂悟了庵。回国时，他不但从宁波育王山广利寺带回了王守仁作的《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还带上了阳明学派的理论。

文学艺术　清代文学家俞代日本人编选《东瀛诗选》一事，在文学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吴越人编成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之一，有力地促进了日本诗歌的普及和推广。

在绘画艺术上，吴越对日本的影响就更为普及。早在六朝时，苏州画家陆探微、张僧繇等人的画风就东渐到日本，对日本初期的美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吴门画派”在明中叶盛极一时，也影响到日本。至明末清初，中国版画艺术传到日本，对于十七世纪日本“浮世绘”版画的兴起以重要的影响。如日本师宣所作的《绘本风流绝畅图》，即模刻新安黄一明刻的《风流绝畅图》，在这一时期，苏州的桃花坞木版年画也大量传到了日本。苏州桃花坞年画的传入，对日本的“浮世绘”版画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书法艺术上，日本也广泛受到了吴越书法家的影响。其中文徵明的书法更是深得日本人的喜爱，如被日人称为近世唐式书法第一人的北岛雪农山（1636—1697），就曾学习文徵明的笔法。此后的细川广泽还主张由文徵明书法上溯赵孟，然后再祖述王羲之书法。

在音乐歌舞上，“伎乐”在日本就是“吴之乐舞”的意思。据日本剧论家野间清六乐氏著的《日本假面史》所载，“伎乐”舞蹈中有“吴公”、“吴女”等名目的角色扮演者。至今日本“歌舞伎”表演艺术中犹存有一种叫“吴能”的表演艺术。另外，日本戏曲曲艺中的“琵琶物语”受到了吴地评弹的影响；日本歌舞伎演唱时的有些腔调，也与昆曲有相似之处。

其它　漆器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之一。最早见于河姆渡的木胎漆碗，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也发现两件漆器的残木器，到良渚文化时期已十分普遍。日本绳纹文化的漆器主要出自晚期，绳文前期也出土了精致的漆梳，如果追溯它们的来源，也当和中国的长江流域有着密切的联系。

日本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的玉石器中，有的与太湖流域的玉玲、玉管、玉角形器相似。它们不仅外貌，而且用途和琢磨制作工艺都几乎一致。玉石玲是日本绳纹前期的代表性遗物之一，其孔眼的“喇叭形”口，极似太器中用非金属穿钻的痕迹。

干栏式建筑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一种土著建筑形式，最早的遗迹见于河姆渡遗址、罗家角遗址的木桩和构件，相似的基址还见于浙江吴兴钱山漾、江苏丹阳香草河、吴江梅堰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日本从弥生文化以来，已经出现了长脊短檐的干栏式建筑，表现了与长江流域的密切联系。

（3）对其他一些地区的影响

朝鲜，主要是作为中日交往的中转点受益于中国文化的。东晋时，吴越僧人将佛教传至百济。隋代，日遣小野妹子等访隋，来回都是经过朝鲜半岛。

中国生产的丝绸“五色缬绢”在高丽畅销不衰，以致高丽“丝绸织维皆仰贾人自山东、闽、浙来”，丝绸是江南著名特产，在高丽颇受欢迎。

浙江盛产的龙泉窑系青瓷，也深得高丽人偏爱。近年来，韩国木浦附近海底发现的沉船中，打捞出遗物七千余件，其中六千余件是瓷器，以青瓷最多，约占全部瓷器的50%以上。青瓷中又以浙江和景德镇的青瓷居多。

江南自宋以来，造纸、刻书业十分发达。书籍的输出，成为交化交流的一种手段。宋代输出书籍，以对高丽的输出为最，高丽统治者醉心于中国书籍，使者到江南购书，一次就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高丽史》卷34《忠萧王世家》）。不仅两浙商人经常贩书至高丽，闽、粤商贩也有许多以贩书到高丽为业。所输入的书籍除佛经外，还有大量医药学、自然科学以及刑法文书等。

火药传至高丽是在元末，第一个向高丽传授介绍火药技术的人，据载是“江南商客。”

公元8世纪前后东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移植与受容，将东亚国家与中国在语言文字（汉字）、思想意识（儒教、佛教）、社会组织（法律制度）、物质文明（科学技术）上联成一气，形成一个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圈。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进入东亚地区以后，这一文化圈被西方的强大影响和东亚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打破，但其文化轨迹却长期存在，至今不灭。

强盛、深厚的中国文化（吴越文化是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格局，而且以强大的辐射力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而吴越文化，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驶向世界。

北宋时代，设置提举市舶“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当时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与宋朝发生贸易与交往的国家，据一般统计已达50多个。和江南密切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暹罗（泰国）、闍婆（爪畦）、真富里（柬埔寨）、占城（越南）、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部）、大食（阿拉伯）、渤泥（加里曼丹北部）、新加坡、菲律宾群岛以及波斯、伊朗等。元代以后，随着欧洲人来华数量的增多，中国文化也被广泛弘扬。

浙江明州港在输出江南物产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这里，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销到日本、朝鲜，更运至东南亚、南亚以及更远的欧洲、非洲。徐光启说：“有西洋番舶者，市我湖丝诸物，专诸国贸易，若吕宋大都会也，而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

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在对外交往中，它也是一位出色的使者。处州瓷、泉州瓷、德化瓷、景德镇的青花瓷在东南亚各国以及日、朝等国最受欢迎。据史书记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不少国家专门进口“处瓷”、“处州瓷水坛”、“青处瓷”。另外，非洲沿海各地，阿拉伯国家也都使用中国瓷器，江南生产的越瓷窖、龙泉窖青瓷早在9世纪就开始外销。宋代，外销的瓷器以龙泉窑青瓷为主，畅销了四个多世纪。以后，浙江产的青瓷与景德镇的青瓷仍是海外争先抢购的产品。中国瓷器之大量输入欧洲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对于欧洲艺术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却非常大。从China一词兼指中国和瓷器，便可想而知了。以至18世纪初的一位英国文豪在杂志上著文取笑人们，“女性热爱瓷器，同样是另一种麻烦的事情，它能够令她们发脾气和伤心。她们为了打破一件脆薄的用具，发了多少脾气，惋惜了多少回啊！……我劝她们暂时抑制着，不去购买这些容易破烂的商品了，直至她们能够以理智克服感情，见到一只茶壶或茶杯跌落地上而不发脾气的时候为止。”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其意义有二：第一，加强了明王朝同亚非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扩大了明王朝的影响和地位。第二，提高和丰富了中国人民的航海和地理知识，完成了我国航海史上的壮举。在这辉煌的成就里，包含着江南的巨大贡献。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宝船，大多是江南制造的。当时南京的龙江船厂，苏州的刘家港船厂都有丰富的造船经验，顺利地造出了扬帆万里的巨形宝船。郑和乘坐的巨型宝船长44丈，宽18丈，约可载重2500吨，结构复杂精巧，富丽堂皇，有如宫殿建筑。中型宝船长度也有37丈，宽15丈。人员编制完备，分工极细，除正使、副史已外，还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搭材等匠，以及水手、民梢等27，000人。

郑和七下西洋，为的是打通海上航道，加强对西洋各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所乘宝船，每次都带去中国的瓷器、丝绸、锦绮、纱罗、茶叶、铁制农具和金银器等珍贵物品。

江南，古吴越之地，在对外交往中不仅仅起了输出的作用，还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成为世界文明的一个集结地。

梁启超指出：“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便是第二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汇，都对中国文化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其中，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东南沿海是中国吸收外来文明的前沿阵地。据地方史志记载，明州港进口的货物高达二百多种，杭州也是如此。此外，温州、昆山、太仓、江阴都是重要的港口。大量的珠宝、香料以及棉花、木料、硫磺等物品，甚至还有少量黄金从这里流入中国。五代时，伊朗与吴越国建立了贸易联系，吴越使用的煤油，就是从伊朗传入的。

江南，背靠广袤的大陆，面向浩淼的蔚蓝色海洋，理应把航船驶向遥远的地方。但历史总是爱耍弄人，倭患又长期困惑了封建朝庭。大海，也成了人民的禁区。公元14世纪开始燃起的倭患之火，使无限的海洋成了祸患的源泉，明代的海禁，加剧了社会矛盾，败坏了吴越故国的民风，使本来强大的中国开始沉沦。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人们这才觉醒，我们要富强，我们愧对蓝色的大海。面向大海，走向世界，是所有中国人内心的深愿。古老的吴越之地，正在等待机会，正欲驶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