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源患病后不久，有一天他突然对母亲及濑越先生说：要回北平扫墓。经过短时间准备，他就匆忙的出发来到天津。他的突然行动，使许多日本人以为他要脱离日本回中国去。据他后来对我讲，他当时好像得到什么神仙的启示，叫他到天津求道。这些怪异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是无法理解的。但他之所以到天津来的原因可能是这样：我一九三四年暑假去东京家中，看到清源弟对于中国那时的政治形势不大了解，我回天津后，就每星期给他邮去天津的《大公报》和《庸报》。《庸报》上有一副刊好像叫什么“道慈专刊”，是宣传红卍字会的教义的，该报经理李某也是红卍字会的负责人，因此该会在《庸报》上辟一专栏，以广宣传。清源对此很感兴趣，每期必读，他来天津求道，就是投奔红卍字会来的。

他来天津没有带多少行李，只穿一身秋天的日本服，也没有带多少钱，精神状态确实异常。母亲打来电报叫我照应他。那时我是南开大学四年级学生，社会关系不多，但又不能不为他奔走。正好有一位小时候的朋友童某，在《庸报》当记者，于是我托他把清源介绍给该报经理李某，并商得同意让清源住在童某家里，这样才把他安顿下来。清源每天去《庸报》馆找经理李某谈道，童家住黄家花园，《庸报》馆在交通旅馆旁（现在的外文书店），虽然不是很远，也须要坐人力车。他告诉我有一次坐人力车回来，讲好车价两角钱，因没有零钱，拿出五元钱叫车夫找钱，车夫接过钱，突然拉起车跑了。他装束古怪，怎不让人当作坑骗对象呢！后来天气冷了，他穿了一件中国棉袍，这件棉袍记得好象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总理潘复送给他的。他没有棉裤，只穿一条绒裤，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走路与说话都是慢腾腾的，一切表现都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他来天津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成立什么“华北五省自治政府”的混乱局面。清源在日本是有名的人物，不免带有亲日色彩，虽然他与政治活动无关，但爱国分子会把他当做亲日分子对待，而亲日派又会利用他作为政治工具。我对他在天津逗留十分耽心，希望他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同时母亲和濑越先生也一再来电报催他回去。按照红卍字会吸收新会员规定，必须有六位老会员介绍而且要在会中修行一百天。经过与该会负责人商谈，把修行一百天放宽为六十天。他六十天修行功德圆满之后，起一道名叫做“奕灵”。从此，红卍字会的教义就成为清源安身立命之道了。(www.daowen.com)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他启程回日本东京，我怕他路上有失，陪他一同回家。这时华北风云紧张，正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风暴来临的前夕，学校已无限期罢课。我在南开大学本来是学西洋文学的，面临国家动乱的局面，民族存亡危急的时刻，我感到只有文学知识，是不足以应付国家现实局面，我打算到东京后埋头念一年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充实一下自己，作进入社会的准备。这是我要陪他回去另一原因。当我们到神户上岸后，他给我买去东京的车票直接回家，他却买去京都的车票，说要到京都西北绫部日本大本教所在地去会见教主王仁三郎。他为什么访问大本教？是否大本教与红卍字会教教义有相同之处，还是红卍字会委托他与大本教联系，以便将来在日本建立红卍字会？他都没有同我谈过。我到东京后三、四天，报上登载大本教被抄的消息，教主王仁三郎被捕，并公布罪状说，王仁三郎俨然南面称孤，殿堂华丽赛似皇宫，妻妾多人称作后妃。在日本天皇制度下，这是大逆不道的。我们正耽心清源下落时，他却平平安安地回来了，但对我们依然什么也没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