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之地，钟灵毓秀，物华天宝。她不仅繁荣发达，而且人文荟萃，“为人文渊薮，千百年来人材辈出，文章事业，震耀前后。”（乾隆《元和县志》卷二十“科目”）在封建时代，其最明显的标志是状元辈出。

根据资料测算，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开科举，至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科举，1300年间全国共出文武状元800名。吴地共出文状元45名，武状元5名。尤其是清代，苏州共出状元26名。

至于通过科举考上进士的，在江南数不胜数，以浙江为例，仅南宋，就有六千多名考取进士的（据雍正《浙江通志》统计）。到明清两代，江南登科入仕之人更是不胜枚举，据《皇明通纪》统计，1371—1616二百四十余年时间，每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员，共244人，南方籍的215人，占总数的88%。

以苏州为例，明代有进士341人，武进士8人，并有8人考中状元，一人中武状员；清代有进士600余人，武进士26人，状员竟达24人，武状元1人。清代苏州的状元竟占全国状员总数的四分之一。无怪当年汪婉曾将此当作“土产”夸耀于京都河馆，令他乡人惊讶结舌。吴县亦因此有“状元之乡”的美誉。吴地状元中有父子状元，兄弟状元，祖孙状元，叔侄状元，有“同胞三鼎甲”，更有甚者一门五状元，唐代长州归仁绍兄弟，归仁泽父子，归佾兄弟都是状元，是名符其实的“天下状元第一家”。

吴越之地是“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但除外部条件外，恐怕与该地重视文化，崇尚教育的风气是分不开的。(www.daowen.com)

其一，重视教化民风。春秋时期，范蠡、文种就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此实行复国之计。吴王阖闾收留由楚奔吴的伍子胥和由齐来吴的孙武，吴国人尝到了以先进的外来文化教化土著百姓的甜头。这种重视外来先进文化的优良传统，一直被吴越人发扬光大。

其二，重视办学，由于科举制度的刺激，南宋时江南成为文化教育中心。南宋的太学设在杭州，“规模宏阔，舍宇壮丽”（《梦梁录》卷一五《学校》）。范仲淹认为“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1035年，他在家乡创建府学，首开东南兴学之风。由范氏奏建的吴县县学是全国最早的县学。随着教育的发展，在创办府学、县学的同时，书院也随着陆续建立。人们一般将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或咸平四年（1001年）作为书院活动的开始，其根据就是以聚徒讲学与皇帝诏赐《九经》这些教学活动成为书院的真正开始。南宋时，全国著名的书院有22所，仅浙江就占有四分之一强。朱熹曾主讲于衢州柯山书院，吕祖谦主讲于金华丽泽书院，薛季宣、叶恬、陈亮等人也都在书院的讲学活动中，推动了书院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吴越从官方到民间都重视办学，因而有无数众多的义熟，社学。书院、县学、府学等多层次的教育场所，受教育者日益增多，其结果必然是人才辈出。无怪明代邑人徐有贞不无自豪地说道：“吾苏也（泛指吴越可也！——笔者注），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其有文献之足证也。”（《苏州郡儒学兴修记》）。

其三尊师重教。当年，范仲淹在家乡创办府学，聘请名儒胡瑗担任教授，吸收了大量的生徒。在胡瑗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范仲淹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还推荐他做秘书省校书郎，在太学中推行胡瑗的“苏湖教学”法。胡瑗能成为卓有名声的教育家，是与范仲淹对他的大力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其四重视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家不仅是生活的中心，也是实现理想、施展抱负、“安身立命”的起点。古代的文化教育是家庭与师承关系的结合体，师承关系在古人眼中犹如父子关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即父，父即师”，师父逐渐衍变成师傅。由于吴越书香门第尤多，所以读书人从小就受到家庭的熏陶。顾颉刚先生曾特别强调指出家庭教育对吴地科举人才辈出的作用与影响，他说：“苏州地主家庭训练子弟适应科举制度的才能，其技术在全国为最高。”（《苏州史志笔记》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