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三省注司马光《资治通鉴》，其传世明前期印本，在卷首镌有元翰林学士王磐所撰《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关于这篇序文同胡注《通鉴》的关系，前此我在《所谓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真相及其他——写在胡刻〈通鉴〉影印出版的时候》这篇文稿中已经做过比较系统的论述，结论是元兴文署并未刻印过《通鉴》，胡三省注释《通鉴》时当然也无从利用所谓兴文署本作为底本，即胡三省的注释同所谓兴文署本《通鉴》毫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这篇序文的来源做出解释，也就需要说明为何在胡注《通鉴》中会出现这样一篇序文。概括地讲，王磐那篇序文，大致是在至元四年（1267）二月到至元五年年底为元朝兴文署拟议刊刻的《资治通鉴》而撰写的，但由于当时燕京地区版刻能力严重不足，这部拟议刊刻的《资治通鉴》实际并没有付梓成版。那么，这篇序文又是怎么进入胡注《通鉴》这部书中的呢？过去吴哲夫在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曾经以为它是在“明季或清初”由某位好事的藏书者“利用元代兴文署的相关史料为内容”伪造出来的。对此，我在《所谓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真相及其他》一文中已经做出说明——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昨天得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上海图书馆藏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鉴》，其《序言》则在吴哲夫既有认识的基础上，参看“元刻初印本无王磐序，弘治以下印本亦无，仅明前期印本有之”的情况，“疑王磐序为明前期误入，随后抽去”；或谓“明前期修补重印时，误增入王磐《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旋即撤去”。这种说法，只是改吴哲夫的蓄意赝造为无意误增，然而这仍然可以说是一种“无端”的衍增，对这篇序文进入胡注《通鉴》书中的时间和实质性过程的认识，较诸吴说，并没有什么改变。

元刻明前期印本胡注《通鉴》卷首王磐序文
（北京大学图书馆存傅增湘旧藏本）

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序言》的作者或许未能独立地通盘考虑全面的情况，而是更多地受到了吴氏成说先入为主的影响。但如同我在《所谓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真相及其他》一文中所批驳的那样，吴哲夫的研究，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从史料的依据，到论证的方法、思维的路径等各个方面，都差误多多。在这种情况下，分析王磐序文的来源，就不宜再受吴氏的影响和羁绊。

前此我在《所谓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真相及其他》一文中所做的推论，以为胡注《通鉴》只是在明前期印本上带有这篇序文而明中期以后印本再未看到此序，应是版片进入明南监后遭到损毁所致，而上海图书馆所藏元代最初印本也阙载此序，是因为当时胡注《通鉴》全书雕版初竣，还没顾上刻入这篇序文，过了一小段时间之后，它才被添刻到书中。就古代版刻中序文这类附件的一般刊刻和存在状况而言，这样的解释，我现在仍然觉得要比后人无端添入之说更为合理，也更易取信于人。

不过在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这部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鉴》大略翻检一过之后，对这个问题，我又有了新的看法。下面，就在这里谈谈我的新认识，和感兴趣的朋友交流。

我们先来看看，在明朝初年的南京国子监，那些主管其事的官员有没有必要和有没有可能会去找一篇元朝人王磐写的序来，把它增刻到胡三省《通鉴注》的前面。

按照我对明朝南北两监刻书状况非常有限的了解，一般来说，明朝南京国子监刻书，在版刻的文字内容方面并不随意乱来。其做事“任性”之处，在整个明朝前中期，就是搬出来监中征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朝廷调配来的各种书版，稀里糊涂地刷书印书。要是遇到版面泐损或是漫漶过于严重的地方，就随便对付着补修一下接着印。

叶德辉《书林清话》列有“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一个专条，讲述其正史书版“本合宋监及元各路儒学板凑合而成，年久漫漶，则罚诸生补修，以至草率不堪，并脱叶相连亦不知其误”的情况。叶德辉还具体描述其草率情状说：“南监板片皆有旧本可仿，使其如式影写，虽补板亦自可贵。乃一任其板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兼之刻成不复细勘，致令讹谬百出。”此等情形，以至令叶氏感叹云“不知当时祭酒、司业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于此也”[1]。

“尸位素餐”这一评价煞是到位，也很贴切。南京国子监中这些祭酒、司业的基本工作状态，就是闭着眼睛混事儿（因为反正是个闲差，怎么干也都那么回事儿），让干活儿的工匠把书版拉出来印就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官员，又怎么会如此多事儿，没事找事儿非特意去给胡注《通鉴》新刻一篇它本来没有的序文？在我看来，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根本不会发生的。

那么让我们退一步看，姑且假设一下，在这种大环境下，竟然真的有这么一个好事儿的国子监官员，在主持刷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时候，偶发奇想，非给它配上一篇序文不可，那他也得看看，找来的东西是不是同原书相配。

我在《所谓兴文署本胡注〈通鉴〉的真相及其他》里已经做过很详细的分析，王磐这篇序文，是给元朝兴文署拟议刊刻的司马光《资治通鉴》撰写的稿子，王磐在文中清清楚楚地写明了元朝朝廷所要刊刻的只是司马文正公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根本没有提到有个叫胡三省的给这部书做过注释（事实上当时胡三省也根本没有完成他的注本）。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明南京国子监的官员为什么非要给原有的书版配上这么一篇莫名其妙的序文？

须知明南京国子监内祭酒、司业之类的官员虽然尸位素餐做事儿一意敷衍，但智力和学识并没有低到这种程度，其毛病只是偷懒放赖不好好干活儿，而不是胡干乱干折腾事儿。

所谓“明人刻书而书亡”，也就是刻书印书时胡干乱干，改变了古书的本来样貌，就像把书刻没了一样，这在民，是书坊商贾为赚钱养家活命搞的邪门歪道；在官，该负最主要责任的，乃是北京国子监的官员。

南监本书大体上还中规中矩不胡乱改动原书面目。毕竟南京国子监地处文化渊薮，这么乱来是要被明眼人笑话的，不像北京国子监，官员们最喜欢的就是攀比当官儿，不拿学问当正事儿办，所以北监本刻书就撒开欢儿随便瞎折腾，把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古书，弄得面目全非。像我谈论过的西晋陈寿历史名著《国志》的书名（它不叫《三国志》）、北宋名臣欧阳脩的人名（他不叫欧阳修），其舛谬讹误的形成，就都与明北京国子监的刻书具有直接关系。[2]

这样分析下来，我得出的看法就是：不管是从《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的内容上看，还是根据明前期的一般社会状况来做推论，明南京国子监的官员都不可能把这篇王磐的序文“误增入”胡注《通鉴》之首。这样我也就更坚定了原来的看法，即王磐的序文是元台州路儒学的学官在刊刻胡注《通鉴》时添附到书中的，用以体现本朝对刻印《通鉴》这部书的重视，这也显示他们刻印此书不仅是在表彰乡邦文献，也是在贯彻朝廷的旨意。

在通篇翻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鉴》之后，对这旧有看法的唯一调整，是先此我认为在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部元刻初印本上没有看到王磐的序文，是因为这个本子属最初试印的样本，当时还没有刻成并且印入此序。现在，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仍然很大，但更有可能的是这个印本本来已带有王磐的序文，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是因为它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亡佚了。

从傅增湘旧藏明前期印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清嘉庆丙子胡克家仿元刻本的情况来看，这篇序文是被列在全书的最前面，开卷展读，看到的就是王磐的序。了解一点儿古书保存和流传状况的人都明白，这一头一尾两个边儿，不管是印成的书本，还是印书用的书版，都最容易受损以至毁失。明中期以后的南监印本胡注《通鉴》不再带有王磐的序文，我推测就是由于书版损毁，无法再用，而“尸位素餐”的南京国子监的官员也没人去管它，少了版，就不印这序。

同理，印好的书，其篇首篇末的书页也最容易遭受损毁。小朋友看的书，往往缺头少尾，就是最好的事例。其实早期所谓“正史”，本来都像《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一样带有这种自序性质的内容，如范晔《后汉书》和唐官修《晋书》都称作“叙例”，陈寿《国志》名为“叙录”，但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都失传了。这些内容的失传，就与其位在全书之末具有直接关系。

我推测，上海图书馆藏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鉴》，其卷首本来印有王磐的序文，只是后来遭到了毁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翻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过程中注意到，在这部胡注《通鉴》的篇末，还佚失了宋人进呈、刊刻《资治通鉴》的公牍和校勘官员衔名等附件。(www.daowen.com)

具体地说，这些内容包括：1. 按照时代划分所标记的《资治通鉴》各个部分的卷数，如“周纪五，秦纪三，汉纪六十”等等。2. 司马光进呈此书的表文。3. 朝廷的“奖谕诏书”。4. 元祐元年朝廷镂版牒文。5. 绍兴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进书呈文。6. 绍兴府校勘官员衔名（因为是由绍兴府来实施该书的刻书事宜）。

这几部分内容，其中的第1项，本来是《通鉴》本身的内容，相当于原书的“目次”（它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著述中“目次”的起源和发展，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与其他几项附件性质不同；第2—4项，本来是元祐元年至七年国子监原刻本篇末的附件；第5、6两项，是绍兴二年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篇末的附件。不过两浙东路茶盐司绍兴刻本应是依照元祐国子监本翻刻，故一并附刻了上述第1—4项内容。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元祐元年至七年的国子监原刻本早已佚失不传，绍兴二年至三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仅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全本，现在外间可以看到《中华再造善本》丛书的影印本。在这个刻本里，第1项被错置到了全书篇首的御制序文之后、司马光书正文之前，但版心页码可证它本来应是列在全书篇末，是排在附刻的司马光进书表文之前，如上文所述。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部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保存状况甚好，版面上看不到破损的痕迹，可是却阙失本来应该附刻在它篇末的上述第2—6项内容。若不考虑此本的特殊情况，这当然也有可能是缘于自然的毁损，但这个本子曾入藏清宫，被大清君臣视作“未注初刻”之本，也就是元祐年间的国子监原刻本。[3]这就不能不让我怀疑是有心人特意撤掉两浙东路茶盐司的刻书呈文以及绍兴府校勘官员的衔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伪充北宋刻本以蒙骗清朝君臣。不过这两项内容都被《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的建本《资治通鉴》附载于篇末。换句话说，在《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建本《资治通鉴》的篇末，按照我在上面讲述的顺序，一一载录了上述第1—6项内容。

然而，我们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上海图书馆藏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鉴》上却没有看到这些内容，就连本来属于《通鉴》本身构成部分的第1项也没有。

为什么呢？是胡三省给《通鉴》做注时剔除了这些内容吗？可我们在这个元版后来的印本上却看到了这些内容。现在普通学人最容易看到的，是清嘉庆胡克家仿元刻本（浙江传古楼马上就会把这个刻本影印出来）。胡氏仿元刻本上的这些内容，应是出自它所依据的元刻底本，而不会是胡克家随意增入的内容。看一看胡克家在刻书后跋中所说其底本“卷首有王磐一序”的情况[4]，就会更容易理解他在仿刻此书时是不会随意增入其底本没有的内容的。这毋须到官家图书馆严锁秘扃的书库里去看，随便检视一眼熊罗宿《胡刻资治通鉴校字记》提到的情况[5]，就可以一清二楚。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建本《资治通鉴》附镌
绍兴三年（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进书呈文

我们再看看上海图书馆藏元刻初印本《资治通鉴》最末一篇版面的情况，就会更容易理解这个本子确实是佚失了上面所说的那6项内容——这最末一个版面刻得满满的，一个空行都没有。这种情况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后面那些页面是一整页一整页地脱落不存了。

我想，了解到这个本子佚失书末这些附件的情况，就有充足的理由推论，其卷首的王磐序文同样也很可能是这样脱佚的，而且这种可能性还很大——这就是我对这部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鉴》王磐序文阙失原因的看法。多看过一些古书的人都很容易明白，类似的情况，在古刻旧本中是大量存在的，这太平常了。很多历史问题都是这样，本来很简单，很平常，可往往会被心思太重的学者搞得相当复杂。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部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鉴》，虽然是目前所知最好的一部印本，但它阙失王磐的序文和上述那几项附件，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缺陷（那些附件的阙失还会妨碍我们认识胡三省注本的底本），即这个刻本并不完满。

谈到这部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鉴》的缺陷，还有一个情况，需要予以适当说明，这就是最初刻印的胡注《资治通鉴》，其文字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不是初印本不好，而是台州路儒学在付梓上版时工作做得相当粗糙，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漏掉了很多《资治通鉴》的文字。以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指出的问题与此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鉴》相比照，再看看这部元刻初印本附镌的胡三省工作注记，知悉其认真态度，就可以看出，这些阙漏是不可能出自胡三省所依据的底本的，只能是在写录上版和校勘文字时草率疏忽所致。当年顾广圻称此本因非胡三省亲所督刊，“故于正文有未审温公之指而错者，于注有未识梅磵之意而舛者”[6]，现在审看这部元刻初印本，知舛错的情况比顾广圻所说的还要严重很多。凝聚胡三省数十年心血的《通鉴注》书稿在其家乡得以刻印流传，固然是一大幸事，可当地儒学的官员把书刻得这么粗率，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清嘉庆丙子（1816）胡克家仿元刻本胡注《通鉴》
卷末附镌司马光进书表

最后附带指出，这部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鉴》，在其《通鉴释文辩误》部分，把胡三省的跋文，列在了《通鉴释文辩误》的篇首，这显然是一个装订的错误，胡克家仿元刻本就不是这样排列的。因为审看这篇文字的内容和它低于正文三格的刊刻形式，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只能是一篇后跋而不会是前序，理应列在《通鉴释文辩误》的篇末。

2020年7月3日记

[1]叶德辉《书林清话》（民国丁巳叶氏观古堂刻本）卷七“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条，页10b—11a。

[2]别详拙文《陈寿〈三国志〉本名〈国志〉说》，见拙著《祭獭食蹠》（北京，中华书局，2016），页1—58。关于欧阳脩的名字，则别详拙著《那些书和那些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中《哪儿来一个欧阳修》《欧阳脩的文集哪里去了？》《明人刻书，人亦亡之》诸篇，页104—114、128—152。

[3]清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四“资治通鉴”条，页460。

[4]见清嘉庆丙子胡克家仿元刻本胡注《通鉴》卷末胡克家跋文，页1b。

[5]熊罗宿《胡刻资治通鉴校字记》（民国己未刻本）卷四，页21a。

[6]清顾广圻《思适斋集》（清道光年己酉徐渭仁原刻本）卷一一《通鉴刊误补正序》，页5b—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