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前，在银行界通称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四银行为“北四行”。这四家银行都是在民国初年先后成立的。首先是盐业银行于一九一五年三月在北京开业，以后又在天津设分行；其次是金城银行于一九一七年五月在天津开业；再其次是大陆银行于一九一九年在天津开业；最后是中南银行于一九二一年春在上海开业，一九二二年在天津设分行。金城、大陆两行的总行都在天津，盐业总行设在北京，中南总行设在上海。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天津的民族工商业如纱厂、面粉厂、化工厂等趁机得以发展，急需资金周转营运，原来的票号、银号、钱庄已不能适应当时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新式银行应运而起，组织社会各方面的游资，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这就是“北四行”产生的社会背景。“北四行”以天津为重点、而且都设在英、法租界内，依仗帝国主义势力的庇护。这四家银行主要投资人，除中南银行是南洋华侨黄奕柱回国投资兴办外，其余如盐业、金城、大陆三行的主要投资人都是北洋政府的军政官僚。盐业银行主要股东为河南省都督张镇芳，此人系袁世凯姻亲；金城银行主要投资人为安徽省督军倪嗣冲以及安福系政客王郅隆等；大陆银行主要投资人为北洋政府大总统冯国璋。

当时“北四行”的主要负责人：盐业银行为吴鼎昌，金城银行为周作民，大陆银行为谈荔荪，中南银行为胡笔江。吴、周、谈、胡四人彼此的关系十分密切。吴鼎昌曾充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天津造币厂厂长。在张勋复辟时，盐业银行总经理张镇芳曾参与其事，张勋复辟失败后，张镇芳被捕，当时皖系当权，于是就派吴鼎昌接管盐业银行。周作民在民国初年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币藏司长、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吴、周都是日本留学生，在财政部又是先后同僚，关系较深。胡笔江原任北京交通银行经理，周作民和胡笔江是交通银行的旧同事。谈荔荪与吴鼎昌系日本东京商业大学同学，回国后又在大清银行同事。周作民与谈荔荪青年时两次同学，又同是淮安人，周作民的夫人系谈家外甥女，周、谈两家结成姻娅之戚。从上述吴、周、谈、胡四人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出，当时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在业务上虽然是各自经营，但是在遇有重大问题时，彼此是互通声气，一致对外的。例如：承担摊销北洋政府发行公债和摊派借款等事，“北四行”的负责人总是互通声气，采取一致态度，形成了一个小集团，这就是“北四行”名称的来源。“北四行”小集团的形成，固然是由吴、周、谈、胡四人之间的关系所确定，但如再深究一步，则在他们四人背后，尚有一个重要的幕后人物起着指导作用。此人就是任金城银行终身董事、中南银行董事和盐业银行董事长的任凤苞。

任凤苞字振采，曾任北洋政府交通银行的协理多年，与曹汝霖、梁士诒等北洋军政要人过从甚密，而周作民和胡笔江又都在交通银行任过职，全是任凤苞的主要助手，与任的关系甚为密切。当时“北四行”的背后支持者就是交通银行，这就形成了任凤苞与“北四行”的一种特殊关系。因此遇有“北四行”与北洋政府之间发生某些不好处理的问题时，经常请任凤苞出面从中向北洋政府主管财政方面的军政要人进行疏通。“北四行”创立伊始，都和交通银行建立往来关系，尤其是金城银行开业初期有关票据结算、资金周转方面仰赖交通银行协助之处尤多。不仅如此，“七七”事变以后华北沦陷，盐业银行吴鼎昌到后方去任贵州省主席，为了支持盐业银行在沦陷区的局面，请出任凤苞为盐业银行代理董事长，以后实任董事长一直到任故去。当时敌伪华北政委会新老汉奸如王克敏、曹汝霖等都和任凤苞有很深的渊源，任的胞侄任援道是汪伪南京政府的绥靖部长，任在当时沦陷区南北敌伪政权内部都有靠山，因此当时“北四行”有什么难办的问题，都要和任凤苞商量，任凤苞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北四行”幕后主要人物了。(www.daowen.com)

吴鼎昌、周作民等人，为厚积资力，互通声气，提高信誉、扩展业务，仿效英帝国主义五银行联合经营的事例，于一九二一年“北四行”开始走向联合经营的道路。为了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于一九二一年联合创立四行准备库，一九二三年又联合创立四行储蓄会，一九四八年四行储蓄会营业期满，改组更名为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