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详赡深邃，对人们阅读、利用司马光这部编年体史书，帮助良多。其书在胡氏身后，始由家乡的台州路儒学为之刊刻行世（我另有《所谓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真相及其他》一文，具体阐释此元刻胡注《通鉴》的版本问题）。明朝初年，台州路儒学的书版，被征入国子监（也就是永乐帝以后的南京国子监），又陆续刷印。今存世版本，元代所印者极鲜，且多属零篇残卷，全本则多出自朱明南监。至万历和天启年间，此书又分别在吴勉学和陈仁锡主持下刻印过两次。清代中期以前，明南监本已成罕见珍本，人们读到的胡注《通鉴》，多是吴、陈二本。

如同稍习中国古代版刻史者所知悉的那样，明末刻书，总体质量不是很高，所谓“明人刻书而书亡”，主要指的就是万历年间以后刊刻的书籍。在这一点上，吴勉学和陈仁锡两人刊刻的胡注《通鉴》，可以说均未能免俗。

进入清代，随着考据学的日趋兴盛，学者们迫切需要打破吴、陈二本的限制，去阅读和利用更接近胡三省书原始面貌的版本。于是，江苏布政使江西鄱阳人胡克家，便利用他得到的一部元刻本作为底本，仿照原书样式，重新刻印此书。

胡克家这次仿刻此书，延聘古今第一校勘高手顾千里（广圻）以及博学士人彭兆荪司职文字校勘，具体的雕版事宜，则交付当时堪称天下一品的南京刘文奎兄弟开设的书坊。雕版事竣之际，胡克家已擢任江苏巡抚，书版被他移至江苏巡抚驻地苏州刷印。此书书版刻成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故后人或称嘉庆二十一年刻本，或以纪年干支称其为嘉庆丙子刻本。

元刻元印本胡注《通鉴》
（据于华刚主编《中国书店藏珍贵古籍图录》）

元刻明弘治、正德、嘉靖递修本胡注《通鉴》
（据陆行素主编《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图录·定级图录》）

这样刻印的书籍，不管是文字内容的质量，还是版刻艺术的外在形式，都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峰。因而自从其刷印流通以来，迄至今日，一直备受学术界重视，用清末学者莫友芝的话来讲，便是“剧为当世所珍”[1]。现今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就是以此胡刻本作为点校的底本。

然而天下好事，总是难以万全。令人遗憾的是，此书刻成未久，嘉庆二十二年（1817）九月，胡克家即卒于江苏巡抚任上。[2]观胡氏在书版刻成时所书《重刊元本资治通鉴后序》，题署的时间，为“嘉庆二十一年四月上旬”，可知在胡克家生前，此本的刷印时间，只有一年零五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印行于世的数量，应当不会很多。

由于胡克家刊刻此书并未动用公帑，完全是由他个人设法筹集资金刊行，属于家刻书籍而不是官刻，所以我们在它的内封面背后可以看到“鄱阳胡氏藏版”的牌记。这样，在胡克家去世之后，他的家人便将书版带回江西鄱阳家中。

这套书版在江西仍有刷印，如钱泰吉即谓“余从父抚江右时，摹印十余部，余得藏焉”[3]。但我们看他“余得藏焉”这种说法，就能清楚地感觉到其幸运的心情，可谓已是“喜不自禁”。须知钱泰吉的从父乃身膺江西巡抚，是当地最高父母官，胡家自然会给他提供特别的照顾，若是寻常文人学士，恐怕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尽管如此，钱泰吉也还是讲道：“印于苏州者极精，江西印者稍逊矣。”[4]可见这种江西后印本的印制质量已明显不如苏州初印之本。

寒斋藏清嘉庆原刻本胡克家仿元刻本胡注《通鉴》卷首
胡三省序

更能体现胡克家刻本印行数量相当寡少的一项标志性事件，是早在道光年间湖南就有人重新翻刻这个版本。不过世人谓其书质量“甚恶，讹误满纸”[5]，根本起不到替代胡刻本的作用。

莫友芝在同治年间记述胡克家所刻书版在江西鄱阳的刷印状况以及士人寻求这一版本的困难情形说：

道光壬午后不复印行。东南乱定，行本益消落。好学致用之士，益务此书，率频岁求不遇；遇又征数倍曩直，纵有力充架者，往往而然。[6]

这里所说“壬午”之年为道光二年（1822），而从这部书版运归江西鄱阳到这时也只有短短五年，满打满算，也不会有多少印本流布于世，难怪莫友芝会有频岁求而不遇的感叹。

正是鉴于各地读书人求之不得这种窘迫状况，在所谓同治中兴时期，江苏巡抚丁日昌便在属下的江苏书局重新雕印此书，而主持其校勘工作的学者，就是前面提到的莫友芝。

由于太平天国战乱对江南地区毁坏严重，书局中人估计胡刻书版当已毁失不存，所以最初是想重新依照原样来翻刻胡克家刻本。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次翻刻，竟不是从头做起，而是从全书最后一卷开始，倒着向前刊刻。

动工镌刻一部分书版之后，莫友芝到金陵城里去办事，适有“方县令浚益、何太守栻、桂观察嵩庆，一日之间先后来告曰：‘鄱阳《通鉴》板犹八九在，曷致诸苏局补缀以行，必事半功倍。’”莫友芝得讯，马上禀报丁日昌。丁日昌派人去打探的结果，是这部胡刻《通鉴》的书版“其后三之一，道光乙未（德勇案：即道光十五年）前楼火，并《文选》板烬焉，前之太半在后楼”，尚且保存完好，而胡家后人正有出售残版之意。[7]

这样，江苏书局就花费“千数百金”购下残存的书版。莫友芝称当书版运至苏州之际，“局刻适完所阙卷”，二者“泯然相接凑”。这样，就犹如鬼使神差般使新旧两版珠联璧合，凑成了一部全书。不过胡家所存书版，已颇有泐损漫漶之处，莫友芝又“更一月以校讹补脱易漫”，始克毕功。[8]

用莫友芝的话来讲，这部胡注《通鉴》，是篇幅长达万叶的巨编，可整个重刻和修补胡克家旧版的工作，从同治五年初夏到这一年年底，前后仅花费将近九个月时间。这当然主要是由于大半利用胡克家的旧版，才能如此省工省时（据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记述，江苏书局买到胡家书版的时间，是在这一年的十月[9]）。操持其事的莫友芝不禁感叹：“逮经始考工，更安知何阙漏而豫弥缝？而率然巧合如此！天之趣成人事，恒若待其时而一兴，何也？”[10]

莫友芝把这段版刻佳话看成是天作之合，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也确有他的道理。这就是像这样用旧版、新版前后拼合成书的情况，在中国古代版刻史上为数实在相当鲜少。我写这篇短文向古籍爱好者介绍相关情况，也主要出于这一原因。

按照莫友芝粗略的说法，这拼合而成的一套书版，是胡克家旧版占前三分之二，江苏书局新版则占后三分之一，而傅增湘则更具体地指出其书胡刻原版“实存前二百有七卷”[11]。今检核江苏书局补刻本，可见第二百零七卷的旧版仅存前十四页，自第十五页起，即为同治年间新镌的书版。

嘉庆原版和同治补刻的新版这前后两种版片，在版刻形式上的差别，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是版刻字体之优劣，高下立见；至少对稍知清中期仿刻古本情况的人来说，其间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

上海图书馆莫友芝旧藏同治补版印本胡刻《通鉴》新旧两版衔接处
（右侧页面为嘉庆旧版，左侧页面为同治新版）

当年胡克家刊刻此书，其身份起初为江苏布政使，竣工时则身为江苏巡抚（中间尚有一段任职安徽巡抚的经历），而不管是做江苏布政使，还是做江苏巡抚，其治所驻地都是在苏州。就其个人的便利而言，显然应该在苏州校刻此书更为便捷，可这书偏偏不是刊刻于苏州而却刻在金陵城里。

个中原因，我认为是为了便于利用金陵城里的刘文奎书坊。胡克家刻印这部胡注《通鉴》，采用的是当时盛行的仿古形式，即依照宋元古本的行款版式来翻刻其书，而清中期雕镌这种仿刻古本技艺最佳同时也是声望最高的一个商家，乃是刘文奎、刘文楷和刘文模兄弟在金陵城中开设的书坊。展读胡克家原刻本，在其卷首的王磐序文页末、卷尾胡克家《重刊元本资治通鉴后序》之末和《通鉴》后面附刊的《通鉴释文辩误》卷尾页末，都镌有“金陵刘文奎弟文楷/文模镌”注记，这就大体相当于这家书坊的“牌记”。

当胡克家着手刊刻这部胡注《通鉴》的时候，著名学者孙星衍正寓居金陵城中；同时，被胡氏聘请来为他校勘此书的顾广圻，也住在孙星衍的家里，在为孙氏校勘其他一些古籍。顾广圻曾自述当时的工作状况：

予自辛未冬洎甲戌秋，在孙渊如（德勇案：孙星衍字渊如）观察冶城山馆者几及三年，为渊翁校刊《续古文苑》《华阳国志》《抱朴子内篇》《古文尚书考异》《绍熙云闲志》等书，兼为鄱阳胡中丞重翻元椠《通鉴注》[12]。

除了明人梅鷟的《古文尚书考异》之外，顾广圻帮助孙星衍校订的这些书籍都是仿古刻本，而且也都是交由刘文奎书坊为之雕版。孙星衍本是江苏阳湖人，我想，他在这一时期寓居金陵，也同就近利用刘文奎书坊具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在这里讲述胡克家刊刻胡注《通鉴》的这些背景，是想说明刘文奎书坊的刻书技艺在清中期独步天下，其工艺水平是其他普通刻工很难达到的。遗憾的是，兴盛一时的刘文奎书坊，在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战祸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声息了。到同治年间江苏书局重刻此书的时候，即使丁日昌、莫友芝等人想用他们的刻工也已经无人可用。所以江苏书局补刻胡注《通鉴》的版片，无论如何也是无法与嘉庆旧版媲美的，这里面不仅是补刻书版通常都不如原版精致美观的问题，还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除了刻书字体，同治年间新补刻的版片同旧版还有更明显的差异。

胡克家在嘉庆年间刊刻的书版，由于采用仿古形式，其版面形式，一如所依据的元刻底本，不增添任何新的文字。这部元刻底本，是台州路儒学的官刻本，因而依循当时的通例，在书口下方刻上了刻工的姓名。胡克家仿刻此书时，完全依照原样，一一刻出了这些刻工的名字。同治年间江苏书局再行重刻胡刻本的时候，一方面保留了胡刻本上的这些元朝刻工的姓名，同时在版框左下角外，还镌记了当时重刻这些书版的刻工姓名。

同治补刻版片在版框左下角外镌记的刻工姓名
（据上海图书馆莫友芝旧藏本）

这样，在同治补版印本上，翻看前面的嘉庆原版，就只在版心下方镌有元朝的刻工，而翻到第二百零七卷第十五页，就既有元朝刻工姓名，又有版框左下角外的清朝刻工姓名。根据这样的刻工注记，只要前后贯通，略一翻检全书，即使你完全看不明白版刻的字体，也是很容易分辨哪些是原版，哪些是补版。古籍版本很多基本的内容，本来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深入追究，在这些表象背后，也还有它形成的机制，而阐释这样的机制，才是古籍版本学深处的内涵。(www.daowen.com)

探究这一问题，须知在每一片书版上都镌记清楚刻工的姓名，是一件费工费时很麻烦的事儿（想一想刻一方名章刻字师傅怎么跟你要钱，就会更容易理解多刻一个字还意味着什么），要是没有特别的需要，刻工自己是不会为了“青史留名”而干这种事的。

按照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中的解释，刻上这些刻工姓名，是为了雇主同刻工结算工钱[13]（结算工钱当然要以其制品达到质量标准为前提，而这自然会溯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传统）。但至少就宋元时期的情况来看，官刻本和家刻本是有刻工，而书坊雕镌的坊刻本却不带刻工姓名。这里的道理，很容易推想：刻书的作坊内部，另有一套付酬的方式和管理的制度。

嘉庆原版胡刻《通鉴》的内封面（左）与同治补刻本的内封面（右）

到了明清时期以后，情况或许比宋元两朝会复杂一些，这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但仅就这部胡刻《通鉴》的情况而言，大致还是可以依此类推的。

在胡克家的嘉庆原版上，如前所述，其书前书后都镌有“金陵刘文奎弟文楷/文模镌”注记，这意味着这部书的雕版事宜是整体承包给刘文奎书坊的，在镌梓工序的管理方面，实质上等同于坊刻书籍（这么大一部书，当然不会都是由刘氏三兄弟自己动手雕版的，他们需要动用书坊里很多刻工），所以我在前面说这一注记大体上相当于这家书坊的“牌记”。因此，也就无须像大多数家刻本那样逐版镌记刻工姓名。

同治时期江苏书局重刻此书，采用的显然不是胡克家这套办法，即完全由官家逐一监管刻书的整个流程，只是从书坊雇用刻工来雕版镌字而已。这样，就需要逐版镌记刻工的姓名。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元代业已作古了的刻工与清代的活人同台操作的奇异景象。

同治补版同嘉庆原版在版刻形式上的重要区别还有：（1）同治补版重刻了此书内封面。重刻的内封面，不仅文字内容与原版已有差异，而且其字体和布局形式也做了明显调整，乃将原版中的“资治通鉴胡身之注二百九十四卷”，改为“资治通鉴注二百九十四卷”，并把原版中与“资治通鉴胡身之注二百九十四卷”同样大小和字体的“附释文辨误十二卷”改镌为双行小字的“坿释文辨误十二卷”。（2）同治补版在内封面背后，去掉了“鄱阳胡氏藏版”的牌记，新镌牌记曰“江苏书局修补胡氏仿元本二百七卷重刊九十九卷”（个别初印本或尚未添入此新镌牌记），盖从其实也。（3）新本保留了嘉庆原版在卷首王磐序文页末镌刻的“金陵刘文奎弟文楷/文模镌”注记，但原本刻在卷尾胡克家《重刊元本资治通鉴后序》之末和《通鉴释文辩误》卷尾页末同样的注记没有重刻。这既有又没有，也可以说是体现了这套书版旧刻与新补这两方面的情况。这些都很直观，也很显著，不管懂不懂古籍版本，把两部书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分辨。

江苏书局补版重刻本卷首刻书牌记

嘉庆原刻本（左）与同治补刻本（右）《通鉴释文辩误》
卷尾页末刘文奎兄弟雕版注记

江苏书局补刻印行的胡注《通鉴》印行很多，这虽然大大改善了学者苦求其书而不得的窘迫局面，但新补刻的版本在质量上还是不能同胡克家原版相比。尽管如前所述，莫友芝宣称他对原版还做过一些“校讹补脱”的工作。

下面出示一页1937年时北平直隶书局售书书目上的价格，以见其实。

这份书目中的“胡刻”本，指的就是嘉庆原版本，而“江苏局”本指的是同治补版本。嘉庆原版本的价格竟高达同治补版本的一倍以上，足见这两个版本在读者心中的分量。

当然书价的高低还与其行世数量的多寡有直接关联。所谓物以稀为贵，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谈到，胡克家刻本的嘉庆原版，刷印的数量并不很多，这才导致莫友芝所说即使高价寻求也连年求之不得的情况出现。

民国二十六年（1937）春季《北平直隶书局书目》

下面再看一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页面，就能够更具体地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看第1077号的赵仲举过录严虞惇批点本，特别是第1078号的傅增湘、章钰校本，用的都是同治江苏人书局补版印本，就可以看出，嘉庆原版确实得之不易。须知傅增湘和章钰都是那一时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都十分清楚，做这样的工作，是应该选用嘉庆原刻本作为底本的。他们这样做，只能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轻易买不到嘉庆原刻本来用。若是再考虑到傅增湘用此本校勘《通鉴》竟然连校三遍[14]，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而这也就更显示出嘉庆原刻本之稀见难得。

除了江苏书局补刻的这个版本之外，由于社会上需求众多，继江苏书局之后，湖北的崇文书局也重刻印行了胡克家本，这就是前面在北平直隶书局销售书目上看到的“湖北局”本。不过这个翻刻本质量不高，也不受学者重视。

像江苏书局补版重印胡刻胡注《通鉴》这样的版刻问题，学者们若是缺乏应有的关注和了解，有时会对学术研究造成很大影响。譬如清人张瑛著《资治通鉴元本校勘记》，依据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元刻本来订正胡克家仿元刻本的错谬，可实际利用的胡刻本却是江苏书局的补版印本而非嘉庆原版，故“往往有局本误胡本不误，因而错举”的失误[15]。其他在重要史籍上出现过的类似问题，还有近年中华书局重新点校“二十四史”，其中的《魏书》和《金史》就都有拿康熙或是崇祯时期补修过书版的明万历北监本作为参校版本的不当做法，也是关涉学术非浅。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2020年5月5日记

[1]清莫友芝《郘亭遗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莫友芝诗文集》本）卷三《资治通鉴后识》，页589—590。

[2]清王先谦《东华续录》（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刊本）卷四四，页6a。

[3]清钱泰吉《曝书杂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卷上，页13。

[4]清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上，页13。

[5]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3）卷四，页57。

[6]清莫友芝《郘亭遗文》卷三《资治通鉴后识》，页590。

[7]清莫友芝《郘亭遗文》卷三《资治通鉴后识》，页590。杜文澜《憩园词话》（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徐乃昌旧藏清抄本）卷五，页31a—31b。

[8]清莫友芝《郘亭遗文》卷三《资治通鉴后识》，页590。杜文澜《憩园词话》卷五，页31a—31b。

[9]据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四，页57。

[10]清莫友芝《郘亭遗文》卷三《资治通鉴后识》，页590。

[11]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四，页57。

[12]清顾广圻《思适斋集》（清道光年己酉徐渭仁原刻本）卷一一《广复古编序》，页4a。

[13]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页70。

[14]傅增湘《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52—81。

[15]熊罗宿《胡刻资治通鉴校字记》（民国己未刻本）卷首熊氏自序，页1a—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