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的证券交易当时如此盛行，是习惯而形成，无论是买卖交易的方式、手续，以及登场上市流通的企业股票种类，都没有一定的法律或成文规定，它是依据习惯而进行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经济总署发布书面文件^[1]，指令在天津组织“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由北京、天津、青岛、济南四个城市的银行业公会、钱业公会、市商会及工厂联合会出资伪联银券二千万元，规定先从天津开设交易所。要求限期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必须成立。具体督促责任交给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实际负责。限期十分紧促。于是在津联银紧抓之下，先组成了筹备委员会，伪天津联银唐卜年等三个主要负责人都担任了筹委。几度磋商研究，确定了摊派认股的金额，其中归天津负担的一千万元，由银行公会承担三百四十万元、钱业公会承担三百三十万元、商会承担三百三十万元，限一月十五日之前交清。各公会也是以摊派方式分配担负，如钱业公会是每一会员摊认28.800元，共114家，尾差16，800元由豫慎茂寄庄承担。这三个单位推举的八名发起人为：商会的邸玉堂、于震江；银行业公会的王毅灵（金城）、杨天受（久安）、资耀华（上海）；钱业公会的焦世卿（义胜）、顾筱林（天瑞）、张蕴白（宝生）。

归北京、青岛、济南三市摊认的一千万元股本和发起人是：

北京：五百万元。发起人六名：邹泉荪、滕于超（商会）、王泽民、周维藩（银行业）、王振亭、王弼华（钱业）。

青岛：二百五十万元。发起人四名：殷露沾、王正平、时品三、王子谦。

济南：二百五十万元。发起人四名：苗兰亭、曹敏士、张冠三、胡伯泉。

理事会人选分配是：北京三名，天津六名，青岛、济南各二名。在理事会组成之后，选出了王毅灵为理事长，郑诵先为秘书长。当时，王的身份是金城银行经理、银行公会会长，郑是银行公会的秘书长。交易所的场务负责人是王佩芝。(www.daowen.com)

从中不难看出，这个交易所是伪经济总署仓促部署、限期成立的，具体的监督执行是天津的伪联银，而落脚点是天津的银行业以及它的主要派系“北五行”。因受时局迅速变化的缘故，该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才正式开业（一说是八月二十七日）。开业前，额定经纪人名额为一百名，由商会和银钱两公会各分配四十名，实际吸收的经纪人达一百七十多名，但执行业务的大约只有六十名（家）左右。佣金改为从价千分之五，所与经纪人各占一半。该所营业至一九四六年六、七月间由国民党政府派刘静远接收，是年十月八日奉令停业清理。

对于伪政权在穷途末路的形势下限期成立交易所，分析它的目的和作用，可有以下几方面：

（一）当时因为物资紧张，物价上涨，由通货膨胀带来市场上游资充斥，为减轻对于伪联银券的压力，利用市场上流通已久的股票筹码去吸收资金。据我们回忆，这些阶段中的证券交易，所占金额在全市票据清算总额中比重很大，尤以交易所开业以前的期货买卖盛行时为甚。从交易所的交割金额加上各行内部直接成交的数额，是能够作为证明的。

（二）敌伪严密控制的华北金融市场，从日本的银行和伪联银连同外围银行（中、交、河北省等银行），对于信贷资金和区内外汇兑的资金，原已层层控制，管制极严。开办交易所可成为一个产业证券的资金市场，先以华资的厂商为前导，然后逐渐推出敌伪出资的厂子，以至于发展到公司债券等，为伪政权发行公债创造有利条件。

（三）天津的证券交易，原为习惯形成，是民间的、一般的商业行为，初无法律上的依据。迨交易所的开办，涉及到经纪商的组织登记、上市股票种类的确定、现货期货及交割手续的制定等等，具备了法律的、成文的效力，用行政手段加强了伪政权的统治作用。当时批准上场的证券有二十六种，其中每天开拍者五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