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取得的成就

1.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

广西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印象·刘三姐》《八桂大歌》《侗族大歌》、骆越文化、宁明花山岩壁画、钦州坭兴陶、临桂农民绘画、靖西旧州绣球村等”[100]为代表的一批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工艺的品牌，大大提升了广西民族文化产业项目的核心竞争力。

以民族艺术为例。近五年来，广西艺术创作百花齐放，有267件作品和个人获得全国性奖项，12件作品和个人获得国际性奖项。《桂花雨》《七步吟》《百鸟衣》《冯子材》《花山》等彰显桂风壮韵的舞台精品惊艳绽放全国舞台。广西戏剧院以时代楷模黄大年为原型的现代桂剧《赤子丹心》，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的精品力作。舞剧《碧海丝路》荣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话剧《老街》荣获全国话剧金狮奖小剧场剧目奖，音乐剧《幸福不等待》荣获全国话剧金狮奖编剧奖，彩调剧《刘三姐》荣获文化部保留剧目奖。壮剧《第一书记》在全区巡演反响热烈；儿童剧《魔豆》被评为第八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入选剧目；大型壮族音乐舞蹈诗《花山》受邀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巡演，惊艳全国。广西千年传说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完成的融入“刘三姐”“绣球”等丰富壮族元素的原创动画连续剧《阿米萝之歌海奇缘》通过广西卫视面向全国首播，实现了广西本土原创动画连续剧零的突破，并成为广西卫视首次购买的本土原创作品。

根据广西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6年广西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51.82亿元，比上一年同期（669亿元）增长12.3％（未扣除价格因素）。与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增长7.5％相比，增速提高4.8％。但是，与西部地区增长12.5％相比，低了0.2％。2017年1月至6月，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42.18亿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9.1％，但是营业收入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2.6％。”[101]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广西积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广西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9项，自治区级代表性项目424项和22个扩展项目。2016年7月15日，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9处世界遗产，“实现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零突破’，同时填补我国岩画类世界遗产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102]

近年来，广西进一步强化了传承保护机制，制定了《广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传统戏剧类）抢救性保护记录工程标准》，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桂剧、壮剧、彩调等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103]成功申报五批共52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了五批共554名自治区级非遗文化传承人。2017年11月，广西3位非遗传承人谭湘光、陆景平、杨似玉被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主办、中国工艺美术协会认定为首批“大国非遗工匠”。2012年12月，文化部将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试验区（河池市）设立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壮族织锦技艺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百色市靖西市）、钦州坭兴陶烧制技艺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钦州市）分别于2011年10月和2014年5月由文化部设立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积极推进中越边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惠民富民示范带建设，在边境8个县区建设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点。

（二）遭遇的危机

1.民族文化根脉被动摇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历史过程所创造的，根植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及民族成员在环境中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中。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是民族文化产生与存续的载体，民族文化只有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中才能得到保持和延续。“漫长的稻作农耕文化以及区域生态孕育了广西民众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也形成了区域性的生活习俗、文化活动、宗教礼仪，形成了自身的特色。”[104]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发生改变，社会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逐步瓦解，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必然面临急剧的变迁，其文化变迁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1）生态环境发生改变

“工业化社会以来，经济崇拜成为中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广西也不能幸免。”[105]由于历史原因，农业是少数民族的主要产业，因为生产力落后，存在着吃资源、卖资源的现象，主要体现在森林问题和农田生态问题，广西大量林木被砍伐，大量垦荒造成了植被覆盖率的下降，城镇化造成农田的流失，也造成了广西自然生态上的失衡。现代机械的引入，使得从事农业的人员数量减少。此外，大量村寨（落）青壮年外出务工，也造成人口生态上的区域失衡。而现代工业污染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广西红水河流域、左、右江河流、珠江—西江流域等水质的污染，河流内的鱼虾资源锐减或不能食用，伴随而来的下河捕捞活动及庆祝活动也因之减少。另外，为了经济追求，乡村旅游的过度商业开发，打破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原初生态环境，民族传统文化在旅游业创收中为了迎合游客需要，传统文化项目被大幅度篡改，严重扭曲了文化传承的原初意义，沦为商业的奴仆，使广西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碎片化。

2）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当代广西传统的稻作农耕文化已经逐渐被打破，现代灌溉技术、农药的引入，广西居民的农作物保护神意识、水神意识逐渐淡化，有关稻作农耕神信仰的文化体系逐渐解构或崩溃。”[106]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步伐，乡村民众逐渐走向现代化，电视、计算机、手机的普及给人们带来了大量的信息，也促进年轻人群涌向城市，人们不断受到现代高科技的洗礼，价值观念、宗教意识、审美情操等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民族认同感降低。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生活器具的现代化，广西民众生活方式发生质的变迁，传统的婚丧嫁娶形式、节庆活动模式被年轻人排斥，被现代仪式所取代。现代时装代替了原来的手工织布；日常生活的大众流行音乐取代了弹唱民族音乐。

3）生产方式发生改变

农耕文化与捕捞文化是广西民族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主体，乡村人口是广西民族传统文化的身体符号载体。改革开放后，广西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逐步转型，农耕文化与捕捞文化的萎缩致使广西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变小。由于青壮年的外出，大量的民族传统文化活动无法开展，或者受到现代文化冲击之后不愿参与这些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形成了民族传统文化身体符号无法良性传承的困境。而农耕文化的现代化，机械与农药的大量引入，区域人群逐渐丧失了劳动参与和丰收的喜悦，与丰收相关的节庆活动随之减少，因丰收而载歌载舞的场面不复存在。[107]在很大程度上，生产方式的改变使民族传统文化的“实用价值”消失殆尽。

2.民族文化传承理念断裂

1）民族文化被片面视为经济发展的手段

在现实中，文化往往被地方政府当作“经济的引诱之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人们早已经习以为常的口号。地方政府似乎更重视将民族文化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资源，却不重视民族文化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一方面是利用村落和民俗活动等文化空间进行旅游开发；另一方面是将传统技艺商品化，使之成为旅游工艺品。此种思路若以保护为前提，未尝不可，而且民俗旅游的适度开发也比其他方式更容易唤起当地人的文化自觉意识，而其适度与否的标准则在于当地人在旅游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拥有多少自己诠释传统的话语权。”[108]在实践中，这种取向的结果往往是使人们重视民族文化的经济价值而忽略了其文化本身的意义。

2）民族文化产业沦为“生人经济”

民族文化对外昭示着一个民族的个性和存在，对内则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根基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信仰、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呈现。然而，当前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加速了民族同化的进程，少数民族的许多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悄然发生改变。此时，一些传统文化被重新挖掘出来，其作用并不在于延续民族的血脉，其使用或消费的主体也不是本民族，而是用以向其他民族进行表演，或成为吸引旅游观光者的卖点，又或者开发成工艺品供其他民族消费。例如，“过去，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都用于生产生活。如今，除了少量编织类和织锦类工艺品用于生产生活外，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应用功能逐渐退化，主要向礼品、纪念品和收藏品方面转化。”[109]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民族文化产业并不服务于本民族，而是一种服务于其他民族的“生人经济”。

3）老一辈与年轻一辈的理念分歧

在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问题上，老一辈和年轻一辈往往存在心理断层和理念分歧。这种现象在各个民族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第一，老一辈民族文化传承人的“传技观”陈旧保守。在中国民族文化传承和民间手工业生产中，父传子与师带徒的师传家传是传承的主要模式。一些民族文化和独门技艺是传承人赖以生存的独门本领，技艺精髓绝不轻易外传。首先，在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上有着“传内不传外”的风俗。技术诀窍一般只是家族传承，“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使师傅留一手，师傅传授给徒弟的大多是规矩和一般技术，几乎不会传授特殊高超的独门绝艺。其次，为了家族绝技永不外传，在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上有着“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的说法。唐代诗人元稹在《织女赋》中写道，“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为了使“挑纹”这项绝技永不外传，诗中东家的两个女儿一辈子都不能嫁人，这也是技艺传承不传女的重要原因。这种“家传技艺、秘不外传”的传技观念，使得传统手工技艺传承闭关自守而缺乏创新，甚至造成某些技艺失传。[110]

老一辈一般对民族传统文化有着比较深的感情。不愿意看到民族文化逐渐消亡。但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族群成员文化心理的改变促使族权及血缘认同上的弱化，老年人在族群的话语权逐渐降低。[111]

第二，年轻一辈对民族传统文化失去兴趣。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密切，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发生了很大变化。[112]广大乡村农民特别是年轻人开始追求现代人文和现代生活方式，更钟情于现代艺术或都市文化，更热衷于“时尚”“时髦”，老祖宗留存下来传统艺术和技艺对他们已经失去吸引力。[113]许多民族传统文化被当作过时、土气的东西，民族传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受到极大破坏。[114]城乡居民文化心理上也发生着改变。新生代逐渐融入现代社会，追求新生事物，喜欢过圣诞节、元旦节、情人节，对传统节日逐渐失去兴趣，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民族传统逐渐受到新一代民众新思想的挑战，新生代与老一代之间的文化心理鸿沟逐渐加大，民族文化认同逐渐降低，传统节日、民俗活动逐渐淡化。[115]许多年轻人认为传统手工技艺的经济回报率低，学技苦、用时长而且实用性不强，不愿意去学习传统手工技艺，更不用说担负起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的责任。[116]由于青年一代文化认同上的沟壑，往往不能自觉地去习得这些民族传统文化，根源并不在于这些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失落，也不在于青年一代文化传承道德上的沦丧，而在于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群体构成的巨大改变，造成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所必需的族群文化心理认同上的堕距。[117]

3.民族文化传承人后继乏人

民族技艺传承人“承载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精华，拥有卓越的特殊才能或超凡的技艺，是千百年来乡土知识和乡土手艺的传递者。”[118]“传承人是民族传统文化一种活态传承系统结构的一分子，他们肩负着传与承的两项任务。要拜师学会师傅所传授的知识与技艺，并且融会贯通，然后将自己所学会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艺人，这样才算是完成了传承人的使命和任务。”[119]然而，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推进，传承人作为技艺得以传承的桥梁，呈现出无人继承的尴尬状况。曾经的师徒传承到根本无徒可收；曾经的父传子受，到现在子女宁可去打工发家致富，也不愿学他认为周期长、产出慢的技艺。一方面是技艺本身在现实社会中应用的弱化，导致人们对技艺传承的意识淡薄；另一方面是技艺传承人培养的环境造成当前传承人培养的困境。[120]

1）民族文化传承人总量不足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人们的就业渠道逐渐拓宽，就业选择呈现多样化趋势，很多人认为传统手工技艺实用性不强，对技艺和职业素养要求又很高，而且一般经济效益不佳，大多数年轻人不愿意去担负传承的责任，导致传承人数量不断下降。[121]

以壮族山歌为例。20世纪90年代前，参与壮族民歌活动不用组织动员，壮族群众不但踊跃捧场而且主动作为，几乎达到全族皆歌、全村皆歌的程度。传统节日以歌待客、以歌会友，家族婚嫁以歌传情，就连生活耕作也以歌达意，民歌成为凝聚族心的和共同媒介和纽带。遇到歌圩或歌会，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从白天唱到晚上，从晚上唱到天明，有时几天几夜，歌声不绝”。这样的难忘场景如今已辉煌不再，且每况愈下，参与人数、参与范围及参与观众都大不如前。“即使政府部门不定时地举行一些歌会或歌赛，却再也无法看到昔日‘歌海’的宏观场面。”[122]另据学者对南宁周边地区的调查显示，有47.53％的人认为“周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人会唱山歌。”[123]

2）民族文化传承人日渐老化

在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中，入选的1 082人，平均年龄63.29岁，80岁以上的107人，70～79岁的237人，60～69岁的287人，40～59岁的444人，传承人老化现象，使得民族文化和民族技艺的传承发展面临严重的人才断层危机。在广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以民歌为例，据陈海霞2010年的调查，柳州柳城县太平、冲脉壮族三声部民歌传承人中，60岁以上的传承人“占了40％”，“30岁以下的民族歌手较少”，40岁的中年人“达到44％，”[124]他们的子女几乎无人学唱壮族民歌。覃荣在广西素有“山歌之乡”的马山县对壮族三声部民歌传承人进行调查后指出，“会唱、能唱民歌的人已经逐渐年老甚至已经去世，年轻人不会唱，也不想学。……更别说是悟透三声部民歌本身的精华了。”[125]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西的歌圩点急剧减少，“歌圩”文化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急剧下降，懂得歌圩传统表演流程和演唱技巧的只有留守本地的60岁以上的老人。本应该继承“歌圩”文化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少数留守青年对本民族的“歌圩”文化的掌握程度远远低于现代歌舞，因而造成了壮族“歌圩”文化继承和发展断层。[126]又如民族传统手工艺，从事传统手工艺的大多都是老一代艺人，而且随着老艺人年龄增长，其脑力、体力和视力逐年下降，难以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127]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因人而存，人亡则艺绝，目前传统手工技艺后继乏人的状况非常严重。[128]

3）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培养难以满足需求

民族文化具有“无形性”“活态性”等特征。目前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人才培养方式主要有师徒传授、家族传授、院校专业培养、教习馆传习和企业职业培训等。

师徒传授和家庭传授。还有一些身怀绝技的民间手工艺人，将自己的技艺手把手地传授给自己的得意弟子或家族成员，[129]缓解了传承人培养压力，这样培养了少量具有高超技艺的工艺美术人才。通过这一途径培养出来的传承人实践能力较强，但理论基础有所欠缺，导致传承人质量不高。[130]这种师徒式或家庭式的“私传密授”不利于技艺的普及和传播。

院校专业培养。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相关专业的培养，为广西民族传统手工艺品的传承与发展储备了丰厚的人力资源。

教习馆传习。在地方政府的重视下，靖西市设立了绣球传习馆，三江侗族自治县设立了手工艺品传承基地，由工艺大师教授技艺，取得了良好效果。

企业职业培训。传统手工艺术企业为了自身的发展，对新手和企业员工进行职业培训。

上述几种培养方式，还远远无法满足广西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培养需求。现阶段，必须拓宽传承人培养途径，提高传承人培养的质量，进一步促进广西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131]

4）民族文化传承人的素质有待提高

在技艺教授过程中，传承人起着主导作用。“传承人是传统手工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活态载体，他们的素质直接决定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质量。但是，目前传承人的素质远远不能适应传统手工技艺传承的需要。”[132]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传承人教学语言严重方言化。教学语言的表现形式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由于传承人受教育程度大都不高，他们在民间生活，比较习惯用方言来教授规矩和技艺，大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普通话教学的障碍，[133]这对教学效果势必产生影响。

第二，传承人缺乏专业教学知识和能力。目前从事传统手工技艺的人，大部分学历不高（初高中学历较多），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专业理论知识及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134]至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意识和能力就更加缺乏，他们通常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传授技艺，使传统手工技艺传承的效率和规模受了很大的限制。

第三，匠人品质仍需提升。随着信息化时代和快节奏生活的到来，民族工艺产业开始追求速成和现实利益，导致一些传承人也趋向工艺技法速成，发生了难以避免的变质现象。由于传承人丧失了其本真的品质，摒弃了精益求精的工艺精神和尽职尽责的职业操守，导致市场上艺术精品匮乏，使传统手工技艺的文化含量不断贬值。[135]

可以说，传承人的素质瓶颈已成为制约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传承的一个重要因素。[136]要加强民族文化传承，就必须下大力气提升民族文化传承人的素质。

4.民族文化产业还不成熟

任何一种产业都要经历形成期—发展期—成熟期—高潮期—衰退期的循环反复，广西民族文化产业也会遵循这一产业发展规律。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走过了形成期的零星制作和发展期的家家户户制作。目前，广西壮族绣球、织锦、竹（草）编织、银饰加工等均已步入了产业化发展轨道（如绣球产业年产值达到300万元），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137]但是，广西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从整体来说尚处于初级阶段，远未进入成熟期。许多民族文化产业，都尚在探索阶段，规模不大，效益不高。广西的民族文化企业普遍经营方式较为陈旧，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市场占有份额很小；产品的生产主要是被动接受订单定做，不了解外界需求信息，产品品种单一，销售渠道不畅，主要是政府机关订购的礼品和会议纪念品，少量开发成旅游商品。总体来说，广西民族文化产业经营尚处于“散兵游勇”状态。[138]以工艺美术为例，由于行业的不景气，很多制作精美的民族工艺品有价无市，甚至无价无市。如富有广西壮族特色的壮锦，其织工复杂，工艺精湛，而且制作费工费时，但价格始终上不去，无法维护正常的运转，更谈不上发扬光大。广西刘三姐故乡宜州环江的花竹帽，制作精美绝伦，但是由于制作难度特高，愿学者少，需求者少，无法形成产业链。因此，尽管环江花竹帽已列为广西环江毛南族的地理标志产品，也只是很少数老人利用农闲时间编织，在数量上根本无法形成产业，甚至有成为“绝版”的危险。广西钦州的坭兴陶，20世纪初就与江苏省宜兴陶、四川省荣昌陶、云南省建水陶一起位列中国四大名陶，但从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大潮中渐渐沉寂，产品无销路，生产急速下滑，甚至到了举步维艰、濒临倒闭的地步，著名的钦州坭兴陶厂也只能靠承接一些日用陶瓷汤煲内胆来维持基本生产，从而也造成了陶艺人才的大量转行；20世纪80年代初北海贝雕厂也曾红火了一阵子，但进入90年代后，贝雕画也终究难以支撑，只能关门倒闭。[139]

5.民族文化传承资金匮乏

民族文化传承人培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既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文化部从2011年开始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1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级传承人的补助经费为2 000元，这些补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中都只占了极小的一部分，补助额度尚不能保障传承人的基本生活，因而传承人进行传承活动的积极性较低。此外，在2011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虽然要求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根据需要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等，但对资金支持的具体额度并没有细化，[140]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在资金上无法得到保障。

以对壮族民歌文化传承的资金支持为例。壮族民歌要想在城市化背景下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自然离不开有相应的资金支撑作为物质保障。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广西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地方政府投入资金数量有限，致使壮族民歌传承发展工作因资金不足时而停顿。广西马山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每年用于包括壮族民歌在内的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就少得可怜，他们多采取上级拨款的方式来化解资金不足的矛盾。据粗略统计，该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总共投入三声部民歌保护的经费不足10万元”。若按专家估算，现有保护项目所需经费“至少100万元以上。”[141]因政府投入资金严重不足，导致“众多卓著编、导、演人才……有的因无法维持生计而改行；一些代表性传承人因生活拮据，亦无法专心投身于非遗传承。”[142]

6.民族文化传承法规不健全

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在2011年以前没有一部正式法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加上地方各级政府又缺乏相关的法规来制约，在大力推进乡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乱套”“乱来”等各种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行为，如许多优秀传统文化被商标抢注，许多老字号被抢注等，这些行为严重侵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者或传承者的合法权益。2011年2月底，国家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总算是实现了法律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由于新法律刚出台，宣传力度还不够，各种违法行为还是经常发生。说明了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健全，且对新颁布的法规宣传也不到位。[143]在广西，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地方法规的工作也需要加强。此外，现阶段，民族文化处于发展期或转型期，民族文化传承法规的建设有待持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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