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原刻本刊行于元成宗大德后期至泰定帝致和年间，但元朝刷印的书籍，流传至今的全本却只有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孤帙。虽然书中个别页面早有影像流布于外间，但观看图片识别版本，有一项重大缺陷，非看原书则无以弥补——这就是看不到印书使用的纸张。

业师黄永年先生，把鉴别古籍版本最主要的要素，归纳为字体、版式和纸张三项，而这三项要素的重要性是依次降低的。相对来说，纸张的作用最小。

但这只是一般性的规律，有时一些地域性比较强的特殊纸张，还是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且纸张的特点比较直观，看一眼就可以辨识，不用多事斟酌。譬如福建建阳书坊在宋元时期就惯用一种当地出产的“麻沙纸”来印书。久历时日，这种纸张色泽枯黄甚至已呈暗黑，非常容易辨认，因而可以作为建阳书坊刻印书籍的一项突出标识。

元刻本胡注《通鉴》的字体，是非常典型的建阳书坊惯用的颜体字，因此很容易被认作福建刻本，甚至会被直接坐实为建阳书坊的产品，但前此我撰写《所谓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真相及其他——写在胡刻〈通鉴〉影印出版的时候》这篇文稿，却推定它应该是台州路儒学的官刻本。

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有明朝人对书版所在地的直接记载做依据，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还有元朝地方儒学盛行刻书这一时代背景做参考。我当然觉得自己的推论是合理的，也与相关史事相吻合。可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儿，并不等于别人也能认可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只要有可能，还是要努力再多考虑一些因素，多增加一些考察的角度，以增强认识的客观性，排除认识的主观偏差。

一般来说，这书要是雕印于福建地区，使用“麻沙纸”的可能性就大为提高；若是建阳书坊所刻，除非有非常特殊的情况，几乎必用“麻沙纸”无疑。

遗憾的是，现在像元刻本胡注《通鉴》这样的宋元古本，都是被视作宝物由官家公藏，寻常书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是很难一睹真容的。这事儿虽然很简单，看一眼就行，可这一眼就真的不大容易看。

我这个人为人处世，既憨且笨，最不善于和人搞关系。因为不善于做，也就更加不乐于做。所以从读研究生时就打定主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求人到博物馆、图书馆之类的收藏单位去查看那些人家秘不示人的宝贝。

关于元刻本胡注《通鉴》，我是偶然遇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得以一看究竟。这就是在写好《所谓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真相及其他》这篇文稿后，偶然在中国书店编著的《中国书店藏珍贵古籍图录》（中国书店，2012）上看到了其书店存有元代的印本。那怎么就有了这么好的机会了呢？因为在多年的买书过程中，中国书店颇有一些朋友看我这么傻乎乎地痴迷于古旧书籍，很是同情，因而也很愿意为我买书读书提供一些帮助。(www.daowen.com)

今天，就是得到海淀分店的经理薛胜祥先生帮助，请中国书店总店的党委书记张东晓和总经理张晓东两位先生费心安排，我到店里看到了这个印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印证了我的上述判断。

中国书店藏元刻元印本胡注《通鉴》
（据于华刚主编《中国书店藏珍贵古籍图录》）

在中国书店看元刻元印本胡注《通鉴》
（从右向左：张东晓书记、本人、薛胜祥经理、张晓东总经理）

中国书店收藏的这部胡注的《通鉴》，是一个残本，仅有卷八八和卷八九两卷，而且这两卷还颇有缺页，但字迹清晰，墨色鲜明，自属元时初印无疑。研究版本，并不需要逐页逐字地察看，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有时看一页就行。稍展开书一看，我就大为欣喜——这部书是用“黄麻纸”印的。

所谓“黄麻纸”，是建阳书坊刻印的书籍以外其他大多数地区所谓“元浙本”常用的印书纸张。这意味着若是按照我的看法，把这部书的刻印地点定在台州，这种“黄麻纸”就与其正相吻合。因而这可以说为我的观点提供了一项重要的佐证。古籍版本的研究，有时就这么简单。

感谢张东晓书记和张晓东总经理，感谢薛胜祥经理，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帮助。

2020年5月13日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