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二国的具体历史活动，我们只能从两个层面来考察，一是文献的，即史籍史料的记载，另一个就是考古学文化层的判断。那么，最早见于史书的二国具体历史活动是何时呢？是春秋晚期，这时“信史”《春秋》、《左传》、《国语》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这些方面的根据。至于这以前的历史面貌，便很难说清楚了。有一点，阖闾建都于姑苏、勾践建都于会稽，这是确凿无疑的。西周时期，吴国的政治中心在宁镇，其统治势力也没有发展到太湖地区。考古工作者在宁镇地区及其北岸沿江地带，以及邻近的皖南屯溪等地，发现大量西周时期的周文化因素，及其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而诞生的吴文化遗存。这说明，西周时期，吴国的政治中心，不是在太湖地区，而是在茅山以西的宁镇地区，势力及于安徽滁河流域与新安江上游。因此，有些学者称西周时期宁镇地区的考古文化为吴文化，而把太湖地区的考古文化称为越文化。吴、越文化的融合发生于春秋时期。大约在春秋早期，宁镇地区的文化面貌产生明显的越化倾向，而在太湖地区，青铜文化由西向东渐次发达起来。

先谈宁镇地区的越化问题。

从近年来发现的考古资料判断，宁镇地区尤其是吴文化最集中的镇江地区，文化面貌曾在春秋早期发生突变。

商周时代随葬品以青铜礼器为主，夷人也常有青铜器随葬。太湖、钱塘江水系的越人随葬品以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为主，青铜器很罕见。镇江地区土墩墓第一期有大量青铜器，第二、三期完全不见；第一期原始瓷品种较少，多见原始瓷豆，这与中原地区西周墓的情况一致。到第三期，原始瓷突然进入鼎盛期，器形多样，食用器以碗为主，瓷豆完全消失。

鬲是中原商周文化的重要炊器，也是宁镇地区湖熟文化的主要炊器。镇江地区的湖熟文化也以鬲、鼎为炊器。到了西周时期，即土墩墓第一期，鬲仍很普遍，第二、三期突然消失。鼎虽为三个时期所共有，但第一期的鼎带有角状的把手或钩形的装饰，这是宁镇地区陶鼎独具的地方特色，到了第二期也突然消失殆尽，第一期原无釜，到了第二期，釜突然取代了鬲，而且连鼎都釜形化，而消失了原有的地方特色。

炊器绝不见鬲是太湖、钱塘江水系越人文化的传统特点。而釜，一直是这一带居民的习用炊器。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釜，出土于大约七千年前年河姆渡第四层遗址。河姆渡文化釜形多样，是当时居民最主要的炊器。在相当于中原的西周时期，宁镇这小块丘陵地带，还以陶鬲为主要炊器，到了春秋早期，突然以釜代替了鬲，与东边的太湖地区取得了完全一致。与陶鬲消失的同时，宁镇地区的另一重要炊器陶鼎，也突然消失了自己的特色，把手没有了，也与东边的太湖地区取得了一致。

宁镇地区吴文化的中期突变，显然不能仅仅归因于时间的推移所导致的沿革兴替，因为某一种考古学文化的沿革兴替不可能如此突然。有学者推测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南下的周人蛮夷化，即古书说的“断发文身”，随从越俗；二是主要的土著民族由原来的夷人被越人所代替。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主要的，第一个原因是由第二个原因所决定的。(www.daowen.com)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吴人东渐的考古学证据。

吴国是春秋时期进入太湖地区，并逐渐由西向东推进，直到春秋晚期才占有姑苏的。这可以从各方面的考古资料中得到证明。并有文献资料可作佐证。

首先，吴文化区别于越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出有大量青铜器。到目前为止，发现于太湖地区、具有吴文化特点的青铜器，其上限年代没有早于春秋时代的。其中，苏州地区具有吴文化特点的青铜器，其时间上限只能推溯到春秋晚期。青铜器在当时是名贵器物，以国都最为集中，苏州青铜器的上限年代，可以作为吴国定都姑苏的重要时间标尺之一。

考古所发现的，茅山以东太湖地区具有吴文化特征的青铜器，都属于春秋时期器物，苏州及其以东地区尤晚，都属春秋末季至战国早中期之间。1986年在苏州城西二十公里处的吴县严山出土了四百零一件珍贵玉器物窖藏，据专家考证，这批玉器是“春秋末期”吴国宫庭的宝藏。总之，苏州迄今发现的吴统治者遗物未有早于春秋晚期的。

春秋时期，一方面是太湖地区开始出现具有吴文化特点的青铜器；另一方面，宁镇地区的陶器一反本地区的传统特色，同太湖地区取得完全一致。

相对来说，青铜器比较能够反映上层社会的文化面貌，陶器则能反映下层社会的文化面貌。春秋时期，太湖地区出现具有吴文化特点的青铜器，说明吴国统治者已于此时入主该地。宁镇地区的陶器在春秋时期趋向太湖化，可能是由于太湖地区的土著居民大量移居宁镇，以及吴国统治者为了争取太湖地区土著居民的支持，加快越化进程。茅山两侧青铜文化与陶器文化的交错影响，促进了吴文化与越文化的融合，从而在春秋时期形成了统一的吴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