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素文

在普法战争（1870—1871）以后，胜利者德意志帝国为了确保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先是于一八七三年十月与奥匈帝国及沙皇俄国结成“三皇同盟”，后又于一八八二年五月与奥匈帝国及意大利王国结成“三国同盟”。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德国以联军统帅身分，把当时与中国毫无外交冲突的奥匈帝国也拉了进来，成为交战国之一，使奥国得以参予“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阴谋活动。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打进天津以后，德军进驻城外海河以东地区；后德军进攻北京，将这一区域移交奥军防守。奥国军队人数很少，因防地与意大利军队的防地毗连，故主要依赖于意国军队的协助。

河东地区与天津旧城东门外隔着一条海河，河中有许多木船连接在一起搭成一座浮桥，以沟通东西两岸的交通，因而这一带名为“东浮桥”。这一地区在当时已是居民聚居区，特别是三岔口附近是老住户区，屋户鳞次，人烟稠密，商业也比较繁盛，主要街道有兴隆街、十字街、于厂大街、粮店前街、粮店后街等。在东浮桥大马路的南面，当时是一个大水坑（即今建国道民主剧场附近）。在海河东岸沿岸向南的狭长地带，是长芦盐集中堆放地，名曰“盐坨”，设有收税机关盐关厅。在盐坨后面有个贩卖鸽子的市场，名曰“鸽子集”。这就是八国联军入侵时河东地区的大致情况。

奥军的司令部设在粮店后街的大佛寺，司令官名叫申大雷，他统率的虽然只有海军陆战队三十二名水兵，但却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者，在驻扎期间，横征暴敛，为所欲为。据曾住在这一地区的老年人士回忆：每当夕阳西下，奥国水兵三五成群，到粮店前街朱姓烧锅永丰泰、永丰裕酒店索酒喝，经常酗酒打人，调戏妇女之事亦时有所闻。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奥国公使向北京外交团发出通告，要求在天津设立领事馆，并要求与其他国家享受同等的特殊权利。一九〇二年经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与奥国驻津副领事贝瑙尔议定，划定奥租界。奥租界的地界为：东沿铁路线（今新货厂大街），东南接意租界（今北安道），西临海河，北迄金钟河（今狮子林大街），再从十字街南折至铁路。占地一千一百八十六亩（一说一千零三十亩）。

根据双方协定，划入奥租界的一切官地，“中国均行让给奥国专为永业，勿庸出价”；对私人房地，奥国有权购买，“由付给价值之日起限六个月腾空交出”；对不知业主之土地，在奥使馆“出示十二个月后仍无人投报，奥国领事可将该业充公”。划为奥租界的土地，每亩每年只需向清政府交纳钱粮制钱一千文。

奥租界划定后，设工部局为行政管理机构，以原奥军司令部占用的大佛寺为办公地点。工部局下设警务处、工程处、捐务处，还设一卫生巡捕长，管理全区卫生事宜。

奥租界的行政大权，实际上在警务处控制之下。警务处初建时，巡捕长是奥国人西拉，原系中国海关的验货员，经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保荐出任巡捕长。后西拉调走，北京奥国公使派海军武官安利芬继任。副巡捕长由中国人担任，巡捕七、八十人，均僱用中国人充任。在警务处之下设侦探处，有便衣侦探十几人，侦探长杨庆明，是天津探访局总办杨以德保荐的，因而杨以德可以直接控制奥租界的警务活动。如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王熙普（钟声）从上海潜来天津进行革命活动，居住在奥租界友人家中，杨以德侦悉后，串通奥租界侦探处，将王熙普捕杀。

早在奥军占领期间，曾把河东地区划分为四个地段，即：第一段由东浮桥大马路向南直至意租界（今北安道）；第二段包括粮店前街、粮店后街、小口、大口一带；第三段包括西方庵、于厂大街、兴隆街一带；第四段包括十字街、牛家台、地藏庵、白衣庵一带。工部局建立以后，仍保持原来的四个管理地段，每一段设一个派出所，由一副巡捕长带领两个头目，负责全地段的治安工作。无论是奥籍巡捕长还是中国巡官、巡警，无不贪婪搜刮，商民不堪其扰。

奥租界划定后，奥工部局首先开辟道路。前文已经提到，在东浮桥大马路以北地区，是人烟稠密的老住户区，街巷早已定局；新规划地带主要指东浮桥大马路以南。当时这一地区有一个大水坑，地势低洼，住户寥寥无几。奥工部局规划了四条马路，即今之建国道、民主道、进步道、自由道；横向马路有平安街、寿安街、庆安街，还有一个大兴昌胡同，因该地有个大兴昌货栈而得名。东浮桥大马路两侧的地势陂斜，北高南低，为了找平及填垫水坑，奥工部局竟强迫上千家住户搬迁，拆掉民房数千间，将高处挖去一米多，才改建成平行马路。(www.daowen.com)

大约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奥工部局为了在租界建造房屋，组织了一个奥租界建造公司，大量吸收中国人投资。为此，奥工部局还聘请了地方士绅为租界的议员，有曾任常关提调的何朝锦（桐堂），桐达钱庄东家李文熙（桐岗），永丰泰、永丰裕烧锅酒店东家朱家琦（亦韩），成发粮店东家冯斌（玉文）等，作为租界“民主自治”的装饰，其实一切大权均操之于奥国人之手。

全区的规划由奥工部局工务处工程师布吕纳绘制出设计总图，凡欲在新辟街道建房者须向工务处申请分图纸，到捐务处交纳房地捐，这个分图纸就成了地契（根据划定租界协定的规定，一切官地均已无代价地租给了奥国）。至于所有租界内的老住宅，一律不许拆修重建，一旦损坏坍塌，则勒令迁移，地皮作价征购；如发现有私自修缮房屋者，除处以罚款外，也勒令迁移，不择手段地侵吞民产。

奥租界的主要街道就是与东浮桥相接的大马路（今建国道），商店、戏院、茶园、菜市场、饭馆在这里鳞次栉比地建造起来，逐渐形成了一条繁华的大街。一些军阀也开始在这里觅地建房，如冯国璋一九一三年任直隶督军时，工部局工程师布吕纳将其建造的三所楼房，以还欠款的方式转与冯家，这是北洋军阀最早在奥租界置产的人。其后，吉林督军鲍贵卿、湖北督军王占元、国务总理王士珍、国务总理龚心湛、总统曹锟等人，在卸职后都曾在奥租界建造安乐窝。天津“八大家”之一隆顺海货店卞家，在奥租界也置有房产。

光绪三十年（1904年），比商世昌洋行经直隶总督袁世凯批准，在天津经办电车、电灯事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建成了围城环行电车路线，其后又着手修建从东北角通向东车站之电车线，中途必须经过奥租界。为此，由津海关、电车公司及奥、意租界合资，于光绪三十二年将东浮桥改建为铁桥，建成后命名为金汤桥。不久，由东北角经金汤桥通向东车站之电车路线即告通车。

奥租界工部局虽然建立了建造公司，但主要是为了经营房地产牟利，对租界本身并未进行什么市政建设，就连工部局等行政机构的办公地点，也一直是占用民房。由奥国人自己掏腰包盖的房屋，仅有一所奥国领事馆而已。

一九一四年七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中国政府宣布中立，奥租界未受到影响。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国政府在协约国怂恿下对德、奥宣战，并宣布收回奥租界。同年九月一日，中国政府与协约国达成协议，同意中国政府收回德、奥两国在华租界。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战争结束后，天津协约国领事团又节外生枝，提出德、奥租界应由英、法共管，激起了天津各阶层人民的愤慨，公推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家住奥租界，天津“八大家”卞家的族人）为首席代表，向政府进行交涉，并怂恿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立即接管奥租界的行政大权。协约国驻津领事团为此通过其北京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害怕引起国际纠纷，急忙将杨以德调离天津，改任总统府侍从武官。徐世昌的屈膝媚外行动，更加激起天津人民的愤怒，为阻止英、法两国接管这两个租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天津协约国领事团见事不妙，不得不放弃其共管德、奥租界的妄想。

一九一九年初，以杨以德为首组织了管理敌国人民财产事务局及天津特别区市政管理局，负责办理接收德、奥租界事宜。一九一九年九月十日协约国与奥国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宫签订《圣日耳曼和约》，其中第一百一十六条明确规定奥租界归还中国。

奥租界从设立到收回历时十七年，是天津外国租界存在时间最短的。奥租界收回后，改名为特别第二区，区公署主任刘凤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