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称严修为南开的“校父”，并说：“个人真万幸，遇到严先生，在严先生指导下作事”，“我们学校真幸会由严先生发起”。这位老校长的这段话，我们认为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严修所以无愧为南开的“校父”的光荣称号，这不仅由于他以自己的家馆为胚胎，在本宅偏院办起了私立中学堂——敬业中学堂，为南开学校奠立了初基；更重要的是，南开学校从中学、大学、女中、小学这整个学系体制的缔建中，无不倾注着他的精力与心血，特别是早期的筚路蓝缕阶段，没有象他这样享有较高的道德声望的人出来号召主持，奔走筹维，是难以有如此成就的。这从南开学校创业进程中的一些事例即可加以说明。

一九〇四年私立第一中学堂时期，每月经费白银二百两，由严修、王奎章两家分担。

一九〇六年邑绅郑菊如捐地十二亩，严修、王奎章、徐世昌、卢木斋、严义彬集银二万六千两，兴建校舍。次年袁世凯又捐款兴建礼堂。

一九一一年学使傅增湘将天津客籍学堂、长芦学堂并入南开学校，每月又增得白银八千两。

一九一二年直隶学务公所每月补助经费一千〇六十元。一九一四年直隶工业专门和北洋法政两校附设的中学班并入，经费又续有增加。这都是在地方当局总督陈夔龙、巡按使朱家宝、民政长刘仲鲁的赞助下得到的。无疑，这也都是严修奔走联系的结果。(www.daowen.com)

为了筹办南开大学，严修更是不辞劳瘁地南北奔波。一九一八年访美国归来后，又派孙凤藻代表他遍访各省军政长官及教育当局请求鼎助。奔走结果，据严氏日记及南开学校文献所载，募得款项，为数不少，计有一九一九年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认捐之四十万元，黎元洪认捐之一万元；一九二〇年陈光远认捐之一万元，蔡成勋认捐之五千元；一九二一年李纯弟李馨根据李纯遗嘱捐赠之五十万元；一九二二年徐世昌认捐之八万元；一九二三年靳云鹏认捐之一万元。此外还有李组绅捐助的矿科常年经费与袁述之捐助的建筑资金，严修自己也于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二年分别捐赠购书价款二千美元，还捐地折款一万八千元。南开学校自开办到一九二七年止共得捐款一百二十万元，对其扩建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以严修出力为最多。

南开女中也滥觞于严氏女学。从一九〇二年女塾到一九〇五年女小以至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二年的中学班，都是在严氏家中设办的。一九二三年开办南开女中也是以严修的老友言仲远捐款一千元为倡始的。

一九二八年南开小学成立，实则在此之前，严修早就着手筹划。他曾于一九二七年五月约集天津商界王心容、纪锦斋、范竹斋、金小泉等人商谈筹募建筑资金，为其建校打下基础。

南开建校之后，一切校务皆由校长张伯苓统筹负责，但对学校重大设施问题，在早期严修还是非常关心和过问的。他重视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培养，他手书的四十个字的《容止格言》悬挂在当年南开中学东楼甬道中大立镜的上方，成为多年来养成文明礼貌、遵守纪律、讲求卫生等良好校风的行为规范。他与张伯苓苦心摹划，确立了要求学生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的办学方针，设定了比较完备的课程科目，包括音乐、体育、美术各课。他对于有助于学生提高思想、陶冶性情的社团活动，亦热心给以赞助与支持，如亲笔为校刊《校风》题签，为作文比赛优胜者题词褒奖。一九一六年全校国文会考，周恩来选《诚能动物论》为题，获全校第一名，即由严修亲自阅卷选拔，并亲书“含英咀华”奖旗以赠。他还为学校邀请蔡元培、梁启超等学者名流来校讲演，增进学生知识。为师生上演新剧审定剧本，决定剧名（如《一元钱》、《一念差》），并经常观看演出，还于某次演出《华娥传》时亲自佩带稽查员徽章随同照料。他设立“范孙奖学金”奖掖优秀学生，并出资支助个别优异学生出国深造，如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即系出于严修的资助。后来周恩来在法参加共产党，曾有人（包括张伯苓）劝严停止补助，严以“士各有志”四个字回绝了他们，继续资助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