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确不错，江南水乡，地杰人灵，世世代代造就出大批的能工巧匠，民间工艺代代绵延相传。说起刺绣，人们不免想起浣纱的美女西施，说起彩陶漆器，更有说不尽的话题。江南绝活，可谓江南风情的典型代表。

（1）苏绣——“有生命的静物”

中国有四大名秀：湘绣、蜀绣、粤绣，苏绣。蜀绣多以民用为主，具有质朴、淳厚的民间风情。粤绣花纹生动写实，注重光影变化，比较浓艳。湘绣与苏绣最为接近，花纹平薄匀整，设色典雅清爽。但苏绣，则要清雅，纤巧，既有宫廷之富丽，又有民间之淳朴，针法、设色极为考究，被誉为“有生命的静物”、“东方的艺术明珠”。千百年来，有许多赞誉苏绣工艺的美妙诗句。“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小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唐代诗人胡令能的《咏绣幛》诗，极尽苏绣艺术之精妙。

苏绣的题材以花鸟，人物，楼台亭榭为主。苏绣的种类分为单面绣、双面绣、双面异色绣等，其中双面绣是苏绣中独具风格的绣品。艺人在刺绣时，以记针的方法代替打结，藏起线头，垂直刺绣，不刺破反面的绣线，这样使双面一样美观，无所谓正反了。著名的双面绣是绣猫。猫眼的刺绣，运用集套针法，从不同角度看会产生动感。猫的鼻、须、眉是将丝线一分为二、一分为四，甚至分到六十四分之一，然后由虚而实、由深至浅地层层套出的方法绣成的，故而平光匀贴，极为传神。

苏绣在艺术上讲究“平、光、齐、匀、和、顺、细密”，这正是苏绣的最大特色。

那么，苏绣的历史有多长了呢？据刘向《说苑》记载，晋平公使苏向聘吴，“吴人饰舟以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相传，三国时，孙权为了争天下需绘制山川地理图作为军用，曾有丞相赵逵之妹建议用刺绣之法，以针绣出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图形。这幅针绣“山川地势图”绣成后，形象逼真，令人称绝。

到了宋代，宫廷设有专门机构“丝绣作”，民间妇女的刺绣被称为“女红”。与过去相比，宋代刺绣多注重追求绘画书法效果，有的还制成卷轴卷册。明代苏州人张应文在《清秘藏》中说：“宋人之绣，针线细密。其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近远之趣，楼阁分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犵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尽于此。”宋代，刺绣已从形似而发展为注重神似，注重刻画花鸟人物的神态，而且用线也讲究颜色。绣画的针线细密，不露边缝，针法也很讲究，主要有抢针、套针、网绣、钉绣、补针、戮纱、扎针及盘金等。绣画的出现，标志着苏绣已走向成熟。据《吴县志》载，南宋时，苏州城内有“绣花弄”、“绣锦坊”、“滚绣坊”、“绣线巷”等巷名，巷内多居住着从事刺绣工艺的匠师。

明代，苏州地区几乎“家家养蚕，户户刺绣”，宫廷中出现了富丽豪华、绣艺工整的苏绣绣品，如定陵中就出土过“苏州平绣常服。”

顾绣，始于明嘉靖万历年间，是当时著名的民间绣种。《纂组英华》对顾绣作品进行过介绍，称赞其“擘丝细于发，其针则如毫发，配色也多独到之处。所以不仅翎毛花卉巧夺天工，山水人物无不逼肖活现”。董其昌也称顾绣创始人之一韩希孟为“针圣”。顾绣的作品针线齐整，配色精妙，在绣法上独具匠心。苏绣正是吸取了顾绣的这些长处，与苏绣的风格相融合，使苏绣作品更加完美。乾隆时所修的《上海县志》载，“苏绣之巧，写生如画，他处所无，小民亦习以糊口，略与纺织等。其法劈丝为之，针细如毫发。”据《吴县志·风俗》载：“城中妇女习刺绣，……刺绣工百出，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

清代的苏州曾有“绣市”之称，“闺阁家家架绣棚，妇姑人人习针巧。”在众多的苏绣名家中，沈寿是最有成就的一位苏绣艺术大师，她创造了艺术中的“仿真绣”，或称“美术绣”的新绣法。她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并融合自己的经验，将苏绣针法归纳为十八种，这十八种针法被张謇所著的《雪宦绣谱》收录，使得苏绣针法得以流传。

（2）越瓷——瓷中的精品

越瓷的前身是原始瓷，这在“吴越文化的古代成就”里已经论及。考古资料证明，越瓷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瓷器之一。它自东汉产生，一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至今发现越窑遗址400余处，发掘出藏有越瓷的墓葬遗址数以百计，以晋代最多。

关于越瓷的名称，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中说：“在晋曰缥，在唐曰越，曰秘色，曰婺州；在宋曰哥、曰龙泉、曰修内司官窑、曰郊台下新窖，还有所谓泉山窑等等名称。”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朝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肖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越窑发展的顶盛时期在唐朝，这时的越瓷主要以青、绿为主色，减少了釉色中的黄、赭黄、青灰等色素。瓯，是唐代流行的茶具，便是越窑所产。文人墨客对瓯爱不释手，当时竟以用瓯饮茶成为时尚。五代诗人徐寅对越瓷赞不绝口，有诗为证：“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施薄冰盛丝云，古镜破台当席照，嫩荷含露别江滨。”被誉为“茶圣”的陆羽，在《茶经》中更是将越窑青瓷视为唯一的上品：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有趣的是，喝茶、饮酒自然是越瓷为好，如果说越瓷还可作为乐器，人们大概未必信然。据史料记载，唐武宗时，凤翔府天兴丞允，太常寺调音律官郭道源，曾用越瓯、邢瓯十二支，注入水，以箸击之，其音韵与乐器相似，唐代出土的越瓷很多，仅浙江宁波义和路一地的唐坟址中就出土了数百件越瓷遗物。

前面提到，越州瓷在唐代也称秘色，其原因是唐五代时，国王好越瓷，越瓷均为宫中所有，作供奉之物，臣下和百姓是不可以用的，所以又称秘色。

宋代的龙泉窑、歌窑与弟窑以及官窑生产的青瓷皆闻名全国。《陶说》说龙泉青瓷“土细质厚，色有葱翠。妙者与官窑争艳，但少文片，紫骨铁足耳。且极耐摩弄，不易茅蔑”。龙泉青瓷、“秘色瓷”都是进贡宋王朝的重要贡品。龙泉瓷分为有开片和无纹片两种。哥窑生产的龙泉瓷多断纹并有大小开片，以一种浅绿有断纹的“百芨碎”最为珍贵，被称为“稀世之珍”。

南宋，在杭州凤凰山下修建了官窑，也称南官窑。南官窑土脉细润，施釉厚重，制作精致，也为世人珍爱。(www.daowen.com)

元代，制瓷业的中心移至江西景德镇。但越瓷在中国瓷器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保留着器形大方稳健，花形刻画工整，釉色莹泽明朗的传统，一直被人们珍爱。

（3）宜兴陶器——人间珠玉

有诗说：“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一凡土。”阳羡是素有陶都之称的宜兴的古称。可见，历来所对宜兴陶器的珍视。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范蠡带西施泛舟太湖，曾到这里挖土开窑，制作陶器，范蠡还被奉为陶业之祖。宜兴有着相当悠久的制陶历史。

宜兴陶器种类繁多，主要有均陶、紫砂等。均陶造型优美，釉色厚重，所用的釉水是以当地特有的一种厚料制成，呈褐蓝色。以蓝色最为名贵，此外还有红、绿、黄，紫等十几种釉色。

紫砂，是陶器工艺中的一支奇葩。紫砂制造初始于北宋，盛于明清，紫砂工艺品的顶尖王子是紫砂茶壶，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赞紫砂壶说：“喜其紫欧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苏东坡也与紫砂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客居丁蜀镇时，酷爱一种提梁式紫砂壶。人们为了纪念他，称这种壶为“东坡壶”。梅尧臣也留下了“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的诗句。

紫砂讲究泥质细润，颜色以朱砂、暗红、轻赭、雪梨、豆碧、淡墨为主，色泽光润、洁净。紫砂最讲究造型。几百年来，紫砂艺人不断追求造型上的变异。有的追求典雅古朴，模仿古代的钟鼎玉器，端庄古朴；有的追求自然，摹拟瓜果、花木、动物形象、栩栩如生；有的追求浑厚工整，有的追求灵巧飘逸，有的明朗大方，线条挺括；有的巧借实物变形改装，形神兼备，令人回味。

紫砂壶从开始兴起便和茶文化结合在一起。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影响到海内外。十五世纪时，日本曾派人来中国学习造壶术。清代，紫砂器销到日本、南洋、欧洲外，还远销墨西哥、秘鲁、智利等国。

（4）浙江雕版——刻书业的佼佼者

浙江是我国雕板印书的发祥地之一。大约在公元八世纪中唐的时候，浙江就有刻书流行。唐代诗人元稹（779—831）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杨、越间多作书摹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到了五代以后，浙江的版刻又有发展。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之后，发现吴越王钱刻的经卷《一切如来必称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时在北宋开宝八年（975），是五代末北宋初的印刷品。这部经卷长达七尺六寸，卷端题“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钱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印数之多，足以说明雕刻技术和印刷技术已具有很高的水平。

从北宋时代起，浙江雕版印书就誉满全国，成为全国刻书的中心之一。长州叶梦得（1077—1148）在其所著《石林燕语》中就提到过：“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而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为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这是说浙江的印书，不但雕版技术好，用的木质和纸张都佳。

宋代的雕版印书，大致可分为政府印书即官刻本，书坊印书和私家刻书。政府刻书以国子监为首，北宋的监本，大部分是在浙江杭州刻印的；地方政府的刻书，著名的有两江东路茶盐司本和两浙西路茶盐司法本。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的刻书较多，而且卷帙浩繁，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294卷之多，并且在一年半的短时间内雕刻印刷完成，即便在今天，也要让人叹为观止了。

宋代浙江的许多书院也刻印图书，称为书院本，如婺州的丽泽书院等。至于私家刻书，浙西各县多于浙东。浙东和金华门市巷唐宅，刻有《周礼郑注》十二卷等书；义乌酥溪蒋宅崇智斋，刻有巾箱本《礼记》五卷。我国巾箱本刻书，即肇端于南宋。

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认为北宋雕版：“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书，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刻于杭州者，殆居大半。”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廖群玉诸书，《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较，百余人较正而后成。以抚州萆草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褫至以泥金为签。”从上述引证可以看出，北宋时代的雕版印书，浙江不但刻印的数量多，而且写刻之精也冠于全国。

元代时，杭州南宋太学故地改为西湖书院，原藏国子监的四部书板二十多万片幸得保存。宋、辽、金三史和其他要籍，皆在西湖书院刊行，刻工颇精，世称“院本”。如至元五年（1339）雕刻的《文献通考》二百四十卷，今北京图书馆尚有藏本。杭州刻印的元大德本《绘图烈女传》，图画秀丽工整，在我国刻版艺术发展史上，具有较高的价值。

元代各地刻书，多数属于书院。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曾经提到刻书有三个好处，是：“山长无所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储官而易印行，三也。”元代全国有一百多个书院，西湖书院是其中的佼佼者。

元代也有用公牍的纸背印的书，藏书家称为“官库本”。例如宋毛晃增注，其子居正重增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有元湖州路刊本，用纸是元时湖州的户口册，纸背上有“湖州路某县某人，云宋民户，至元某年归顺”等字样。

明代刻书有三大中心，即：吴、越、闽。吴中刻本最精，闽本数量虽多，而质量最下。明代万历间，浙江已有套印本。吴兴的闵家和凌家是很著名的。套版有二色、三色的，也有四色、五色的。到了清代，浙江的一些藏书家，往往兼事刻书，雕版印刷越来越精。从康熙到乾隆，是清代刻书的鼎盛时期。同治年间，全国有五大官办书局，包括金陵、苏州、扬州、武昌及浙江。浙江一度中落的刻书事业，重新兴起。从历史上看，浙江雕版刻书，可谓刻书业的佼佼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