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槐原籍是浙江鄞县，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他起初在上海商业大亨叶澄衷所开的老顺记五金行学生意，后来逐步升为高级职员，成为叶的亲信。清光绪六年（1880年），他来天津担任天津老顺记经理。这时清朝洋务派李鸿章正向外国大量购买军火，他便通过李鸿章的密友、上海巨商严筱舫的关系，结交上李鸿章，并当上了德商泰来洋行（专营进口机器和军火）的买办。老顺记的经理职务，由他的师弟徐企生继任。随后王铭槐又依仗着李鸿章的关系，当上了华俄道胜银行津行买办，从此迅速地获取了大量财富。这是王铭槐一生买办生涯的黄金时代。

王铭槐的发财之道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清政府向道胜银行借债和收付款项时，王铭槐随意做行市，从中取利。这些收入连同应得的佣金，使他发了一笔洋财。“四大买办”之一的汇丰银行买办吴调卿，也是靠了这一手起家的。

第二，道胜银行银库由王铭槐负责保管，而洋人只在每星期六查点一次，他便钻了这个空子，暗中将道胜银行库存现银拿到自己开办的银号里，到星期六洋人查点之前送回，查点过后再行拉出。后来他见洋人每次查点银库时总是只查上层的几个银箱，于是他把装有银子的箱子摆在上层备查，其余一概是空箱。他监守自盗，掌握了大量现银，用来经商牟利，开了许多买卖，成为天津的大财主。

第三，王铭槐发财以后，大买地皮房产，他所置的不动产，除去自己的住宅及零星产业之外，在日租界沿着现在和平路自兴安路口到清和大街这一段马路两侧的地皮和房产，绝大部分为他所有；天津河东地产公司（经营旧奥、意、俄租界内的地产）的股权，他占有80%。在工商业方面，他陆续开设了设在河东的道胜洋栈，设在法租界的久福源绸庄，设在北马路的回春大药房及北京分号，设在辽宁铁岭的一处金矿和在牛庄的道胜金店。商业上的重点是银号，从北京、天津起沿着铁路线直到沈阳、铁岭、牛庄等地，开设二十余家胜字号的银号。王铭槐开设的这些银号，专做汇兑生意。那时严筱舫开设的源丰润汇兑庄，其活动范围西至汉口，北至北京。王铭槐的胜字号银号从北京到关外地区，与严筱舫的汇兑庄相衔接，成为一个巨大的汇兑网。

王铭槐在全盛时期的财产总值约二百五十万两。

当王铭槐干得最顺利的时候，不料盗用库银之事被他的翻译倪宝田告发，道胜银行大班立即查点库银。消息一经传出，王在社会上的信用动摇，他所经营的二、三十家银号立刻全被挤倒，其它商号也纷纷倒闭，亏空达一百数十万两。王铭槐的财产虽然还有一部分房地产，但无法立刻变成现金偿债，所以他的全部事业转眼之间土崩瓦解。这是我们王家的第一次败落，时间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

盗库事发觉后，宁波帮众买办集团筹谋挽救。王铭槐长子王毓丞的亲家陈协中（德商协信洋行买办），和另外两个买办张伯龙及孙仲英，共同出头向道胜银行保证，王铭槐所亏之数由他三人负责归还，同时他们三人接办道胜银行的华帐房。新的华帐房由张伯龙作出面买办，陈、孙二人为股东，孙担负了寄库金的绝大部分。孙仲英在庚子年义和团运动时，曾带着洋兵各处搜索义和团，藉端讹诈抄抢当地富户，并将长芦盐坨存盐全部盗卖给外兵，以此发了大财。道胜银行接受他们三人的保证条件，王铭槐得以度过了破产之灾，然后慢慢复甦。

王铭槐后来又在宁波帮买办的支持下，当上了德商天津礼和洋行的买办兼沈阳礼和洋行的买办。礼和洋行是比泰来洋行更大更活跃的军火商。他入礼和洋行时正赶上清廷大买军火，他在天津、沈阳两地把军火生意做得十分顺利，又积累起大量资财，二次跃起，再成巨富。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欧战爆发，德商各洋行交易停顿。我们王家和亲友们在德国洋行当买办和职员的甚多，一时全部陷入困境。礼和洋行欠我家的佣金也无法索取。这是我家的第二次败落。一九一五年，王铭槐在愁烦中死去，终年六十九岁。

王铭槐有三个儿子。他让长子王毓丞（我的父亲）走官僚路线，次子王采丞走洋人路线。因为经验告诉他，要成为一个大买办只会巴结洋人是不够的，还必须勾结官僚，才能大展“宏猷。”

王毓丞在北洋大学毕业后，经捐纳之途以度支部主事加捐补道，指放山东。那时山东巡抚孙宝琦，和我家有特殊关系，所以王毓丞一到济南，立时成为阖省的一个洋务派的关键人物。他在济南一面作官，一面串通济南德华银行；后来王家的子孙和亲友在德华银行当买办及职员的甚多，其基础就是王毓丞建立起来的。民国成立后，他离开济南，在沈阳代表王铭槐应付生意五、六年。第一次欧战后，王家遭到第二次败落。在孙宝琦任国务总理时，王毓丞通过孙的关系，连续弄到黑龙江省绥化、望奎等处榷运捐税的肥差，并以其宦囊支持了子弟们当上买办，由此王家的买办家业得到了第二次复兴。不过复兴后的财产数额已远不如前，总数不过几十万元。(www.daowen.com)

我叔父王采丞是走洋人路线的。起初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后来进道胜银行当大写。民国初年，又凭父兄之力，当上了青岛德华银行买办。第一次大战后他长期任天津中法工商银行买办。我们王家从他开始，服务对象由外国洋行逐渐转向外国银行，主要是德国银行。我家原是老牌的德国军火买办，自然和德国银行关系密切。此时王家的买办活动虽然转向外国银行，可是对军火买卖仍是藕断丝连，并未罢手。

我三叔王衡丞死得较早，仅在洋行当了些年小职员，未曾发迹。

王毓丞有四个儿子，王采丞有六个儿子，我们这一代弟兄共有十个人，也都是吃洋饭的。

我大哥王步洲是长门长子，他在新学书院未毕业，凭藉我父亲的财力和与德国人的关系，很年轻就当上了济南德华银行的买办，后来又转到天津德华银行当买办多年。

我二哥王镜洲，初入社会即入道胜银行当职员，一直到死。

我行三，九岁那年，我父亲便让我学德文，为的是将来当买办时免受翻译的气。这是我祖父王铭槐指定下来的家规。民国后，我随父亲从济南回津。那时英文的用处远远超过德文，于是我考入英国教会办的天津新学书院，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我在上海读书时正赶上我家第二次败落，因此没有毕业就经同学介绍，到宁波去教书。消息传到家中，父兄连函责问，认为我这是违反家教的叛逆行动，逼我辞退学校的职务，改向有“出息”的洋行圈里找饭吃。我被迫回到天津，先是当上了中华钢铁贸易公司的经理，又兼任英商信记洋行的华账房，算是半个买办。一九二四年，我担任了天津协和贸易公司的出口部主任。这个公司在同业中最为活跃，营业额极大，不料到一九二七年突然倒闭，亏款八百余万元。原来该公司总理祁礽奚串通天津美国副领事康尼斯，假设一个美商瑞通洋行仓库，签出大量空头栈单，骗取各银行的透支。各外国银行华帐房被骗的也不少，其中德华银行华帐房（我大哥王步洲任买办）被骗二十多万，中法工商银行华帐房（我叔父王采丞任买办）被骗四十多万。这近七十万元的负债，招致了我家的第三次败落，全家弄得四分五裂，各支自立门户，从而买办大家族解体。

协和事件发生时，我家的财力本已大不如前，王采丞、王步洲的债务都无法清偿。此时上海德华银行总行的经理鲁士题，原系济南德华银行的经理，是王毓丞的密友，他得知王步洲的困难情况后，便请示柏林总行批准，将天津德华银行买办的职位永远给王姓保留，世袭罔替；如由王姓介绍旁人充任买办时，须将佣金提给王姓30%，其平日应得之买办贴费也提出五分之一作为王步洲生活之资。这是德国人对王家几代效忠他们的酬答，王家颇引以为“荣”。

我四弟王云洲，出身于道胜银行华账房的职员，在王步洲任天津德华银行买办时期内，始终给王步洲当副手。后来他也当上天津德华银行买办，直到一九四五年德国战败，德华银行撤销为止。

王采丞的六个儿子也都是吃洋饭的。老大王观奎是中法工商银行的副买办；老二王东洲是协和贸易公司职员，协和倒闭后转入美国洋行工作；老三王巽奎也在美国洋行当职员；老四王渔洲是上海德华银行的职员；老五王益奎、老六王蒙奎，均在上海外国洋行里作事。

在第四代里，长门王步洲的长子王肇祺，先在天津德华银行当职员，后充当上海德华银行职员。王镜洲的次子王柏年，亦在上海德华银行里任职。因这一代子弟众多，还有在外国洋行当职员或买办的，一时想不齐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