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翻检《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看史部书，除了太史公的《史记》，最吸引我关注的书籍，就是一千多年之后司马氏家族中的另一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著的《资治通鉴》了。

自古以来，人们著书立说，就是想让它在社会上传布。当年，书只能一笔一画地写在竹简木简之上，没别的办法，司马迁只好“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圣人君子”[1]，而自从北宋时期起，雕版印刷技术日渐普及，市面上流通的书籍，就是以雕印的本子为主。一代名著，读的人、用的人多，传世版本也就繁多复杂，叙述它，需要理出个头绪。下面，将依照南宋时期的浙本、蜀本和建本这三大版刻地域体系，分头讲说。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当然从一开始就是依赖雕版印刷的形式供世人阅读。元丰七年（1084）冬，温公书稿进呈神宗御览，翌年秋——元丰八年九月，复又“奉圣旨重行校定”。这时，朝中的政治气候，已经开始从所谓“熙丰新政”中解脱出来，发生改变。盖宋神宗在这一年三月已经去世，下诏重校书稿的人在名义上已经是继承其位的哲宗皇帝。可惜的是，再过一年，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九月，司马光便因病辞世。不过史称“元祐更化”的拨乱反正业已正式展开，这就为《资治通鉴》的刊布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于是，在司马光辞世一个月后，即这一年的十月，便“奉圣旨下杭州镂板”，由朝廷来刊印并颁行此书。

虽然这中间有过一个“奉圣旨重行校定”的环节，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对整部书稿的内容做出系统更改的，恐怕主要是清定文字的工作；再说具体从事“校定”的人，是司马光撰著《通鉴》的主要助手范祖禹和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更不会妄自改动书稿。因此，《通鉴》一书这次上版初刻，大致相当于以司马光本人写定的原稿梓行，范祖禹还作为地位最高的“校定”之官直接参与了这一版本监刊督印的工作，司马康亦列名为“校定”官员之一[2]，其刊印质量，得到了充分保障。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原初刻本，早已佚失不存。通观传世典籍的版本，北宋刻本存留至今者甚鲜，这主要是自然淘汰的结果，《通鉴》一书也不例外，元祐年间在杭州雕印的原刻本，世间早已不见踪迹。

不过影响《资治通鉴》这部书流布存留的因素，不仅是不断流逝的时光，还有政坛党争的冲击。就在元祐元年初次付梓十一年之后的绍圣四年（1097）四月，王安石新党干将，也是他的女婿蔡卞，就想要毁掉这刚刚刻出的《资治通鉴》书版。这样的举止，今天很多人或许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司马光撰著《通鉴》的思想主旨本来就是与王安石新党一派相对立的，我们看看当年蔡卞之辈甚至想要“发冢斲棺”以羞辱司马温公的情形[3]，再看看两个月前宋哲宗刚刚下诏“追贬”司马光官职的歇斯底里做法[4]，其销毁《通鉴》书版之举就算不上有多疯狂了。盖绍圣年间哲宗亲政之后，一意绍述“熙丰新政”，蔡卞此举，司马光《资治通鉴》之遭遇，亦时政变幻一缩影而已。

这是一个在整个中国古代版刻史上很有意思的故事，会牵连到一些基本的版刻问题。其事乃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在这里，不妨将其始末照录如下：

（陈）瓘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竞推尊（王）安石而挤元祐，禁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瓘闻之，用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训。于是林自骇异而谓瓘曰：“此岂神考亲制耶？”瓘曰：“谁言其非也？”又曰：“神考少年之文尔！”瓘曰：“圣人之学，根于天性，有始有卒，岂有少长之异乎？”林自辞屈愧歉，遽以告卞，乃密令学中置板高阁，不复敢议毁矣。[5]

结果，书版虽保留了下来，没被毁掉，可也被束之高阁，不再让人刷印了。

这一记载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版本学研究本身，它非常明晰地告诉我们，北宋时由京师开封发往杭州雕镌的书籍，在书版刻成之后，一般是运到开封城里，交由相关机构保管并在需要时刷印行世的。对此，虽然过去一般都是这样认识的，[6]但《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一记载还是向我们展示了一项鲜活的事例。

当然在这里还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即这里提到的《资治通鉴》书版，就是元祐年间发往杭州开雕的那部原刻《通鉴》的版片。

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的记载，但揆情度理，它也是这么回事儿。为什么？《资治通鉴》是一部大书，其编年纪事的主体部分有二百九十四卷，另外还附有《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俱与之并行，总共有三百五十四卷之多。这么大一部书，雕版耗费的时间和工本都是巨大的，因而既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脑袋一热就会动工去干的。这部书从元祐元年十月“奉圣旨下杭州镂板”，到其校勘无误，雕版竣事，恐怕至少也要耗费两年上下时间。实际上直到元祐七年，才彻底竣工完事，印制成书。[7]故史载元祐七年七月己酉“诏诸路安抚钤辖司及西京、南京各赐《资治通鉴》一部”[8]。

这样，到绍圣四年（1097）陈瓘等议论其事的时候，朝廷发往杭州初刻的书版刻成才只有五年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朝廷就会兴师动众再重雕一副书版，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人的能力有限，社会的需求有限，实在折腾不起。道理就这么简单，历史研究也就这么个做法。

下面我们看这位陈瓘的身份，是太学博士，而所谓“太学”，是国子监下设最重要的具体实施教育的机构，太学博士“掌分经讲授，考校程文，以德行道艺训导学者”[9]。所以，陈瓘才会借助司掌策士之题的权限，在试题中特意引述宋神宗御赐序文的说法，以明《资治通鉴》是得到神宗皇帝首肯的书籍，岂容恣意毁弃？这块挡箭牌果然顶用，弄得蔡卞不敢造次，只好“密令学中置板高阁”。

“密令学中置板高阁”这句话，传达给我们一个重要信息，这意味着这部书版是被存放在太学并由太学组织实施刷印的。需要说明的是，像这部元祐时期刊刻的《资治通鉴》，过去一向认为，它就是北宋时期所谓国子监刻本[10]，但这种国子监刻本到底是怎样刊刻、怎样刷印，至少我还未看到有人做过清楚的阐述。

由宋朝往下顺着看，明朝的国子监也是司掌刻书事宜的，但明国子监镌刻书版时，通常都是由国子监祭酒领衔来直接掌管校勘刻印，南监、北监，大致都是这样。宋朝一部分国子监刻本，情况与之相仿。如北宋太宗端拱元年（988）校刻单疏本《五经正义》，便以“守国子祭酒”孔维总管校勘事宜，署曰“都校”；史籍亦明确记载“端拱元年三月，司业孔维等奉敕校勘孔颖达《五经正义》百八十卷，诏国子监镂板行之”[11]。“司业”是国子监里祭酒之下的次官，孔维奉诏校勘《五经正义》时身为国子监司业，待勘定文字、镂成书版时则已权守祭酒之职。当然，由宋廷刻印《五经正义》的过程来看，更准确地说，明朝由国子监官员直接参与监本书籍雕版事宜的做法本是上承宋人旧制。

可这部《资治通鉴》的刊刻，却不是这样。我们看绍兴二年（1132）至三年期间两浙东路茶盐司重刻《资治通鉴》时按原样翻刻的元祐元年原刻本校勘官员衔名，可知具体参与校勘的乃是秘书省官员以至尚书省左右丞和仆射这样的高官，并没有国子监的份儿。王国维虽然把它看作是“北宋监本刊于杭州者”，但是没有讲述具体的根据。[12]

民国傅增湘珂罗版影印南宋国子监刻重刻本《周易正义》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南宋绍兴二年（1132）至三年间
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资治通鉴》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刻元修本《说文解字》

前引《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纪事告诉我们，身为太学博士的陈瓘在了解到蔡卞想要毁掉《资治通鉴》书版的情况后，当即设法阻挠，抗争的结果，是迫使蔡卞不得不“密令学中置板高阁”而“不复敢议毁”。这一情况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这部《通鉴》的书版刻成之后，是存放在国子监下设的太学当中的。

这种情况，令我联想到北宋国子监发往杭州雕镌的《五经正义》等书，通常并未因其刻版于杭州而被称为杭州刻本，而是依其刷印的地点被视作国子监本。[13]对比一下太宗雍熙三年（986）十一月刊刻《说文解字》的牒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宋人所谓“国子监本”的内涵。这篇牒文内容如下：

奉敕：许慎《说文》，起于东汉，历代传写，讹谬实多，六书之踪，无所取法。若不重加勘正，渐恐失其源流。爰命儒学之臣，共详篆隶之迹。右散骑常侍徐铉等，深明旧史，多识前言，果能商榷是非，补正阙漏。书成上奏，克副朕心。宜遣雕镌，用广流布。自我朝之垂范，俾永世以作程。其书宜付史馆，仍令国子监雕为印版，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兼委徐铉等点检书写雕造，无令差错，致误后人。[14]

这是说这次刊刻的《说文解字》，可以依照国子监本“九经”的成规，令有需求的民众支付相应的“纸墨价钱”来刷印其书（这里所谓“收赎”应是“收买”的意思）。这种民众随时付费印书的情况，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书版最后的刷印地点带给人们的强烈而又普遍的印象，而这自然会强化这一最终环节在整个书籍雕版印刷流程中的地位，让人们把所有放在国子监刷印的书版都认定为“国子监本”。显而易见，这样的“国子监本”同明人所称“国子监本”的含义是有很大不同的。

元祐原刻本《通鉴》的情况是这样，这部雍熙刻本《说文解字》其实也应该是这样，因为奉敕“点检书写雕造”的徐铉，身为“右散骑常侍”，与国子监也是毫无关系。在刻书官员的身份这一点上，它同元祐本《通鉴》是完全一样的，而宋太宗的敕文却把这说成是“国子监雕为印版”，亦即“国子监本”。

宋初人刘熙古把自己刊刻的书版进献给朝廷的事例，可以更好地说明宋朝国子监本版片的另一来源。这位刘熙古在太祖开宝五年（972）以兵部侍郎参知政事，后拜户部尚书致仕，卒于开宝九年。其人“颇精小学，作《切韵拾玉》二篇，摹刻以献，诏付国子监颁行之”[15]。这“摹刻”二字是宋人表述雕版印刷的专门用语，而“国子监颁行”就是在国子监的操持下用刘熙古雕镌的书版来印书。由此可见，从北宋之初，由国子监来印行监外刊刻的书版，就是所谓“国子监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之后，就在陈瓘为保护《资治通鉴》的书版同蔡卞暗暗掰腕子的这一时期，宋廷得到高丽国进献的中土佚籍《黄帝针经》九卷，哲宗皇帝亦令“下尚书工部雕刻印板，送国子监依例摹印颁行”[16]。工部雕刻书版而由国子监刷印流通的情况，同刘熙古进献书版给朝廷一事，其内在性质是完全相同的。

综合考虑上述情况，书版收存于国子监所属太学之中以供人刷印的元祐原刻《资治通鉴》，当然应该属于宋人所谓“国子监本”，而这些事例也告诉我们，这些由朝廷不同部门主持校刻的典籍，从一开始就应当已经确定其雕版事竣之后是一定要交由国子监统一印制成书的。正因为如此，《通鉴》书稿在元祐元年正式付梓之前，司马光本人便径称其书将“旋送国子监镂板”[17]。

《景定建康志》载录南宋时期江宁府学藏储的书籍，乃存有“《资治通鉴》监本、蜀本、建本”三种版本，而这些书籍都是南宋时期所得[18]，故王国维即谓南宋时期在国子监刻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19]。

南宋国子监的书版，入元俱归属西湖书院。泰定元年（1324）刊刻的《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石碑，载录了其全部书版，王国维先生一一考辨了这些版片的来源。检读这篇碑记，可见其中正载有《资治通鉴》一名。[20]

可是，屈居于“临安”府城当中的南宋国子监，同北宋时期设在东京开封城里的国子监真身一样，其书版并非都是由监中自刻。如《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所载“子由《古史》”，王国维以为“即衢州刊本，宋时取入国子监”；又如“荀氏《前汉纪》”，王国维“疑即绍兴间越州刊本，宋时取入国子监”；同样的情况还有《通鉴外纪》，“疑亦绍兴间越州刊本，宋时取入国子监”；《唐六典》，“疑即温州刊本，宋时取入国子监”，等等。[21]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中载录的《资治通鉴》，完全有可能是同苏辙《古史》等一样被征入国子监中的书版，而不是国子监的原刻。特别是我们看这篇碑记中的《前汉纪》和《通鉴外纪》，是绍兴年间在越州刊刻，而前面提到的绍兴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重刻北宋监本《资治通鉴》，其付诸实施，是由“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刊板”[22]，这个绍兴府就是由越州升格更名而来，可见这些书大体上属于同时同地所刻，若是一同被征入国子监中应该是十分合理的事情。结合明朝初年大量征用地方官署和儒学的书版进入南京国子监而变身成为监本的情况（如元刻本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会更容易理解这一点。

《资治通鉴》是一部部头很大的书，也是一部远比《前汉纪》和《通鉴外纪》等书重要许多的要籍。绍兴、临安两地近在咫尺，而《通鉴》这部书既需求强盛而又刊刻不易，何不直接征用绍兴府里现成的书版？再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刻此书，本来就是直接翻刻北宋国子监的版本，傅增湘称誉此本“版式字体犹存北宋古茂遗矩，缘公使库开版，例宜进御，故写官削氏必选精良，校勘监修又皆时彦，且时属南渡之初，旧工犹在，用是详审齐整，迥然不同”[23]，南宋国子监征入这样精整的书版，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另外司马光在元丰七年进呈的书稿，除了《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之外，还一并附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这在他的进书表中是有清楚记录的，[24]因而元祐元年（1086）“奉圣旨下杭州镂板”的国子监原刻本也一定同时刊刻有《目录》和《考异》两部分内容，可是国家图书馆藏绍兴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翻刻元祐之本，却只带有《资治通鉴目录》而没有《资治通鉴考异》。其实，《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上著录的第0513号藏品“宋绍兴二年（1132）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宋元递修本”《资治通鉴考异》，就应该是这次同司马光《通鉴》一同付刻的《考异》部分，尽管其有元代修补的版片，并且还阙佚两卷，是用抄本补配。今检其于双卷次篇末，每镌有“通仕郎试太学生臣周固校正”“承事郎太学博士臣李敦义校正”等字样[25]，显示出临安国子监在这一刻本的雕版过程中就已经直接参与其事，因而如同元祐原刻本《通鉴》一样，从一开始，这部书就是作为国子监本而刊行的。

所以，我推测，《景定建康志》著录的监本《资治通鉴》，实际上就是绍兴初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又元人胡三省注释《通鉴》，间亦随文校勘司马光书文字，有引及“杭本”者，疑亦指此两浙东路茶盐司本。盖如上文所述，此本系翻刻北宋国子监本，而所谓北宋国子监本实际上是“奉圣旨下杭州镂板”，两浙东路茶盐司本依旧照刻有当时发下杭州开版的牒文，宋元人名曰“杭本”，亦良有由也。

《图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513号藏品
宋绍兴二年（1132）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宋元递修本《资治通鉴考异》

在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付梓之先，宋室南渡之初，于江南尚且立足未稳的时候，就有官员主持刊刻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具体操作其事的人，是两浙转运使范冲。

当时朝野上下可以说还惊魂未定，范冲却这么急不可耐地来做刻书印书的闲散事儿，其缘由，从表面上看，是缘于仓皇南逃的人们无力携带书籍，文人学士，一时间无书可读。自从绍圣四年（1097）四月蔡卞将元祐原刻本《通鉴》“置板高阁”而不再刷印之后，直到高宗赵构立足江南，宋廷的权力中枢，一直基本上是操控在王安石新党一派手中。司马光既位居与之对立的“元祐奸党”魁首，《资治通鉴》一书又是直接针对时政，有为而著，因而在这一期间恐怕它也不会有再行刷印的机会。世间传布的印本本来就不是很多，遭此国变之后，求取其书自然愈加不易。

但实际上更深一层的因素，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即同绍圣四年蔡卞想要毁弃《通鉴》书版一样，与之对立的所谓元祐党人一派，需要利用此书作为工具，即将其用作张扬自己政治主张的一面旗帜。张罗这件事儿的范冲，坚决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其父范祖禹，乃是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主要助手之一，也是司马光在政治上的核心盟友；其外祖父吕公著，在臭名昭著的《元祐党籍碑》中，更名列第三，差不多是和司马光齐名的。所以，范冲才会这么急促地刻印此书。

不过正因为如此，对立的政治派别，也就必然要竭力阻挠其事。就在书版即将雕镌竣事的时候，范冲移官他去，而在他离任后，两浙转运副使王综，便“指司马光为奸人，谓《通鉴》为邪说，必欲毁板，恐其流传”。由于对方的强力反击，使得这位王综“坐不刊行《资治通鉴》板本”而在建炎三年（1129）八月遭致夺职。[26]

相关史籍对王综“毁板”的举措究竟是否实现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我们看朝廷给他定的罪名只是“坐不刊行《资治通鉴》板本”，也就是没有继续做完范冲尚未来得及去做的煞尾工作，而不是毁坏业已雕成的书版，说明这套行将竣工的书版仍保存完好。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何以在此三年之后的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就又急于重刻此书了呢？这实在是一件不易解释的事情。

历史上的事情，既然发生了，往往就都有它合理的原因，只是有时没有留下相应的文献记载而已。幸运的是，范冲主持刊刻的这套书版，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相当确切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追寻到它的下落。

《金史·赤盏晖传》记云：

（赤盏晖）从攻寿春、归德，及渡淮为先锋，遇重敌于秀州、苏州，皆击败之，遂至余杭。通粮饷，治桥道，晖之力为多，乃还，载《资治通鉴》版以归。[27]

赤盏晖此番南下杭州，事在金太宗天会七年（1129）。史载这一年“十二月丙戌，宗弼取湖州。丁亥，克杭州。阿里、蒲卢浑追宋主于明州。越州降。大㚖败宋枢密使周望于秀州，又败宋兵于杭州东北。戊戌，阿里、蒲卢浑败宋兵于东关，遂济曹娥江。壬寅，败宋兵于高桥。宋主入于海”。第二年正月“己未，阿里、蒲卢浑克明州，执其守臣赵伯谔”，至“二月乙亥，宗弼还自杭州。庚寅，取秀州。戊戌，取平江”[28]。是则赤盏晖随军进入杭州以及在杭州附近“通粮饷，治桥道”，时值金太宗天会七年底至天会八年年初，也就是宋高宗建炎三年年底至建炎四年年初这一段时间，即正当两浙转运副使王综刚刚被褫夺职务不久的时候。

从建炎三年八月王综去职，到这一年十二月金兵攻入杭州，其间有四五个月时间（这一年闰八月），范冲雕镌未竟的《通鉴》书版，或已修整完毕，赤盏晖入杭适逢其时（宋两浙路转运司自仁宗景祐年间即已从苏州移驻杭州[29]），故得在天会八年亦即建炎四年年初“载《资治通鉴》版以归”，这也致使两浙东路茶盐司不得不在两年后的绍兴二年重又翻刻元祐旧本。

这一事件，很生动地告诉我们，版本学研究不能脱离历史研究而独立存在，也只有置身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够看到古代版刻真切的面貌。

就今人所论宋人刻书的版刻体系而言，以上这些是我对宋浙本体系内相关诸本版刻源流所做的一个大概推断。这样的推论，当然还很不充分，更不敢说已经确切无疑，但希望能够在王国维等人旧有研究的基础上稍有推进；至少希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前后不同时期各种版本之间的内在联系。

另外，在上海图书馆藏元刻初印本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一七一的篇末，留存有很长一段胡氏讲述其成书经过的注记，其中提到他曾从鄞县友人袁桷处借用过一部“汴都枣木本”《通鉴》[30]，这当然是北宋时期东京开封刊刻本子，是与“奉圣旨下杭州镂板”的国子监本不同的另一个版本。揆情度理，应是从此元祐原刻本中衍生的一个早期刻本。

如前文所述，元祐年间刻成的所谓国子监本《通鉴》，由于王安石新党一派的压制，实际上并没能刷印多少。其书版刊刻竣事是在元祐七年，而第二年亦即元祐八年哲宗亲政，便重又绍述神宗旧业，起用新党人物，贬抑司马光及所谓“元祐党人”。迄至宋室南渡，政局大致如此。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国子监本《通鉴》基本没有重刷的可能，但民间反对新党的呼声却日甚一日。在这种社会形势下，由都城开封的民间人士来刻印这难得一见的《资治通鉴》，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这一刻本，虽然早就失传于世，今已不存片纸只字，但就现存其他北宋刻本的一般情况而言，其总体风格，与南宋浙本是基本一致的，都是以欧体字上版，这部“汴都枣木本”《通鉴》也不应例外。

了解上述《通鉴》版刻变迁的状况，再来看《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中相关书影的选择，就会感知其间存在明显的缺憾。

首先，属于浙本系统的刻本，实际上只有一种宋本传世，这就是绍兴初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事实上，这也是除了元刻本胡注《通鉴》之外，唯一的一部宋元旧刻全本原配《通鉴》，其他的刻本都有残阙（至少没有原配的全本）。

用不着讲什么大道理，出版版本图录，不管编出什么花样，其核心宗旨和首要目的，都是要体现版本特征和版刻源流，都应该尽量展示那些具有版刻研究价值的页面。由此出发，在从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中选取书影时，除了卷一首页之外，最先考虑的，就应该是择取前面展示过的刻有元祐元年原刻本校勘官员衔名的那一个版面。因为这能够清楚地体现这个刻本的版刻渊源——出自所谓北宋监本，也就是元祐原刻本。

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择取一个特别的页面，以体现其自身的版刻性质。绍兴二年至三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刻的这部《资治通鉴》，本来在全书末尾附有一段刻书的题记和刊版监修校勘官员衔名，其刻书题记如下：

绍兴二年七月初一日，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刊板，绍兴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毕工，印造进入。

这也可以看作是两浙东路茶盐司的进书呈文，可是现在国家图书馆仅存的这部孤本，却脱去了这样的页面，故其进入清宫时曾被侍臣视作“未注初刻”，被当作了此书最早刻印的元祐刻本。[31]

后来人们判断此本乃是绍兴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的刻本，是因为《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的南宋建本和胡注《通鉴》都附有上述刻书题记以及司职这次刻书的校勘官员衔名，而在这部绍兴原本的卷二四一和卷二四九这两卷书的篇末，都还留有“左文林郎知绍兴府嵊县丞臣季祐之校正”字样，这个“季祐之”就是绍兴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的校勘官员之一（《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南宋建本和胡注《通鉴》都讹作“桂祐之”）。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建本《资治通鉴》篇末附绍兴本校勘官员衔名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南宋绍兴二年至三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
刻本《资治通鉴》书中校勘题记

《图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95号藏品
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资治通鉴》首页

粗略知悉这一情况并不困难，不需要预先做出我在前面所做的那样复杂的论证，只要简单对比一下绍兴刻本和《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的南宋建本就能明白，哪怕稍微了解一点这个情况，就应该再从卷二四一和卷二四九两卷篇末的校勘注记中选择一个页面，列入《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之中。这样，就能清楚地体现出这一版本的版刻性质。

可我们现在在《图录》中看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图录》第0495号藏品总共列举了四幅绍兴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的书影，却完全没有选用上述两种页面。在体现其版刻性质和版刻特征方面，这四帧书影的价值，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徒然浪费了这次宝贵的机会。

宋代版刻在浙本之外的另一地域体系，是蜀本。在《资治通鉴》的刊刻史上，蜀本系统的刻本受到很特别的重视。这一点，通过下述事例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绍兴五年二月乙亥朔……癸巳，左迪功郎成都府府学教授雷观特改左承奉郎。观，成都人，靖康初，以上书赐第为太学博士，俄罢去。上闻其名，故召对而有是命。观又献蜀本《资治通鉴》，乃以观通判潭州〔观进《通鉴》在三月甲戌，除倅在丁丑，今联书之〕。[32]

献上一部书，就获得通判的职位，确实显示出宋高宗对这部书的重视，联系前文所说两浙转运副使王综以“坐不刊行《资治通鉴》板本”而被褫夺职位的情况，更能体现《资治通鉴》这部书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若是单纯从版刻史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例，须知雷观献书时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刻的《通鉴》才刚刚问世一年多时间，而且这个刻本是直接翻刻元祐元年开雕的原刻本，似乎不应该有过多太离谱的错讹，而朝廷竟如此重视雷观进献的蜀本，显示这种蜀本在刊刻时或做过比较深入的校勘。因为它的底本也应该是元祐原刻本（赵万里即谓蜀地刻书往往“把中央政府颁行的标准本很快翻印出来，如现有传本的蜀刻《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和《史记》、《三国志》、南北朝‘七史’，都是根据监本为底本”[33]），若只是简单照刻原本，宋高宗是没有理由给予特别重视的。

清人顾广圻尝论述《资治通鉴》的文字错谬，乃谓“温公就长编笔削，不复一一对勘元文，遂或失于检照”，而这样的失误“非遍究‘十七史’而兼以旁通不办，亦已难矣”[34]。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测，蜀本《资治通鉴》在刊刻时或是花费了特别的校勘功夫，对勘过诸如“十七史”之类的原始文献，所以才会比其他简单翻刻元祐原刻本的南宋刻本有较多嘉善之处。后来到元朝时，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魏天祐，也因为“蜀本《通鉴》，视江南诸本为善”才特地重刻此本。[35]

蜀本系统的《通鉴》，源自所谓“龙爪本”。对于这一所谓“龙爪本”《资治通鉴》，清代以来较多藏书家和学者都认为它是在北宋时期由广都费氏进修堂刊行的。譬如，陆心源就曾根据家藏本中因避忌宋讳“朗、匡、胤、殷、贞、敬、曙、征、恒、佶皆缺避”而“桓字不缺”的状况，推断其书“盖徽宗时刊本也”[36]。尽管陆氏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他收藏的实际是一部南宋时期的翻刻本（下文将具体说明），可我们看雷观在绍兴初年因进献蜀本《通鉴》而受高宗赏赐的情况，足以证实所谓蜀本《资治通鉴》至少其初刻原本一定是刊刻于北宋时期，要不雷观怎么会在绍兴五年（1135）三月拿一本当地刚刚刻印的新书当珍本去进献给朝廷？

然而傅增湘在民国时期看到当时所见各种所谓“龙爪本”《通鉴》的残本后，以为这些本子“均非蜀刻，亦非一刻，实为宋季及元初各地之覆刻蜀本也”。不过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傅氏只是断然述说他的结论，却根本没有说明他是何以做出这一判断的。由于傅增湘没有交代具体的依据，除了别人已经做出过具体的论证，对其他那些本子，在未经逐一详细比勘核查之前，取舍从违，我是不敢轻易定夺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龙爪本”在形式上是有独家特色的，傅增湘将这种独家特色表述为“纪年下记干支，间附音释”[37]。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在每一年份下都添附有纪年的干支和公历年数，就是沿承“龙爪本”旧规。

另外这个版本中“间附”的“音释”，实际上是本自宋人史照的《资治通鉴释文》，或者更稳妥地说，是这些“音释”的内容与史照的《资治通鉴释文》高度雷同（案：史照为蜀地眉州人，尝为右宣义郎监成都府粮料院，其曾祖清卿为缙绅所宗，苏轼兄弟以乡先生事之[38]，故费氏未必一定要采用刊刻行世的《通鉴释文》，也可以直接录自史照未刊的书稿或聘请史照帮忙来做这样的工作；甚至目前也不能完全排除相反的情况——史照的《通鉴释文》是本自龙爪本《通鉴》已有的注释，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刻书者并“间以己意附见”[39]。

由于史照为两宋之际人，按照当前通行的看法，即“龙爪本”的“音释”本自史照的《通鉴释文》，所谓“龙爪本”的梓行时间也只能是在两宋之际这一时期。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绍兴五年雷观献书一事显示此本只能是在北宋时期雕镌成书，因而其刊刻时间就只能是在北宋末期了。金兵虽然始终未能入蜀，但两宋之际的社会动荡对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应该也有一定影响。这部北宋末年刊刻的《资治通鉴》，应该印行未几书版即遭受损毁，以致到南宋初年就已经难以觅得印本，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雷观献书之书。

附带谈一下，“龙爪本”在每一年份下添附纪年甲子的做法，也应该是承自史照的《通鉴释文》。因史照《通鉴释文》已在《通鉴》每一卷标记年份起讫的岁阳岁阴下附注云“即某甲子至某甲子”，只是还没有一一添注到文中每一年下而已。

又元人胡三省说刊刻“龙爪本”的广都费氏乃“蜀中鬻书之家”，换句话来表述，也就是开书坊刻书卖书的商家，“世人以其有注，遂谓之善本”[40]。这个“鬻书之家”的实际情况，很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并予以深入探讨。宋高宗和魏天祐都不会随便信服一个普通书商会校刻出超过官本的书籍。我们看，这个版本能够在摘录史照旧注之外，还能“间以己意附见”，而对于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来说，刻书时能有“己意”提出，就不是普通坊贾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

面对这样一种充满诱惑的局面，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也就愈加希望刚刚出版的《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能够多给我提供一些认识的线索，以澄清其版刻源流，而澄清蜀本《通鉴》的版刻源流，其意义不仅局限于《资治通鉴》本身，还关涉到中国印刷史研究中某些很重要的基本问题。

首先，广都紧邻成都，因而广都费氏进修堂刊本《通鉴》的北宋原刻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北宋时期成都地区刻书的面貌。成都是唐代以来的全国性版刻中心，但到南宋时期，这一版刻中心就迁移到了成都西南方向的眉山。存世北宋成都刻本，除了宋初刊刻的《开宝藏》零册，其他一些书籍还都难以得到确认，因而这部《通鉴》若果然是刊刻于北宋末年的徽宗时期，那么它又可以更为具体地落实为北宋晚期成都地区刻书的一个样本。这样，向上看，与《开宝藏》对比，就能够看到成都刻书在北宋时期前后演变的轨迹；向下看，同南宋眉山刻书对比，则可以看到蜀本从北宋到南宋的衍化轨迹。

更进一步看，虽然广都与成都近在咫尺，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地点，因而费氏进修堂刊本《通鉴》还意味着成都这一版刻中心向外的扩展蔓延，费氏若果然像胡三省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蜀中鬻书之家”，它还提示我们广都这个地方是不是北宋后期成都地区的一个坊刻中心？北宋广都刻书，另外还留下一些痕迹，如六臣注《文选》，相传就有过一部北宋刻本，书中镌有“见在广都县北门裴宅印卖”注记，其具体梓行时间，是“崇宁五年镂板，至政和元年毕工”[41]，这时间也和广都费氏刻印的《通鉴》差相仿佛。

这当然会让我们在探讨北宋成都地区刻书的时候更加关注广都这个地点——它会不会就像福建建阳书坊刻书，说是建阳县，可具体的刻书作坊大多都是在县城以外、县境之内的麻沙和崇化这两个地方？广都县上属成都府，就如同麻沙、崇化要归建阳县管一样，所以麻沙、崇化两地所刻书籍既然可以称作建阳刻书，广都的刻本当然也可以称作成都刻本。又前文所说广都费氏进修堂刊刻《资治通鉴》的精善程度，则至少在一个侧面代表了这一坊刻中心的发达程度。研究历史，就是这样，只要我们认真读书并勤于思索，就可以发现表象背后宏大而又深邃的背景。

然而我们在《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上看到的实际著录状况，却很不理想。根据前述傅增湘所见到的情况，《图录》编纂者理应对馆藏各种相关的版本做出归纳和区分，即先归纳哪些版本同属“龙爪本”系统，再区分各种版本的具体特点。当然要想做到这一点，除了审辨版刻字体之外，需要先清楚著录各个版本有无刻工姓名和版面字数以及书口上书名的镌记方式，当然要是能著录清楚避讳情况更好，然而这些都是这套《图录》阙载的项目，只能徒唤奈何。

根据《图录》书影提供的很不完全的信息，我把它的第0500、第0502、第0503和第0504号藏品这四种《通鉴》残本（这几个残本残阙都相当严重，实际上都只是仅存个别零册甚至零叶）定为“龙爪本”系统的版本，理由如下：（1）版式相近。都是11行19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重黑顺鱼尾。半页版框长24厘米多，宽19厘米上下。（2）都附有纪年干支及所谓“音释”的内容。所以这四种版本，即使不是“龙爪本”原刻，也是它的翻刻本。

具体审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四个本子，我初步将其分作如下三类。

第一类，为第0500号藏品和第0502号藏品。其共同点一是字体相近；二是都上书口刻字数，下书口镌刻工姓名。但这两种书同中也还有异，一是字体点画存在一定差异，不像是同一部书籍所应有的状况；二是前者版心书名卷次镌作“通监几（如‘四’）”，后者则镌作“通监某朝（如‘魏’）几（如‘七十四’）”。相对来说，第0500号藏品的字体，具有更典型的所谓宋蜀刻大字本特点，其字脚笔势开张明显，而第0502号藏品的笔锋则显得有些拘谨。

审看这两种刻本，值得注意的是，第0502号藏品的字体虽然不像我们熟知的宋蜀刻大字本那么典型，可是卷七四末尾“而皓浸润构间故也”这句话中的那个“构”字，却没有因回避宋高宗的名讳而做变易，而此本既然不避高宗名讳，就不应该是南宋时期的刻本；也就是说，第0502号藏品很有可能是一部北宋刻本。当然单纯看这一页书影，信息还很不全面，并不能依据它得出确切的结论，目前仅仅是提出一条思索的路径。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500号藏品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502号藏品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若是比照黄永年总结的宋浙本和建本的规律来类推，[42]由这一刻本带有刻工这一点来看，它应该是官刻或者家刻，而不会是书坊的刻本（第0500号藏品也是这样）。那么，官刻或者家刻书籍在避讳方面的严谨性，便意味着第0502号藏品上这一处没有避忌高宗名讳的“构”字，不大可能是写样的书手或操刀的刻工在无意之间留下的纰漏，而更应该是刻书时还不需要回避这个“构”字。这样，也就更进一步证实了其出自北宋的推论。这部《资治通鉴》残本只存有三卷，曾是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的旧藏。瞿家虽然将其视作广都费氏进修堂刻本，却没有过多关注讳字的情况。[43]

然而全面审视蜀刻本镌记刻工的情况，可以看出其书坊刻书并不像宋代的浙本和建本那样都不镌记刻工姓名，而是有镌有不镌（北方的平水刻书也是这样。这意味着镌记刻工的书坊有另外一种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关于这一点，以后我会专门论述），所以并不能仅仅依据刻工姓名就把这个本子定为官刻或是家刻。

同这一类《通鉴》密切相关的，还有第0504号藏品中的首帧书影。《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对这一藏品的文字说明主要有两点：一是“明晋藩朱钟铉旧藏”，二是“存零叶”。但上面提到的第0500号藏品同样也是明晋藩旧藏，而第0504号藏品中的首帧书影在上书口处刻有字数，下书口处镌有刻工姓名，以及版心上书名“通监几”的镌刻形式，还有它的字体，也都与第0500号藏品相同。因此，这一张书叶同第0500号藏品应属同一刻本，而同第0504号藏品中其他那些书影并不是同一种书籍。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504号藏品首帧书影

这种情况，既有可能第0504号藏品的这些“零叶”本来就是取自不同的书籍，但也有可能是编纂者稀里糊涂地把其他书籍的书影错置到了这里（我随意翻检这本《图录》，就已发现不止一处类似的错误）。

第二类，就是第0504号藏品。在《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中，第0504号藏品除了前面提到的首帧书影之外，还列有其他两帧书影，但这两帧书影都是左右分张的整个一个版面。不仅字体同首帧书影完全不同，而且这两帧书影在上书口处还无字数，仅在下部镌有刻工，这同上有字数、下有刻工的首帧书影也迥然不同。从这两帧书影中能够看到的版刻特征，还有书口上镌记的书名卷次为“通监几”或“监几”。除此之外，就是字迹颇显粗率，实际已带有一些元代刻本的特点，而在讳字方面仍可见匡、弘两字俱有阙笔。唯此二字避忌的是太祖赵匡胤及乃父弘殷，除了说明即便属于后人翻刻也是以宋人旧刻为底本外，在这里并没有太大的断代意义。

第三类，为第0503号藏品，仅残存卷二七〇一卷。其突出特点，是版心既无字数，也没有镌记刻工，字体似更接近南宋浙本而略显僵硬，讳字则仍可见“匡”字阙笔。另外，版心书名卷次是镌作“监几”。另外，从其不记刻工这一点来推测，很有可能是书坊所刻。这个残本出自清内阁大库，后曾入藏潘宗周宝礼堂。张元济为潘氏撰《宝礼堂宋本书录》，乃谓此本所见“宋讳，仅‘匡’字阙笔”[44]。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504号藏品

以上这些内容，只是我在翻检《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时，对同“龙爪本”相关书影所做的粗浅分析，不过是想努力看懂看通这些《通鉴》的书影而已，得出的只是一种模糊的印象，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出什么判断。

如果再放大胆量做一些揣测的话，那么，我倾向于这四个本子刊刻的先后次序应为：第0502号、第0500号（含第0504号藏品之首帧书影）、第0503号、第0504号藏品。具体来说，第0502号藏品，亦即铁琴铜剑楼旧藏残本，或为广都费氏进修堂在北宋末年原刻的本子，其时后世所知典型的宋蜀刻大字本字体特征尚未全面形成；第0500号明晋藩旧藏本应是南宋时期眉山翻刻原本，字体呈典型的宋蜀刻大字本特征；第0503号宝礼堂旧藏本，从其版刻字体和不记刻工姓名这些特征来看，有可能是南宋后期四川、福建以外地区的书坊翻刻本；第0504号藏品，从字体来推测，或许就是傅增湘所说的元初复刻蜀本。若是这样，由于南宋眉山这个蜀地刻书中心进入元代以后已不复存在，其具体刻书地点就无法测知了。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503号藏品

宋代重刻蜀本《通鉴》，留下刊刻者姓名和具体刻书地点的本子，只有一部，就是鄂州孟太师府鹄山书院刻本。过去清人陆心源的皕宋楼曾经收有一部残本，这就是前面谈到的他以避讳推定为北宋徽宗时期费氏进修堂原本的那部书。此本每卷钤有“静江学系籍官书”朱文长印，陆心源考释云：“静江府，宋属广南西路；静江路，元属湖广省，即今广西桂林府。不曰‘路学’而曰‘静江学’，盖宋时静江学藏书也。”[45]依此，足以排除它是元代重刻的费氏进修堂刊本，也就是说起码可以排除傅增湘所说元初复刻的可能。此本后随所有皕宋楼宋元珍本一同进入日本静嘉堂文库。该文库经过仔细核查后，认定陆氏北宋本的说法很不准确，其讳字实含钦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避忌的桓、构、慎、敦、郭诸字，乃是南宋时鄂州孟太师府鹄山书院翻刻费本。[46]其具体刊刻时间，依据讳字，则可定在宁宗时期。

这个刻本的版式和字体都同前面谈到的铁琴铜剑楼旧藏残本非常接近，特别是版心的书名卷次刊作“通监某朝几”，这是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四种“龙爪本”系统《通鉴》残本中仅见于铁琴铜剑楼旧藏残本的，显示鹄山书院刻本很可能是直接翻刻此本，这也增大了铁琴铜剑楼旧藏残本属费氏进修堂原刻的合理性。把相关的版本联系起来，梳理其来龙去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每一种具体的版刻。

南宋鄂州孟太师府鹄山书院翻刻“龙爪本”《通鉴》
（据《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505号藏品
至元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间魏天祐福州刻本《资治通鉴》

国家图书馆未能藏有这种鹄山书院刻本，但另有一种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春至二十八年（1291）年初梓行的“龙爪本”《资治通鉴》，主持其事的是“奉国上将军福建等处行尚书省参知政事魏天祐”，刻书的地点就在福建行省的治所福州。魏天祐讲述其刊刻缘起说：“予旧收蜀本《通鉴》，视江南诸本为善，惜其今无存梓也。乃命工翻刊。”[47]国图存有两部这个版本的《通鉴》，但也都是残本。一部是《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上的第0505号藏品，存71卷；另一部为0506号藏品，仅存1册零叶。

这书虽然是在福建刊刻，但由于是一种官刻本，所以每页书口下部自然镌有刻工姓名。比较特别的是，书口鱼尾处仅刻一横杠，书名卷次是刻作“通监几”或“监几”。其字体虽是沿承蜀本旧式，但已颇显粗率，只是完全没有受到建阳坊刻的影响。

谈到建本系统的《资治通鉴》，不能不首先从《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的那一部宋刻本说起。这主要是因为存世建本系统的宋元古本，都是残本，没有一部原配的全书，相对来说，这个本子阙佚不多，而且因印入《四部丛刊初编》而影响广泛，所以在这里要先来讲讲它的情况。

这部书，在清代曾经卢文弨、孔广陶等递藏，是张元济以廉价由孔广陶次子昭鋆处为涵芬楼购得。[48]购得此书后，张元济就将其印入《四部丛刊初编》。当时因“校阅者仅见宋讳阙笔至‘构’字止，故定为绍兴重刊本”[49]。更确切地说，当时是因其附有绍兴初年的“校勘监视人衔名”等而被张元济误认作绍兴二年至三年刊印的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了。[50]

但后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编著《涵芬楼烬余书录》时，张元济便已经放弃了这一看法，述云：

长洲章君式之（德勇案：即章钰）取校胡刻，谓与江安双鉴楼傅氏（德勇案：即傅增湘）百衲本第六种板匡字体相似，其本原有脱文讹字，此均订补。且指出宋讳“惇”字，亦已阙笔，定为建刻之重校本。其说良信。今兹覆阅，见有宋讳所阙之笔，每加嵌补，俾复原形，痕迹甚显者。是且可定为元时重修印本矣。[51]

章钰所定“建刻之重校本”语义不够明晰，是重刻再版新印，还是校补旧版重刷，一时不大好琢磨。(www.daowen.com)

检章说见所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乃谓此本与傅氏百衲本之第六种虽“板匡字体”皆相似，但与其明显不同的是“逐叶板匡外皆有耳题”，故乃“为显然两刻”。[52]故所谓“建刻之重校本”应当是指依据傅氏百衲本第六种之建本重校再刻的新版。傅增湘审其版式字体，也认为它“是宋时据大字建本翻雕者”，他讲的这个“大字建本”，也是指其百衲本《通鉴》中的第六种本子[53]。确切地说，因涵芬楼买到的这部书是入元以后经修补版面刷印的本子，故应称作宋刻元修本。又据章钰、张元济所说宋讳避至“惇”字的情况，其原刻时间可定在光宗绍熙年间。不过铁琴铜剑楼所藏另一同版残本，避讳阙笔至宁宗的“郭”字，故铁琴铜剑楼主人“疑出宁宗时”，傅增湘也沿袭了这种说法[54]。这样看来，那就应该是庆元年间以后的刻本了。联系其所从出的那一“大字建本”即为宁宗时刊本这一情况[55]，恐怕还是傅增湘的说法要更为切实一些。

《四部丛刊初编》当作底本影印的这部书，今存国家图书馆，即《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上的第0497号藏品。审其著录失宜之处，有如下两点：

一是未能采纳张元济后来修订的意见，将其定为“宋刻元修本”，仍仅称作“宋刻本”。作为这么专门的版本学著述，又是像《资治通鉴》这么重要的史学名著，竟然连张元济这么权威的见解都没能吸收，这不能不说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疏误。这对文史学者利用其书，不能不产生很严重的消极影响。

二是这部书略有残阙，阙卷一三九至一四〇、卷二一四至二一六、卷二六五至二六七，这八卷是以清抄本补配。这补配的抄本，版式、字体都同原刻本非常相像，且仍避宋讳，只是没有原刻本所带的书耳以及每版的字数和刻工姓名。比较得当的做法，应至少选取一页抄本，加载《图录》，可《图录》中共展示三帧书影，却没有一幅抄补的页面。

这部宋刻元修本《通鉴》，对于研究《资治通鉴》版刻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原因就是在它的末尾，附镌有绍兴二年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重刻元祐国子监本的校勘官员衔名和两浙东路茶盐司的刻书题记。这些内容，在今国家图书馆藏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中已佚失不存。在前面第一节里我已经谈到，正因为如此，当年被收入清宫时便被当作元祐年间的“未注初刻”原本。其实换个角度看，或许正是为了蒙骗清宫官员，以晚充早，才被奸人特意撤出了这些绍兴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书的注记。考虑到这一点，《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刊载的三帧书影中，理应腾出一个版面，印上一叶这个本子篇末附刻的两浙东路茶盐司本的刻书题记和校勘官员衔名。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97号藏品
南宋绍熙间福建刊刻元朝修补修印本《资治通鉴》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刻元修本中补配的清抄本

张元济起初误以为这部建本《通鉴》是绍兴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这显示出当时的学者对历代版刻规律性特征的认识还很不充分。现在我们稍习古代版刻的学人，大多都很容易看出这部书籍明显的建本特征，而不会把它误认作两浙东路茶盐司的刻本。因为其明显的建本颜体字同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所应具有的浙本欧体字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根本没有理由将其混为一事。然而，一生自视“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的张元济，[56]在当时就犯下了这种看起来似乎是很“低级”的错误，这就是时代的局限。在对这一版刻性质的认识上，过去清人陆心源就是这样的看法，[57]张元济并没有什么进步。在我看来，真正系统而又确切地建立起宋代三大地域版刻体系的是黄永年；是黄永年的《古籍版本学》才清楚地区分开浙本、蜀本、建本这三大地域各自的字体等版刻特征。

另一方面，这个宋刻元修本的版刻状况是颇为整饬的，但人们对它的版刻性质，一直没有做出过清楚的说明。就其字体和书耳等版刻形式来看，这部书当然属于建本的系列，但古籍版本学中所讲的建本，通常更多的是指建阳书坊的刻本；至少所谓“建本风格”指的就是建阳书坊刻书的风格，而福建地区的官刻本与之并不一定完全相同。

前此我撰写《所谓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真相及其他——写在胡刻〈通鉴〉影印出版的时候》一文，依据黄永年在《古籍版本学》中总结的规律性特征，由南宋时期的浙本和建本对元代福建地区的版刻做出推论说：“凡是镌梓刻工姓名的福建刻书，都只能是当地官刻或是家刻，而不会是书坊刻本。”现在我们看这部卢文弨旧藏宋刻元修本《通鉴》的情况就是这样：上书口有字数，下书口有刻工。所以，这应该是一部福建或其毗邻地区的官刻本或家刻本，不宜与坊贾产品等量齐观。这是我们在利用这部《通鉴》从事校勘或学术研究时应当予以充分重视的。

这种宋刻元修本《通鉴》，还有几部存世，但也都是残本，而且阙佚的卷次也都不比《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的这部书少。国家图书馆另外还存有两部：一部是剩存九十四卷的本子，即《图录》上的第0498号藏品；另一部是剩存九十二卷的本子，即《图录》上的第0499号藏品。

本来像这样版本完全相同的两部书，《图录》编纂者理应予以说明，不过这部《图录》对这种情况统统一语未著。或许都是想让读者猜着看，或许编纂图录的人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另外，既然两部书籍版本完全相同，那么选择其中一部多展示一些页面，另一部就少展示一些页面，节省篇幅，以便安排其他更需要载录的版面，这应该也是自然而然的做法，用不着耗费心思也都是想得到的。可是我们在《图录》中看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首先让我们来看第0498号藏品，此本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它同第0497号藏品，也就是《四部丛刊初编》的那部底本相比，乃是秋色平分，两部书各登载三帧图片，谁和谁都一个样。

唯一歪打正着多少提供了一点儿独特价值的地方，是由于这个本子残存的部分是从第四卷开始，因而在卷四的首页上钤满了藏家印章，《图录》编纂者就把这一页印入书中，而《四部丛刊初编》本的底本，恰恰阙失了这一书页。我们看下面这两幅图片，显而易见，《四部丛刊初编》本的这一页面是用他本补配的。

这个页面当然最有可能是出自抄配，但若是这样，它同其他抄配阙卷的写法是完全不同的：其他那些清抄本完全模仿原书的建本颜体字笔法，而这一书页写的却是浙本的欧体字。若谓此页是用其他刻本补配，那么，依据目前所知的情况，我们还不知道有过这样一种刻本。其究竟是刻是写，看不到原书，现在还很难确定。

不管怎样，《图录》选印这一页书影，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独特的版本信息，这对古籍版本和文献校勘的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同时，它还提示我们注意，《四部丛刊初编》本的底本除了一般著录的那些阙卷之外，还有一些阙页也是用他本补配的。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498号藏品

《四部丛刊初编》本

至于第0499号藏品那个九十二卷残本，就更没有什么特出之处了。此本为翁同龢旧藏，其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其刷印时间似乎较早，至少比《四部丛刊初编》本所依据的那个底本刷印得会更早一些，可这也不值得这部《图录》的编纂者竟给了它整整五幅页面！特别是在《图录》的文字说明中叙述说在这残存九十二卷书中另外还配有“其他两种宋刻本”。那么，在《图录》给出的五个页面中总该为这“其他两种宋刻本”各自留出一幅图的位置吧？可《图录》的编纂者就真的能把这五幅页面都印成了跟《四部丛刊初编》同样版本的书影！而且在文字说明里连个行款也没做交代。这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所谓“学术界”也是和这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一样奇妙。

好在通过这本《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我们毕竟可以清楚地判断上述三种建本《通鉴》的同版性质，而且这部书中存有《四部丛刊初编》底本所阙佚的卷一三九至卷一四〇、卷二一五至卷二一六，可以为其补上八卷佚篇中四卷。另外，铁琴铜剑楼还藏有一部这个版本的残本，仅阙佚二十五卷，今存上海图书馆。幸运的是，《四部丛刊初编》底本的全部阙卷，这个本子都保存完好。还有上海图书馆所藏另一残本中也存有《四部丛刊初编》底本阙佚的卷二六五。这样，若是有好事者比较这些残本的刷印早晚和保存状况，再充分利用像第0498号藏品中的那些《四部丛刊初编》底本已经阙佚的页码，精心选择后替换下那些清代以来抄补的卷次和页码，显然可以凑成一部同版集纳的建本《通鉴》。常语云“有志者事竟成”，但有的事情，并不需要多么宏伟的志向，只要足够好事儿，再认真去做，很容易就能做成。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501号藏品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另外还有一部建本系统的本子，这就是其第0501号藏品汪士钟旧藏十五卷《通鉴》残本。这个版本，就是刚才提到的章钰和张元济以为《四部丛刊初编》底本所从出的那个建本，也就是傅增湘百衲本《通鉴》中的第六种本子。

这个本子的行款同《四部丛刊初编》本的底本非常相近，都是每半页11行，每行21字，左右双栏，黑顺鱼尾。两本所不同者，一是此本为细黑口，《四部丛刊初编》本底本为白口；二是此本无书耳，《四部丛刊初编》本底本则在左边框上方镌有书耳；三是此本版心无字数、刻工，《四部丛刊初编》本底本版心却有字数、刻工。这第三点特征说明此本刊刻出自建阳书坊。傅增湘称其“大字精楷，秀丽方峭，雕工极有锋颖。纸质莹细，墨气亦致佳。颇似黄善夫本《史记》、刘元起本《汉书》，是建本中之最佳者。宋讳敦、郭皆缺笔”[58]。从其与黄善夫本《史记》、刘元起本《汉书》同出建阳书坊这一点来看，傅增湘讲的这几部书籍在版刻字体上所具有的相似性，也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最后简单谈谈傅增湘旧藏百衲本《通鉴》的情况。此本大致在清朝初年由季振宜以七种宋刻本集配而成，另外还配有部分明抄本，故号称“百衲本”。民国初年，傅增湘从端方家购得，与元刻明印本胡注《通鉴》，合为“双鉴楼”中自得重宝。傅增湘得书一年后即将此本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至1919年春印成行世。唯印本无多，今人检阅，亦非易事。商务印书馆印行此书时，正好刚从南海孔氏购得《四部丛刊初编》本的底本，故以此《四部丛刊初编》本的底本抽换掉了百衲本中那些抄配与缺损的卷页，使百衲本的影印本较其原本增多一种刻本，实际共汇集有八种刻本。[59]

百衲本原本中的七种印本，第一种是绍兴初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属于浙本而非建本。其余六种，傅增湘称“均建本精刊”[60]。其中第六种，就是上文刚刚讲过的本子。傅增湘称剩下的“其他密行小字本五种，亦皆初印精湛，且无一种见于诸家著录者。其中有四种版心题‘正鉴’或‘正监’，颇疑为与南宋人撰《续通鉴》同刊者”[61]。

这五种版本的《通鉴》，至今所知仍仅有存于此百衲本中的残卷，故《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在著录这部傅增湘旧藏百衲本时理应予以突出体现，而对《图录》中已经另有专门体现的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却可载可不载，可以说无关紧要。然而我们在《图录》中却只看到三帧其第一种版本亦即绍兴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的书影，而且其中还有一帧同第0495号藏品选用的竟是同一个页面！这路数，这道理，《图录》编纂者到底动的是什么脑筋？实在是让人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看也看不明白。

上面从浙本、蜀本、建本三大体系入手，主要结合《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所提供的资料，谈了我对《资治通鉴》宋元版本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再来看胡三省注本《通鉴》，或许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认识。

首先是我们看待胡注《通鉴》，不仅要关注其自家独有的注释文字，还要重视胡注所依傍的《资治通鉴》本文。通观前文所述《资治通鉴》的传世版本，可知就其主体部分亦即二百九十四卷《通鉴》主文而言，存世最早的版本，是绍兴二年至三年间浙江东路茶盐司刻本。

其次，若以众本拼凑成为一书，就是南宋宁宗庆元年间以后刊刻而于元代刷印的福建大字刻本了，这也就是《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所依据的那种底本。接下来，就是大致在元成宗大德后期至泰定帝致和之间刻印的胡三省注本了。

虽然胡三省注本所依据的司马光书底本一时还很难考辨清楚，但由其成书时间较早，我们还是很有必要对胡注《通鉴》的本文予以充分重视。

胡注本《通鉴》在元代刊行之后，由于胡三省详赡的注释对人们阅读《通鉴》帮助良多，遂使得胡注本迅速通行天下。从此以后，无注的白文《通鉴》，就基本不再流通。但是在明朝嘉靖年间，仍刊行有一部白文《通鉴》，这就是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孔天胤在杭州依据宋本刊刻的本子。清人陆心源“以元刊胡三省注本校一过，知胡本颇多夺落，而此本不夺……据天胤序，以唐荆川家宋本付雕，故皆与绍兴监本同”[62]。不过近人章钰核校后以为虽“此本与各宋本多相应”，但仍“间有佳处，出各宋本之外。又有胡注本云误而此本不误者，疑即据胡说改正，不敢遽信为全出宋本也”[63]。

另外在这里附带说一下，胡三省注本夺落的《通鉴》本文，其中绝大多数，并非仅存于嘉靖孔天胤本，而这些文字在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本或《四部丛刊初编》本这些宋本《通鉴》中基本上也都保存完好。这一点，略一翻检中华书局点校本所附章钰校勘记，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明嘉靖孔天胤刻本白文《通鉴》
（据《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

这既是嘉靖前后重刻古本风潮下人们不满足于胡三省注本而在寻求更为原始、更为可靠的《通鉴》版本，也说明胡注本的《通鉴》本文确实存在值得重视的问题。现在我们既然有比较便利的条件利用诸如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和《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刻元修本等宋元古本，在研究中遇到有所疑惑的文字，就要随时勤于校勘考订，不必非等古籍整理专家给你校出个定本不可。其实真正疑难的文字，大多只能由研究者结合具体的问题来自行解决，古籍整理专家解决的往往是无关紧要的皮毛问题，所以他们也不可能给你校出个万事大吉的定本来。对像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的大书，由于问题千头万绪，情况更是这样。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胡三省注释《通鉴》之前，已先有宋人刘安世著有注解《通鉴》的《音义》十卷，但胡三省已称其书于世不传。后来两宋之际人史照又撰著《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为《通鉴》注音释义，前面第二节讲到的蜀刻“龙爪本”《通鉴》，就采录了一部分史照的释文。胡三省注释《通鉴》的起因，就是想要订正史照《释文》的乖剌之处[64]，后来注释的范围和深度虽然都已超越史氏很多，但他还特地另行著有《通鉴释文辩误》十二卷，考辨史氏《释文》的谬误。

不过史照的注释虽不如胡注精深详备，却也不是胡注能够完全取代的。清人阮元评述史、胡两注的长短，谓“三省作《辩误》，摭其一二缺失诋史者……未免太过。三省以地理名家，而小学不甚究心，大率承袭史氏旧文，偶有改易，辄成罅漏”[65]。读书做学问，有其长也就必有其短，这是古今不变的通义，阮氏此语，可谓公允之论。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518号藏品
宋建阳书坊刻本史照《资治通鉴释文》

收录在《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中的第0518号藏品《资治通鉴释文》，就是当年阮元阅读并收藏过的那部宋刻本。从版式和字体上看，此本显然出自建阳书坊。

至于胡注《通鉴》的元刻旧本，情况倒相当简单——只有台州路儒学刊刻的一部书版，这部书版入明后被南京国子监征用。其能够得到确认的元朝原版的印本，现在除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部初印之本以外，都是残缺严重的零篇，《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中的第0507至0509号藏品这三部书籍都是这样，而其第0510至第0511号藏品这两部书籍则是南监修补书版后的印本。现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经把上海图书馆藏元刻初印孤本影印于世，其他这些元刻本，不管是没有修补过版片的残篇零卷，还是明人修版后刷印的全帙，哪怕还有个别元代的印本存世，对于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已经统统失去了版本价值，对普通念书人更几乎毫无意义。

最后，回到《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的著录方式上来看，第0507至0509号藏品既然都是用未经修补的元版刷印，而这种元版又都是同一副版片，那么，第一，当然需要说明一下它们属于同一个版本，第二，没有必要展示太多这同一版本的页面。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依照全书荒唐的“通例”，对这三部书籍的同版关系当然没有任何说明，读者们还是要自己猜着看；同时，依据《图录》的页面计算，竟然刊载了整整14幅这同一版本同等刷印状况的书影！还是让我们回头对比一下傅增湘旧藏百衲本中那五种根本没让露脸见个面的建本《通鉴》，看一看《图录》编纂者宣称的“对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元版古籍逐一著录并配以书影”的体例，真是让人瞪大两眼也看不明白：这“逐一”指的到底是什么？这《图录》到底是怎么个编法？

《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第0508号藏品
元刻原版印本胡注《通鉴》

2020年6月18日记

[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页4027。

[2]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二年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资治通鉴》（2006年）卷末（页17a—20a）附司马光进书表及相关刻书牒文与校勘官员衔名。又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绍兴刻本）卷五一《奏乞黄庭坚同校资治通鉴札子》，页10a。

[3]《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三三六《司马光传》，页10769。

[4]《宋史》卷一八《哲宗纪》二，页346。

[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四八五哲宗绍圣四年四月乙未，页11531。

[6]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页62—63。

[7]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乾道刊本）卷二三《刘道原墓志铭》，页8a。

[8]《宋史》卷一七《哲宗纪》一，页334。

[9]《宋史》卷一六五《职官志》五，页3909—3911。

[10]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王国维遗书》本）卷上，页359。黄永年《古籍版本学》，页62—63。

[11]宋王应麟《玉海》（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百衲影印元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刊递修本）卷四三《艺文》“端拱校五经正义”条，页856。

[12]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页359。

[13]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一《艺文》“咸平孝经论语正义”条，页820—821；卷四二《艺文》“咸平校定七经疏义”条，页846—847。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页355—357。

[14]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修本《说文解字》（2004年）卷末（页7b—8a）附刻书牒文。

[15]《宋史》卷二六三《刘熙古传》，页9100—9101。

[16]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三一《词翰书籍》之二十，页397—398。

[17]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一《奏乞黄庭坚同校资治通鉴札子》，页10a。

[18]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愍祠刻本）卷三三《文籍志》一，页1884—1886。

[19]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页369。

[20]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页441。

[21]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页440—442。

[22]见民国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福建刻本《资治通鉴》卷末附镌绍兴本刻书题记，页25b。案此绍兴本刻书题记，今仅存于世的国家图书馆藏绍兴二年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通鉴》已佚失不存。

[23]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二《百衲宋本资治通鉴书后》，页105。

[24]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二年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资治通鉴》卷末附司马光进书表，页18a—18b。

[25]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资治通鉴考异》卷二，页20b；卷一四，页15b等。

[2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史学丛书》本）卷二六建炎三年八月癸巳，页522。

[27]《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八〇《赤盏晖传》，页1806。

[28]《金史》卷三《太宗纪》，页60—61。

[29]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之《宋西夏卷》（李昌宪著），页64—65。

[30]见202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鉴》卷一七一篇末，页36b。

[31]清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四“资治通鉴”条，页460。

[32]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五绍兴五年二月癸巳，页1404。

[33]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京都，朋友书店，1983）卷首赵万里撰《中国版刻图录序》（案依照当时的“规矩”，此文同整个《图录》一样，只能署名为“北京图书馆”），页2。

[34]清顾广圻《思适斋集》（清道光年己酉徐渭仁原刻本）卷一一《通鉴刊误补正序》，页5b—6b。

[35]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三鄂州孟太师府鹄山书院刻本“资治通鉴”条录魏氏序文，页234。

[36]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北京，中华书局，2009，冯惠民整理《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本）卷三《北宋蜀费氏进修堂大字本通鉴跋》，页49—50。

[37]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百衲宋本资治通鉴书后》，页105。

[38]宋史照《资治通鉴释文》（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刊本）卷首冯时行序，页2a。参见清阮元《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二集卷七《史照通鉴释文跋》，页557。

[39]元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元刻初印本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本）之胡氏跋语，页1a—2a。

[40]元胡三省《通鉴释文辩误》之胡氏跋语，页1a—1b。

[41]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台北，世界书局，1989）卷五二《宋本六家注文选跋》，页614。

[42]黄永年《古籍版本学》，页70、77。

[43]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清光绪刻本）卷九，页136。

[44]张元济《宝礼堂宋本书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张元济全集》本），页43。

[45]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三《北宋蜀费氏进修堂大字本通鉴跋》，页49—50。

[46]日本静嘉堂文库编《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东京，汲古书院，1992）之《图版篇》，页73—74；《解题篇》，页22。

[47]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鄂州孟太师府鹄山书院刻本“资治通鉴”条录魏氏序文，页234。

[48]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卢文弨、孔广陶等旧藏“资治通鉴”条，页233。

[49]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张元济全集》本），页239。

[50]商务印书馆编《缩本四部丛刊初编书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页21。

[51]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页239。

[52]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北京，中华书局，1956，《资治通鉴》卷首附印本），页11—12。

[53]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卢文弨、孔广陶等旧藏“资治通鉴”条，页233；又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百衲宋本资治通鉴书后》，页106。

[54]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九，页136。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百衲宋本资治通鉴书后》，页105。案依据卷末附有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书题记和校勘官员衔名的情况，铁琴铜剑楼主人瞿氏以为此本系用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书版“修板印行”，傅增湘则以为此本是“南宋宁宗以后闽中覆刻绍兴浙东茶盐司公使库刊本”。请注意傅增湘此说同他“疑此本或从建本翻雕”的看法是相互抵牾的。

[55]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百衲宋本资治通鉴书后》，页105。

[56]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篇末王云五跋，页280。

[57]清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北京，中华书局，2009，冯惠民整理《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本）卷六《宋椠建本通鉴跋》，页333—334。

[58]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百衲宋本资治通鉴书后》，页104。

[59]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百衲宋本资治通鉴书后》，页103—106；又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百衲本“资治通鉴”条，页231—232。

[60]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百衲本“资治通鉴”条，页232。

[61]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百衲宋本资治通鉴书后》，页106。

[62]清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卷六《明嘉靖仿宋资治通鉴跋》，页334—336。

[63]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页12—13。

[64]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元刻初印本）卷首胡氏《新注资治通鉴序》，页4a。

[65]清阮元《揅经室集》二集卷七《史照通鉴释文跋》，页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