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两国，在春秋时期的基本群众都是越族，统治者也都随从越俗。但两国的文化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吴国统治者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越国统治者则保留着较多土著特色，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文野之别。

吴地早在太伯奔吴以前，就与中原有了文化上的交往。宁镇地区出土的印纹陶中，第一期器物就已浸有中原文化的痕迹。如陶鬲、卜骨等，与同它年代相当的商代郑州二里岗上层文物的风格，极为相似。当时，炊具有南北两大不同的体系，陶器中的炊具最能反映先民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的不同，即体现着不同的文化风格。鼎是南方尤其是东南的主要器物，鬲属于北方。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釜有三个支足，有人将其视为鼎的雏形。在罗家角、马家浜早期文化中，陶釜几乎是唯一的炊器，马家浜文化晚期开始出现鼎，并逐渐取代釜。东南太湖流域地区是我国最早使用鼎的地区。而鬲是商文化的主要特征，在越文化遗址中，从未见到过有用鬲的痕迹。可见，吴地使用鬲，是吴向中原学习，与中原文化交流的结果。

与越相比，吴具有更多的开放性。除接受商文化外，吴地还接受了大量的西周文化的影响。太伯、仲雍奔吴，对吴地影响很大，由于太、仲的关系，周追封吴，吴开始推行周人的政治制度，实行货币制度，引进了中原先进的铸造技术。

吴王寿梦继承发展了这种文化上的开放性，任用晋国派来的楚国之臣申公巫训练军队，接受了中原车战的战术，使吴不仅具有水上作战能力，也有了陆上车战的本领，吴的军事力量被大大地增强了，为吴国日后夺得霸业打下了基础。吴王阖闾也是任用楚人伍子胥、齐人孙武，使吴国达到鼎盛，“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威齐晋”，成为春秋时代不可一世的大国。

而越国在勾践以前，与中原虽有联系，但接触不多，受中原文化的冲击也较吴弱，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国力也一直弱于吴楚。勾践即位以后，特别是会稽大败，越开始改革。开始重用四方贤良，封楚人范蠡为上将军，文种为大夫，并学习楚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采用楚人计然的鼓励农商的政策，使越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终于打败了吴国而称霸一方，走出了“不通大化”的“僻处山谷”，直到迁都琅琊（今山东）。

从周朝开始，吴与中原的接触更为广泛。吴的上层人士对于周文化有一定了解，如吴王寿梦时就对周朝礼乐非常喜好，《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对此有多次记载，季札赴鲁观乐时，对各种歌舞有过精湛的评论，表现了他对周文化有着深湛造诣，如果国内没有传播这种文化的基础，是不可能达到的。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评论深得周文化的精髓——中和之美、中庸之道。其中如以“勤而不怨”评论《周南》、《召南》；以“忧而不困”评论《邶风》、《鄘风》、《卫风》；以“思而不惧”评论《王风》、以“乐而不淫”评论《幽风》；以“大而婉，险而易行”评论《魏风》，以“思而不贰，怒而不言”评论《小雅》；以“曲而有直体”评论《大雅》等等，这些评论贯穿着对立面相互调和的思想，把“中和之美”、“中庸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后来，孔子论诗乐，也重在“中和”、“中庸”。这种美学观点，后来发展为《礼记·经解》的“温柔敦厚”、《毛诗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成为后世论诗的不二圭臬。而要追本溯源，最早对这一美学思想作尽情发挥的，不能不首推“介在蛮夷”的吴公子季札。季札观乐比夫差时代还早半个世纪。

与寿梦·季札观礼相反，越不理会中原礼乐，更善于“野音”。《吕氏春秋·遇合篇》记载：“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征、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www.daowen.com)

《越绝书》卷8记载勾践迁都山东琅琊，“居无几，躬求贤圣。孔子以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礼往奏。勾践乃身被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物卢之矛，出死士三百人，为阵关下。孔子有顷姚稽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对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勾践喟然叹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异则不可。’于是孔子辞，弟子莫能从乎。”

越人好“野音”，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民歌吧。《吴越春秋》中记载了多首越人唱的歌，如勾践夫人在勾践入吴为臣时唱的哭歌，采葛妇唱的“苦之诗”，伐木人唱的“木客吟”，流传最广的是越船夫吟唱的“榜越人歌”。

越人不仅善歌，也善乐。绍兴306号墓出土的铜屋模型中有击鼓、弹弦、吹奏祭祀礼仪的形象，《吴越春秋》也有关于越国乐作、乐师的记载，越伐吴得胜后，越王令：“置酒文台，群臣为乐，乃命乐作伐吴之曲，乐师曰：‘臣闻即事作操，功成作乐，君王崇德，诲化有道之国，诛无义之人，复仇还耻，威加诸经，受霸王之功，功可象于图画，德可刻于金石，声可托子弦管，名可留于竹帛，臣请引瑟而鼓之。”

从其它方面也可看出越国不理会中原礼制的地方。例如，他们没有明显的男尊女卑，男女大防。《国语·越语上》记载勾践鼓励生育的政策规定：“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韦昭注：“犬，阳畜，知择人；豚，主内，阴类也。”说明越人在生男育女问题只讲阴阳之别，没有尊卑之分。《越绝书》说勾践为了鼓励士气，将伐吴时，迁寡妇于去县四十里的一座山上“以为死士示，得专一也。”这山也就被称为“独妇人”。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中原妇女必须片面尊守的贞节观念。

由好礼乐、善野音，没有男女尊卑之分，反映出吴、越在对外来文化吸收、融会的不同程度，表现了它们文化上的差异——文野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