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自一九〇九年挂冠还乡，即绝意仕进，优游自娱。二十年来，静观世变，不问政治，凡所征召，从不一应，终不再出。

（1）一九一一年六月，辞为溥仪授读之命。周自齐衔内廷之命，游说严修与严复作溥仪师傅，曾恳托张伯苓劝说严修接受此任，严一笑置之。

（2）一九一一年九月，辞度支大臣。一九一一年袁世凯东山再起，受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清廷九月间下谕：“着严修为度支大臣”，严当即电请收回成命。廷谕不准，袁又续派李士伟来津促驾。严亲自晋京恳辞，获准。

（3）一九一一年十月，辞南北议和大臣差命。袁世凯大权在握，企图用谈判方式，招抚民党，扑灭革命。严修是他心目中最合适的议和大臣人选之一，曾电示盼其“南行，参与会议事”。严以“识浅辞讷，置之议场，实非所宜”为由，复电恳辞。

（4）一九一二年二月，辞直隶总督。直隶总督张镇芳辞职，荐严修以自代，袁世凯派李士伟劝驾，严正色辞之。

（5）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辞国史馆总裁。袁世凯令其幕僚王筱汀传语，拟任严修为国史馆总裁。严复函不就，乃改任王闿运。

（6）一九一二年十二月，辞教育总长。民国成立，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北京。为了破坏《临时约法》与责任内阁，逼走唐绍仪，导演了一出军警围攻参议院，强迫通过赵秉钧内阁的闹剧，对教育总长一席，授意卢木斋兄弟转告严修，挽其出任。严闻讯亲自赴京面辞。

（7）一九一四年二月，二辞教育总长。袁世凯一九一四年一月解散国会，二月以孙宝琦取代熊希龄为内阁总理，发表严修为教育总长。其时严正在英国游历，乃将任命令电传驻英公使刘玉麟转授，严复电坚辞。

（8）一九一四年六月，辞总统府高等顾问。袁世凯派潘之瑞来津，函聘严修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严晋京见袁辞薪。

（9）一九一四年九月，辞清史馆总纂。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函聘严修为纂修兼总纂，严婉辞，后改为名誉总纂。

（10）一九一四年九月，辞参政。袁世凯五月撤销国务院，改设政事堂，公布参政院组织法，任黎元洪兼院长，亲自选定参政七十名，严修亦其中之一员。严致书徐世昌提出辞呈。

（11）一九一五年一月，辞中卿。袁世凯筹备践祚，先实行官制复古，一九一四年七月授国务卿徐世昌为上卿，严修等为中卿。严次年与徐世昌函商，以不辞不就办法，予以推脱。

（12）一九一六年六月，辞黎元洪面商新政的电召。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电召严修面商国是。严以“里居已久，于政治情形一切隔膜，实无以仰赞高深”为辞，予以婉谢。(www.daowen.com)

（13）一九一六年十月，辞黎元洪代劝徐世昌来京之命。黎元洪为解决时局纷争，拟请退居辉县的徐世昌出山相助，恳严修前往劝驾。严婉谢，未往。

（14）一九一七年六月，三辞教育总长。由于段祺瑞与国会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争持不下，爆发了府（黎）、院（段）之争，黎元洪准段辞职，以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电召严修出任教育总长，严复电婉辞。

（15）一九一七年七月，辞临时参议院院长。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新主政，提出了国会改选问题。研究系梁启超等献策，另行组织临时参议院，因而引起了南北分裂的护法战争。马相伯承旨派陈宝泉专程来津，邀严出任临时参议院院长，严婉谢之。

（16）一九一九年五月，婉谢黄炎培等签发对时局意见通电之请。直皖剑拔弩张，南北打打停停，和议难成，在沪闻人黄炎培、张元济、孙宝琦等与南游抵沪的严修晤谈，想请他与张謇二人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的通电，严婉谢说：“平日笑人好发电报皆空论，不愿效为之。”

（17）一九二一年十月，婉拒张绍曾召开国是会议之倡议。直皖战争皖系败后，因总统人选与任期问题，发生了法统之争，联省自治运动也甚嚣尘上。吴佩孚为另树一帜，授意张绍曾发起在庐山召开国是会议。张曾就此事致电严修征求意见。严复电云：“惟兹会之成不成，全视各当局者有舍己从人之心，与改过不吝之勇气，又必握大权者抛弃其权，攘大利者退让其利，党人不为违心之论，政客不起兴戎之口，然后会议可得而言。否则，议必不决，决必不行”。

（18）一九二五年九月，辞北京大学校长。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战败，段祺瑞再出组临时执政府，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代教育总长。九月二十日章派次长陈仲骞持函来津访严修，约其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而由陶孟和代表任事，严婉辞之。

（19）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辞段祺瑞邀请晋京维持大局。段祺瑞为敷衍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提出举行善后会议的主张，委托李文卿来津邀请严修晋京维持大局，严婉辞之。在此之前，严曾封还国务院顾问聘函，并致书于段，声明不任职事，恳即收回成命。

以上（2）至（11），所辞的都是袁世凯对他的征召与任命。他同袁世凯有非同一般的深厚关系，为什么袁世凯当年罢黜军机，祸且不测的时候，严修能不顾身家性命，抗疏力保，而到袁氏当国，北洋故旧鸡犬皆仙的时候，严修反而不拜一命，当其帝制自为时，更犯颜力争，沮其成议，在政治上采取了如此坚决的不合作态度？对此，严修一九二五年在《答陈诵洛》一诗中自己作了解答：“本为衰朝惜异才，几番铸错事同哀。拾遗供奉吾岂敢？幸未人呼褚彦回。”

陈诵洛把严修当年疏保袁世凯，比作杜甫（拾遗）荐房琯，李白（供奉）识汾阳（郭子仪），这从严修当时的真正的思想动机来说，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严、袁二人在直隶共事期间，袁编练新军，创行新政，确作出了不少卓越的成绩，而以其干济才能显名于一时。严修在一九〇七年（即疏保前一年）致天津知县章师程函中说：“非有见之于实行者不能示标准而折群言。以前事证之，巡警局也，习艺所也，陈列场也，半日学堂也，诸凡北洋已行之新政，昔日何尝不以为诟病，自项城宫保毅然行之，曾不数年，而规仿者偏于全国，此非收效大验欤？”这段话确系严修的由衷之言，并且也有他一定的事实根据的。他正是从这一认识基础和为国荐贤的愿望出发，才做出保袁这一举的。

迨至袁世凯潜移清祚，篡窃民国，残民以逞，帝制自为，倒行逆施，原形毕露，严修才觉察到自己已铸了大错。这哪里是什么杜甫荐房琯、李白识汾阳，简直是办了一件褚渊荐萧道成那样的蠢事（褚渊受宋帝之顾命，而荐萧道成同辅幼主，结果为萧篡宋自立铺平了道路。褚渊后来又仕南齐为大臣）。严修能承认自己“铸错事同哀”，并因此而同袁世凯在政治上相决绝，没有被人指着脊梁骨呼作“褚彦回”（渊字），那已很值得自己庆幸的了。

一九二三年严修的《伏处既久，忽蒙勋章之宠，矍然有作》一诗，很可以反映出他所以屡征不起的想法与心情：“脱却朝簪春复春，不夷不惠等闲身。犹闻此日呼参政，难免他年诔大臣。妄拟逸民原不敢，谬加新宠太无因。极知名器无轻重，祗是何须及此人！”

严修“廿载悬车”，有的人把他看成是洁身自好、遯世高蹈的许由巢父一样的人物，这是不确切的。对此，他自己不仅做过严正的表白，而且发有极为透剔的议论。他说：“吾国相沿，以不仕为隐，遂以不事事为高。前说义有未充，后说弊尤滋甚。巢许洗耳，后世艳称，以修论之，殊无足取，假使在位，溺职无疑。盖不能皋陶，始不得不巢许……既适懒散之性，复攘高洁之名，此修所至不屑也！”（《答张仲仁同年》）这段话是对那些自鸣清高，无所事事，以欺世盗名的隐士之流的入骨三分的无情揭露与鞭笞。他在政治上绝迹仕途，并不等于在社会上摒绝世事，而是在彻底摆脱官场名利纠牵之后，能更潜心致志地从事己所愿为的事业。他认为搞政治是另一些人的事，而办教育才是他的责任，所以对前者一概敬谢不敏，而对后者却矻矻以求。这种把政治与教育截然分开的思想，也正是教育救国论者的重要特点。严修一九一五年在《修生恰两万日》诗中有云：“五十五年两万日，蹉跎不进奈余何？此生莫信无功过，但坐无功过已多。”又自撰过一联以自励：“天下之平资大化，吾人于世不为虚。”这都透露出他矢志兴学、不虚此生的积极问世的态度。他自言：“仕非干进隐非高，五十悬车亦自豪……不将箕颍强儿曹。”（《结婚满四十年纪念》）他不仅自己不想做巢由，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孙作巢由。他市隐里居，也决不象巢、由之遯处箕山、颍水，而是充满自豪和信念地致力于他所要做的事业。所以二十年来，除最后几年因病魔缠身，较少出行与会客外，他的社交、旅游、观光、治学、联吟、行乐以及应邀参加的各项社会活动，还是甚为频繁的，并且大都是围绕着办学这一目的而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