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事变爆发，外国股票、在华的洋股和外汇买卖活动被迫停止，原来那些搞投机活动的人集中到华商股票的证券交易上来。因此，不仅实买实卖的交易增多，而且专事买空卖空（业中流行的术语称之为“浮多”或“浮空”），纯以谋取差金的投机交易也大为风行。在一九四二年底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下的华北，物资日渐紧张，纱布首先告缺，原料不继，日本强行拆掉部分纱厂的纱锭，充作军需原料，于是，纱布商的资金转移到黄金和证券市场，其他与军需有关的行业也跟着进入。他们利用军事政治谣言，以及币值不稳的波动，作为投机倒把的手段。证券交易为适应此种需要，出现了期货交易，以五天为期，届时交割，投机者可在此期内，随时可以通过买空卖空冲平交易，到期只需收付差金即可了结。实质上这乃是扩大了投机的范围。于是，以启新洋灰公司股票为首的证券交易，成为天津市场上最热门的投机筹码，与黄金、市布、棉纱并驾齐驱。

此时的证券交易，还受到各行业中实力派的支持，具体做法是有些殷实大户，依仗手中的实力，将启新、滦矿等股票与黄金、纱布等热门投机筹码中之任何一种，作为财富的本位，来回套进套出，贵卖贱买。由于以上儿股势力的衬托哄抬，证券交易遂成为本市投机市场的坚强台柱。证券经纪商多达四、五十家，生意兴隆，此为证券交易的兴盛时期。

另一方面，天津市场上市交易的多数股票，企业主持者藉口种种理由，曾经多次“增加资本”，或是“调整资本”，实际是乘伪币币值动荡，通过资产设备的财产重估得到巨额帐面升值，升充股本。对各股东以增资赠股为诱饵，给以缴款认购新股若干的“权利”，实质是达到吸进一部分现款去充实企业的实力。增资时最主要的一项是当权的董监事、总经理、协理、科长等可以分得巨额的红利股酬劳。以启新洋灰公司为例，该公司于一九三九年由原来资本额1，309万余元增为2，260万元，增资方案为按原股数增股三成，名为红利股；再按票面金额缴现款认购新股两成，给董监事、总理、协理及职员红利股数达296万5千元，于此可见一斑。

因为当时市场上新股价超过票面金额一成至三成，所以散户股东即使无力认购新股，也非购不可，宁愿卖去一些老股（已经“搀了水”的——就是办过增资了的）去缴付新股股款，或者是先借钱认缴新股，然后售新股还债。对于分得红利股的董监事、总协理，除分得了红利股的票面之外，还能得到市价高出票面的那一部份好处。所以，每次增资是当权者得到双重好处的机会。通过历次增资，企业的股本总额加大了，同时有些企业还把每股的票面改小了，如东亚、仁立、耀华等原为每股百元，后改为每股十元。于是，在市场上流通的股票量增多，促使流通的范围更加广泛深入。这些做法，完全是仿效资本主义国家沿用的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套，通过增资等手段，玩弄“搀水”，集中资本，损人利己。(www.daowen.com)

关于各企业增资的另一原因，是由于伪币币值日低，帐面资本额与其资产实值不协调，伪政权征收的所得税是依收益率为计征标准的，而且是按超额累进的税制计算的，企业为逃避税负，遂成为势在必行的手段。反复影响，促使股票筹码增多面额减小，流通量增加，流通范围扩大，可以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股东和当权的董监事另一谋利手段是：当增资方案未定，正酝酿准备时，他们可以先得消息，此时市场上的股价多半会上涨，于是抢先做短期买进，待价而沽。证券市场的存在，为这些人提供了方便。

对于散户股东，本市曾有不少企业采取了发给实物的做法，有的是无代价的，如东亚，仁立、利和、天津造胰等公司，有的是发给购物券凭以购买牌价低于市价的物资，如开滦煤矿（滦矿对它的董事每名每年免费发给开滦原煤五十吨，对一般股东每年每一百股给原煤一吨购煤证。）东亚则不但发了抵羊牌毛线、呢料、驼绒、西药、发蜡、还向医务界的著名医生赠与股份，为该厂初创药品推广销路。利和织物公司对股东发给新产品毛巾。仁立毛呢厂也曾向股东发给毛呢。在他们看来，做广告也是要化代价的，这样还可以向股东讨好，一举数得。另外，也是各企业为它的股票争取登上证券市场并占据有利地位的另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