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八月，严修与华世奎、林墨青、刘嘉琛、徐世光、王仁安等人发起创立了一个研究国学的团体—崇化学会，这其实是严修另起炉灶，与南开学校办学路线大相径庭的一所不以“学校”标称的学校，是严修晚年思想发生反复和倒退的表现。

学会取汉代所行“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的遗意，而命名为“崇化”。它打着“延国学之坠绪，衍固有之文化”的旗号，以“为童年储师资，为学子谋深造”、“讲求国学，补学校之不及”为宗旨，科目分为义理、训诂、掌故三门。从讲学目的和分科内容上看，这是同曾国藩在“卫道”的名义下，合义理（程朱理学）、考据（古文经学派）、词章（桐城派古文）而为一的儒学教育如出一辙的。

所以学会组成之后，募集资金，首先得到当时的直隶督办兼省长褚玉璞慨捐五千元以为倡，办理备案手续，很快得到省长公署、省教育厅、天津警察厅和天津县公署的批准。省长公署在批示中特别指出：“当此邪说横行之日，全赖诸君子阐扬正谊，用挽狂澜”，给予高度的褒扬。这恰好说明这个“崇化”组织的社会效果。在北伐军即将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北洋军阀最后巢穴的历史时刻，濒于末日的封建势力正是把它当作一剂续命汤来看待的。

学会聘在津流寓的苏州宿儒章钰（式之）主讲席。开办伊始，先成立讲习科，招收学员二十三人，因无讲堂，则借严修私宅上课。每周三、六两日下午讲课，学员各发以札记本，使逐日作自学笔记，每两周由主讲评阅，每月试文两次。学员学习成绩采积分法，每季酌给膏火之资。一九二八年春分科学习正式开始，学员认定的书目有《论语》、《史记》、《汉书》、《说文》等，这是同严修平夙所学和在贵州时手订的《劝学谕旨》中所开列的书目完全一致的。(www.daowen.com)

严修对学会不仅提供私邸为课堂，提供藏书供阅读，而且“坐听弦歌，忘寒忘暑；亲莅试所，亲书试题。”倾注了一定的心血。

严修由一个资产阶级教育的先行者发生这样的倒退，是有其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由于他的阶级出身、经济地位、社会经历、文化教养等因素，他不能在思想上同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彻底决裂，而往往表现为新旧因素的矛盾交插和摇摆反复。如他有时流露出怀念先朝的感喟（1919年五月十四日日记：“倦倦有故君之思，与余意同”），但又不以遗老自居，而与前朝一刀两断（1919年答华世奎诗：“惟君志节我弗若，能一表里贯始终”）。他怀疑中国国民“果能称共和二字否？”（1911年12月25日日记），但又认为“二十世纪帝制决难存在，岂犹恋恋于君主，而自处于殷顽？”（1914年复张一麐书）他认为泰西之学为当务之急，但又说：“西学虽明备，孔孟程朱之道不可畔。”他多年来提倡新学，师法欧美，但又认为“东西国学人之来游中土者，转能窥见经史大旨与夫政治民俗根柢所在。”（1927年崇化学会捐启）进入二十年代以后，他在改良变革上的局限性和软弱性暴露得愈趋明显，头脑中的旧的东西逐渐重占上风。如一九二一年的赠林墨青一诗，可以说明他的思想由锐进而转入迟滞的情况：“津庠半是旧祠庵，开创经营兴味酣。当日被嘲新学派，而今复笑老生谈。只因国粹当存古，未肯方鍼变指南。……”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认为：“世人务枝叶，往往忽根柢。国要张四维，礼义与廉耻。人要守四勿，言动与听视。孔曾道忠恕，尧舜道孝悌。东西有圣人，此心同此理。”（1922年《寿林墨青六十》）于是老调又重弹了。这样，对他自己以极大热情办起来的“庠序莘莘人艳说”的南开学校，自然也就不免产生了怀疑，而感到“吾心功罪未分明”了（1925年《答陈诵洛》）。他又怎能不后退和更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