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清源一九一四年出生于福建，祖父是福州的大盐商，父亲兄弟三人，因系庶出，年纪最小。外祖父张元奇，是清末翰林，任过御史，因曾参与弹劾三贝子载振娶坤伶杨翠喜一案而出名。辛亥革命后，又曾任东三省巡按使。母亲既生于翰林之家，也读过一些古书。父亲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科，回国后，我们不了解他学来了什么新的知识，只见他带回许多日本的围棋谱。那正是一九一六年，父亲带我们全家来到北京，想在北洋政府中求得一官半职。这时袁世凯刚刚死去，他的集团分成两派：一个是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另一个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因安福系（或称皖系）中多福建同乡，再依靠外祖父的力量，终于在平政院当了一名科员。平政院离我家不远，坐落在丰盛胡同，是个“清水衙门”，经常不发薪，一欠就是几年的。

当时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军阀们需要的是能为他们卖命或者能横征暴敛开拓财源的人，还有能为他们勾结洋人出卖国家利益借来外债的人。我们父亲是没有这种本事的，只能当个科员，但又得找门路维持一个中等阶层的家庭生活。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旧俄在我国东三省发行的纸币（俗称为“羌帖”），成了废纸，后来中国提出应由苏联赔偿这笔损失，一时报纸上金融栏里“羌帖”有了行市，一元钱可买几千、几万元。我家买下了一大批“羌帖”，但盼苏联政府能够赔偿，哪怕是几分之几的话，也是有利可图的。在我家孤注一掷之后，“羌帖”行情一跌再跌，一直到最后成了废纸。

我们家住北京西城缸瓦市大酱坊胡同一所四合院，兄妹共九人，四男五女，中间夭折一男二女，剩下兄弟三人和三个妹妹。吴清源排行第三。父亲每天下班回来就看书写字，家务全由母亲操持。因为外祖母和大舅都吸鸦片烟，母亲也沾染上了鸦片烟瘾。她每天晚睡晚起，沉溺于烟灯之下，没有充足的精力关注我们兄妹的生活。当我们到了入学年龄时，父母不叫我们到外面上小学，认为那里学不了什么，反而会学坏，便请了一位私塾先生教我们《三字经》、《千字文》、“四书”等等旧书。父亲每天还叫我们逐字背诵，背不下来，就要挨板子，我是经常挨板子的，清源弟却没有挨过一次板子。由于我们兄弟整天埋头在书房里，也没有体育活动，故此我们的身体都很文弱，清源弟更是如此。

自我家买“羌帖”失败后，父亲升官的好运也没有来临，这时父母不得不为前途担忧了。不知什么原因把私塾老师辞退，又请来一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教大哥英文和算术，我和清源也借这机会学些英文和算术。父亲很少到平政院上班，也不出门，也没有心思管我们读书的事。在他无聊的时候，就同我们下陆军军棋，下了几天之后，我们就不感兴趣了。于是父亲编造一个陆军大战棋，比一般的陆军战棋有意思。陆军大战棋是摆在围棋盘上下的，有时为了增加花样，父亲用围棋子放在棋盘上作为地形、关口等等，这样我们就接触到围棋了。有一天我们下完棋之后，父亲兴致勃勃地教我们下围棋，把围棋走法和死活规则都告诉我们。我们学的很快，不久就赶上了父亲，清源更是一马当先。父亲见我们经常战胜他，又同我们摆棋谱，深入了一步。清源和棋谱一接触，就着了迷。一九二三年他九岁时，了解到围棋谱的妙趣后，就废寝忘食地把整个心思都钻到棋谱上去了。

此后，我家棋桌上就以清源为主，终日摆棋谱，父亲坐在对面观看。起先摆《桃花泉》、《弈理指归》以及黄龙士、施襄夏、范西屏等人的对棋谱，后来父亲又把从日本带回来的《新桃花泉》、《本因坊道策》等棋谱拿出来。清源弟见到这些海外棋谱。真是嗜之如命，夜以继日地恨不得几天之内都要摆完。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钻研，家中已无人是他的对手了。(www.daowen.com)

在北京福州同乡中，有位林贻书，是福州的国手，清源弟的棋艺在亲友中已有传闻，这位老棋手约定时间与清源对弈，没想到一上手就被这不满十岁的小孩杀得阵势凌乱，无可挽回。这一下吴清源之名在福州同乡和亲友之间就传开了。

父亲见到清源棋艺大有前途，为他订购新出版的日本棋谱。对于日本棋谱的讲解及评论，清源虽不懂日文，由于日文中夹杂汉字，他一半从汉字字义上理解，一半从棋理上推理，所以大体上也能看得懂。清源人小手小，棋谱大而厚，每天左手拿棋谱，右手拿棋子，日久天长，左手食指发生了变形，有点向后弯曲。那时北京西城绒线胡同西口大街有一茶馆名海丰轩，备有围棋盘，供喜好者对棋，经常有名棋手如汪云峰、顾水如，刘棣怀等人到这里以棋会友。一九二三年夏末，父亲带我们兄弟三人来茶馆下棋，曾经和汪、顾二人杀过一两阵，颇得他们的好评。从此，清源之名，由亲友同乡间扩大到全城。

翌年，父亲忧虑成疾，死于肺病。这时清源才十岁，他已感家计败落，生活日艰，但他仍埋头摆棋谱。我们大舅见他如此，厉声说：“下棋有什么用，将来能靠下棋吃饭吗？”清源不加思索地回答说：“我将来就靠下棋吃饭。”大舅听后冷笑而去。在当时旧中国具体环境，清源的回答是无法理解的，谁知他的志向最后终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