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二年以来，到日本帝国主义失败投降，这个时期的证券市场最为兴旺。当时，由于物资短缺，工业生产停滞，刺激了物价，黄金纱布涨价，证券交易日渐活跃，于是黄金、纱布、五金、化工西药等都成为投机的筹码。天津的启新股票与上海的永纱（永安纱厂股票）成为南北齐名的热门，经纪商多达九十八家（其中有几家是银行兼营的证券部），除了上文所叙述的几家之外，新开设而且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家：

（1）宏孚公司。由杨天受、严曾符、朱跃如、张伯龙、曾衡三等夥设，杨任董事长，严任经理。主持证券业务者为副理林绍怡，是业务老手，林初期是按分成拆帐方式与宏孚合作，后来改任副理的。

（2）惠安行。原为进出口贸易商，改营证券，是广帮，凡广东籍的买卖皆归该行办，营业甚盛。

（3）祥泰义。原为杂粮市场代客买卖大豆、红粮等经纪商，此时改营证券买卖。负责人为任序园，顾客大部份是东北客人，颇有实力，业务亦好。抗战胜利后任序园接替林凤钧担任证券业公会理事长直至解放。

（4）万生行。股东萧寿康、陈宗彝等金融界知名人士，经理郭克念。实力很厚，能左右市场行情。其直接后台为和丰银号的一帮人，和丰之后台，又有盐业银行，不论在证券或黄金市场一听和丰收货，行市就坚挺，跟着跑的人也不少。在交易所成立时，又开了德生行，是为了争得一个经纪人席位而设的，经理张兰田。

（5）义记行。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英美侨民被日本人送往山东集中，永盛洋行停业，该行的中国人张维栋等三人组织此行。业务甚好。

（6）新茂行。是原在外商瑞隆洋行做事的马凌霄、郑慈荫，因瑞隆停业而组成的。

（7）乾康行。负责人沈季琴，原在新华银行证券部任职。该行初期有俞君飞、言镕甫、周挹清等银钱业人物为后台。营业很好。后来俞、言离津他往，沈经营不善，至解放初，亏累不能收拾，于是倒闭停业。

（8）永诚行。先为言韦叔、周慰曾等夥设，周任经理。言与周都是启新系统的人，业务尚好。不久，言退出股份，把行名中“诚”字之言字旁取去，改名为永成行。由于地点适中，临近大沽路文兴里，邻近有多家证券行，该行曾经一度成为证券交易的小市场，盛极一时。

（9）中大行。是大陆银行副理谈季祯所办，主持业务为郭声甫，依大陆银行和中太钱庄为后台，故名。业务平常。

（10）万有行。主办人为高克昌、王守中，皆为原久安信托公司证券部的旧人，经营熟悉，成为同业的中坚。不久，惠安行拉走王守中，高乃自行组织大有行，万有于是散伙。(www.daowen.com)

（11）裕津银行证券部。是该银行后来添设的，由于经理陈锡三跟纱布业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凡纱布业涉足到证券交易时，大都委由该行经手，营业额颇可观。

此外，尚有大来行徐为勋、德生行张兰田、裕大行程蕴生裕记行李泽民及阎世五、周乃振等证券经纪商，业务都比较活跃，大部分一直存在到解放后交易所结束时为止。

当时，交易剧增，使原在各经纪人间联系的交易方法已不能满足，于是在大沽路（哈尔滨道与安东路口文兴里一带，即现在的天津港港务监督的门前一带），渐渐形成为市场。各经纪行大多在此派出专人下场，进行交易，一面从附近的永诚行、惠安、广义等行，通过直线对讲电话与本单位联系。在场交易的经常达二、三十家。有的借不到地方的，就在大沽路安东路口的颐和园饭店里开了长期房间，作为临时的派出点办理交易。甚至还有的投机户自己到该市场随同经纪行的下场人一起进场交易，所以该处每天经常聚人很多。成为麇集的市场。它的极盛时期大致是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华北证券交易所开场时为止。

这个市场，与永安饭店的黄金市场、大沽路安徽路上的纱布市场，成为本市当时最主要的投机市场。这处证券市场，从它的影响去看，不仅是在本市，而且也联系到北京。北京有一帮拥有实力的证券商，通过长途电话做交易。据广安行周志久的回忆，北京的中孚银行与该行经常是整个上午都插通着长途电话，便于随时了解行情，进行交易。

由于企业多次增资扩股，筹码充斥，交易也从现货而向期货扩展。起先是可以迟期一二天才办交割，逐步发展到迟期五天或七天，经纪行为贪图佣金，后来放宽到十天甚至半月为期，叫做期货交易，期内投机者买了可以不交钱收货，卖了可以不交货收钱，浮多浮空大为泛滥。

一九四三年九月，有成立不久的利和行，是英商怡和洋行买办陈祝林之子陈小林开设，主持业务的是李厚甫和许炳南。陈小林以前干过棉布交易所，李厚甫是美丰洋行买办李正卿之子，李家两代是上海三北轮埠公司驻津代表，在天津的宁波帮中夙具名声。是年八月，利和大量卖空启新股票，远超其交货能力，市价连续上涨，无法补进，亏空极大而宣告倒闭。在倒闭的上一天，当时证券业公会的理事长林凤钧、理事周志久审察市面交易动向，似有问题，为防出事，找李商谈，李以诡词应付，次日突告倒闭，李厚甫逃走。起初藏身于妓院，后潜去北平。伪警察局逮捕了许炳南，拘留了有关的同业马凌霄、于闻达、施公麐等数人。出于维持市场交易之目的，证券业公会先作了对交易归各行自行负责以昭信守的决定，然后对利和应交的货由公会负责人代筹货额，收欵垫货，补平了空额，使市场上从40余元连涨至95元的启新股票，回落到65元，有利于结价了事，逐渐平息下来。自此以后，期货买卖没落，确立了当日交易次日交割的统一制度。

另一个典型的事件是江南水泥公司临时收据出现伪造的事。江南是一九三五年开办的，厂设在南京，因抗战开始未能开工生产，它的股票在本市登场买卖，一九四四年以前，市价一直低于票面，交易却不少。一九四三年间，江南董事部主任王艮生病假，由启新洋灰公司会计科长李又蘅兼代。股票或股据办过户手续时要费好多天，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先开一过户临时收据。这种临时性的凭证按例是不能买卖的，因为买卖后要在正式股票或股据的背面加盖原主预留的印鉴，才能生效。但当时过户手续办的慢，证券交易频繁，等不及，出现了以临时收据先充数后补印的变通办法。有人乘此空隙伪造了江南的这种收据流入市面，甚至连经纪行的背书图章竟也是假造的。经纪行背书图章的作用是为示明经手的次序和责任，含有保证过户的意思。在发现此情况后，追查中发生纠葛，最后只能归经纪行自认吃亏了事。从伪造的手法看，不但伪造了过户临时收据和江南的公章和经纪行的背书章，而且是个极熟悉该公司办事手续的人。此事发生后，公司当局并未出面要求彻底追查，内部或有牵连。

一九四五年四月七日，日本的军人内阁倒台，改由文人铃木上台组阁，此时已有竭蹶之象。五月，德国法西斯投降。盟国空军飞机空袭沿海地区，因之如开滦煤矿一有空警，行市即随之波动，经纪行的风险已岌岌可危。八月十一日上午传出日本投降消息，黄金由上一天收盘的联银券八万元（每两）直线飞涨到四十九万元，启新股票亦上涨两倍。八月十五日正式证实日本投降，黄金落到三万元以下，股市亦暴跌（八月十四日收盘：启新24——25万，八月二十日暴跌停拍，场外行市最低达4万），银根紧缩，投机者削价求现还欠，于是一片跌风，遍及各业。直至九月中旬之后，因国民党接收大员带来大量钞票抢购物资，价格遂趋稳转升。

以上这几次风波，充分暴露了天津证券市场并不是产业证券的投资市场，更不成为货币资本的金融机构，只是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倒把、变相赌博的赌窟而已。它从现货交易演变到期货，甚至造假混充，赌输了逃之夭夭，各种骗人勾当都是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