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九四一年春我调回天津任天津分会经理后不久，伪华北政委会财务总署指令伪联合准备银行办理华北各地银行、钱庄重新登记注册事宜。当时上海方面对上海四行储蓄会的业务不受限制。华北伪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以“北四行”各家都有储蓄部办理储蓄业务，四行储蓄会既非银行又非银号，实无存在之必要为理由，拒不接受四行储蓄会重新登记注册的申请。他们的真实目的，是想以不发重新登记注册执照，迫使天津四行储蓄会和北京支会停业，这样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就可以征用天津四行储蓄会的办公大楼，那时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还在北马路，急欲迁至当时银钱业集中的旧英法租界一带。当时吴鼎昌已去后方当贵州省主席，由周作民兼代主管四行储蓄会在沦陷区内的业务。大家商议先由担任天津银行公会会长的天津金城银行经理王毅灵出面，去北京和日本兴亚院、大使馆、伪联银总行的日本顾问坂谷希一与汪时璟等人据理力争。经三个月的联系，未获结果。后与曹汝霖、任凤苞等人磋商，认为从正面据理力争的办法行不通，决定劝回王毅灵，改派北京金城银行经理、担任北京银行公会会长杨济成去办。杨素与伪联银总行会计局局长陈云甫等人熟识，决定通过私人关系打开这个僵局。我每周到北京一次，由杨和我共同出面邀请陈云甫及其它各局科负责人员大吃大喝，经过两个多月的拉拢和疏通，汪时璟终于点了头。为了酬谢人情，最后送给这位陈局长兼副总裁十万元伪联银币（约值十几条黄金）。后来听说这位副总裁把这笔钱都用在为自己修建生墓上，真是少有的奇闻。不过天津四行储蓄会领取继续营业执照的目的总算达到了。

（2）一九三三年春，我奉上级领导之命调到上海四行储蓄会任副经理，吴鼎昌和钱新之设宴洗尘，表示欢迎。席间吴对我说：“仲文，你来自北方，又爱好京剧，给你个任务组织票房，由储蓄会每月拨二百元作为经费，把全会的同仁及家属们都吸引来，让大家在工作之余，有个正当的娱乐消遣，以免受十里洋场花花世界的引诱”。票房很快组织起来，定名为“古柏剧社”同仁们都踊跃参加，盛极一时，收到预期的效果。以后上海大陆银行经理叶扶霄也仿照四行储蓄会的办法，成立大陆职工票房。

国际大饭店开业前夕，吴鼎昌、钱新之在饭店内十四楼内设宴招待会、库全体职员们，并在宴会上宣布：开业后不准职员们常来饭店吃饭和跳舞。国际大饭店是个高级消费场所，一瓶香槟酒就是几十元（当时的通货是银元），如果职工们沉湎在这种场所，后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吴、钱等人不仅在业务上有一套经营管理的办法，还把从业职员们的业余生活也纳入管理范围，目的是防患于未然，以免影响事业的声誉。用心可谓良苦。

（3）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结婚时，曾向北京盐业银行借款四十万元，抵押品都是清宫稀有的历史文物，如玉器和瓷器等。其中最珍贵的是一套十六个金钟（又名编钟），计重黄金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两二钱。以后清宫无力偿还借款。盐业银行将该借款由押款正帐上设法改为后帐，全部被隐藏起来。当时军阀和其他银行都对此事寻查下落，风声很大。北京盐业银行就将玉器、瓷器以及金编钟等，分盛箱内，先后都运到天津盐业银行保管起来（玉器和瓷器等先托天津四行储蓄会保管）。

我于一九四〇年春调回天津工作，翌年冬季日寇即接管英法租界。位于法租界内的盐业银行保管库内的金编钟十六个，是十分不安全的。当时盐业银行经理曾多方设法向吴鼎昌（时吴任贵州省主席）请示如何办理。吴回电嘱毁，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认为此项编钟毁之可惜，于是想从法租界盐业银行搬移到英租界四行储蓄会保管库内，隐藏起来，较为妥当。遂将此意向我商量，我同意允予协助。约定在夜间把装在四个木箱内的金编钟十六个，由陈亦侯用小汽车分两次搬移到四行储蓄会内的一个在地下室空库房内。当时只有经理室工友徐祥一人知道此事，并帮同办理。以后我嘱庶务买些煤末堆在这个小库房外面，库房外面加上锁由我保存。此事职工们无人知道。日本军方和副领事曾先后向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侦查金钟的下落，用尽软硬兼施办法，陈都小心应付，推说不知其详。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多方侦查此事，我们也始终没有露出真相。(www.daowen.com)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后三日（即十八日），我就备函把盐业银行寄存的金编钟和玉器瓷器等（约二千余件），全部献交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经点收后，回到人民手中。金编钟现在陈列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内展出，任人参观。

我自一九二三年进入了四行库、会和联合银行工作，至一九六四年退休时为止，从事银行工作已有四十余年。现因年逾八旬，身体衰弱，一切往事，都记不十分清楚。个人手中又无资料，可资证明和核对，遗漏之处，当然很多，至于个人看法和分析，错误更属难免。敬希“北四行”有关同志们予以补充和修正为幸。

（刘续亨、董铁生整理，一九八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