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自然几乎是所有民族文化共有的特点。民族诗人、历史学家和宗教人士把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或其他感情通过历史和文学作品记录下来。与某些借助天然屏障建立的国家不同，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位于东欧平原，沃野千里，河流纵横，没有高山等屏障可以拒敌，只有战争才能使俄罗斯人获得安全感，开疆拓土不仅成为历代沙皇的立国之本，甚至影响到当下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和国家经济。无论是《古史纪年》还是《伊戈尔远征记》，都出神入化地描述了俄罗斯的众多河流、森林，包括河流中潜伏着的水妖，漫无边际的森林里藏匿着的猛兽。而战争让河流和森林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也演变成贝尔所说的寄托人物美好愿望的“有意味的形式”。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注意到自然对于俄罗斯民族审美判断的价值，指出“俄罗斯人对河流的热爱克服了对森林和草原的那种‘双重感情’”^[5]。俄罗斯民族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中作者对顿河等俄罗斯河流有着深入的观察，《古史纪年》虽然没有像《伊戈尔远征记》那样以文学的笔法刻画河流，但在地理环境中嵌入了俄罗斯人对神性的理解。

《古史纪年》^[6]《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又译《往年纪事》，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记载俄罗斯历史的编年史（Летопись），《古史纪年》冗长的古俄语名字已经表明该文本存在的价值、目的和其中隐藏的俄罗斯人的民族心智。实际上，除了《古史纪年》外，还有两部与之齐名的编年史，一是《拉夫连季抄本》（《Лаврентий》），二是《伊巴特抄本》（《Ипатьев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但两者均将《古史纪年》置于正文之前，因此，《古史纪年》又有《俄罗斯编年序史》（《Началь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之称谓，构成诸多编年史的前言（prelogic）。《古史纪年》是从大洪水以后挪亚的儿子们分封土地的故事开始记载，讲述了各民族的分布和斯拉夫民族的起源，其中涉及叙利亚人、巴比伦人和希腊人等民族的日常生活。作者涅斯托尔^[7]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以生花的妙笔描述了大洪水后存活下来的挪亚一家的故事，使俄罗斯民族在基督教文明体系中占据了合理化、合法化的宗教伦理和宗教高位，如果把整个欧洲民族都当作上帝的子民，整个大地都是上帝给子民的恩赐，那么在这个诸民族的自然生态中，俄罗斯因为是雅弗的子孙而天然地与神发生链接。其实，生态美学中的重要因素不是生态本身，而是生存于其中的人，有什么样的生活生态，就有什么样的审美，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丹纳；但也有人认为，有什么样的民族才有什么样的审美观，或者也可以说，两者无法单独存在，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观照。俄罗斯人是如何在诸多民族在场的情况下确定自己先天优势的呢？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直到今天，“第三罗马”的思想依然盘踞在俄罗斯民族的心里？凭什么丘特切夫（Тютчев Ф.И.）言之凿凿地说“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对俄罗斯只能信仰”^[8]。问题是，所谓“对俄罗斯只能信仰”到底要信仰俄罗斯什么？或者说，因为什么对俄罗斯只能信仰？自然，对俄罗斯民族而言，不仅仅是审美那么简单，其中还暗藏着关于如何巧妙为自己进行优先定位的问题。

正如《古史纪年》的名称所暗示的那样，其所要解决的首先是俄罗斯民族极为关切的问题：“俄罗斯民族从何而来？”这不仅仅关乎民族的过去，也会深深影响民族的未来，这是历史问题，也是神学问题，但这两个问题都是以民族最初对关于自身所处的地理坐标的沉思和俄罗斯民族在其他民族中的生存生态为根基提出的，其所涉及的是，无论过去还是当下，当俄罗斯民族面对各种情形时都要追问自己的根源，从而为自己的行为提供来自神圣文本或历史文本的依据，当然，也造就了这个族群有别于其他族群的思维模式和文化样态。

基辅山洞修道院的修士涅斯托尔以《旧约》中的故事为资源，为俄罗斯民族编写了一个完美的发源神话，这个神话对于外族而言可能就是神话，但对笃信东正教的俄罗斯人来说，这一切都是历史，而历史是事实的沉淀，是“真实的故事”，因为是真实的，所以能为文化的建构提供养料，并影响俄罗斯人的自然观、哲学思想、文学艺术。

涅斯托尔巧妙地把俄罗斯民族的起源和大洪水之后的挪亚家族联系在一起。

大洪水之后，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划分了世界。^[9]

这其中，雅弗分得世界的北部和西部，广义上讲，他的属地基本是今天的欧洲大陆。虽然他和闪一起看见父亲赤身裸体，一起给父亲拿衣服搭在他的肩上，但是雅弗在《旧约·创世记》中独得耶和华的偏爱。这种偏爱真是毫无道理可言。

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作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作他的奴仆。^[10]

根据涅斯托尔的推理，在雅弗众多的后代中，有一支就是俄罗斯人，“在雅弗的领地内居住着俄罗斯人、楚德人和其他各种族”^[11]。事实上在《创世记》中，根本找不到雅弗的子孙中有俄罗斯人的确凿证据，涅斯托尔的言说，为后来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强调的“俄罗斯心灵”“莫斯科第三罗马”和“神人类”等思想和弥赛亚意识提供了神学依据，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思想”奠定了理论的基石。他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俄罗斯思想，归根到底只是全世界人类共同联合的思想。”^[12]很明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思想在当时并没有直接表现出本身蕴含的哲学内涵，即全人类在基督的领导下完成一个人类和平共处的终极理想，而作家期望的俄罗斯思想能达到的终极目标仅仅是作家本人的主观愿望，可以说，作家所说的“俄罗斯思想”尚不能成为唯心论中那种先于物质而存在的“理式”的等价物，陀氏的俄罗斯思想更接近俄罗斯理想（Русский идеал）。这种思想的产生是《古史纪年》中俄罗斯民族意识复苏的回声。涅斯托尔的逻辑并不复杂：耶和华因为眷顾雅弗，所以“使雅弗扩张”具有合理性，因为这是神的意志，也因为雅弗的子孙中有俄罗斯人，因此，俄罗斯应该接受上帝的恩赐，所以，在俄罗斯民族意识中，“俄罗斯民族是上帝特选的民族”也是合理的。但是，人们往往只关注神学意义上的内在逻辑线索，却忽略了自然在其中的作用。这个自然就是不可或缺的“水”之意象。

毫无疑问，水对于任何民族都是非常重要的，伟大的文明往往与水（江河湖海）息息相关，比如印度的恒河文明、中东地区的两河文明、发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等。如果以《古史纪年》为历史依据，会发现俄罗斯文化的灿烂辉煌，竟然和《旧约·创世记》中的那场大洪水有关，洪水这种生态灾难使得俄罗斯民族成为生存竞争中的幸运儿。这是不是俄罗斯民族对水一直存在原始崇拜的原因，目前无法定论，但毋庸置疑的是，“斯拉夫多神教信仰中的水既是生命之源，又是支撑大地的基础，并具有‘洁身之剂’的特效功能。自古以来，俄罗斯人的祖先就向泉井、江湖等水域祈祷、祭祀”^[13]，对水的崇拜以及在教堂等地取圣水的传统在今天的俄罗斯依然流行。水，不仅仅是生命之源，对于俄罗斯人而言，也是与世界沟通的渠道。《伊戈尔远征记》中塞维尔斯基大公伊戈尔与波洛夫人的交战除了所谓的获得军人的荣誉之外，更多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即争夺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的黄金水路。在罗曼诺夫王朝时期，俄罗斯的崛起也和一位帝王对海洋的痴迷有关，彼得大帝与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打了二十一年的北方战争，就是为了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战争胜利后，沙皇俄国成为欧洲的列强之一。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叙事诗《青铜骑士》中一方面批判彼得大帝对民众的压榨，但另一方面又赞美他对俄罗斯民族疆域的扩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说彼得“凿开了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在俄罗斯文学作品和其他历史文本中，总能发现俄罗斯人对水域的痴迷，《伊戈尔远征记》中战胜敌人最高的仪式就是“用头盔掬饮顿河的水”。

除了“水”之意象外，《古史纪年》也描写了冷兵器时代人的计谋，尔虞吾诈、宫廷斗争等“人的生存生态”，从中不难发现基辅罗斯时期俄罗斯人^[14]和希腊人、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从民族起源的角度看，俄罗斯民族属于东斯拉夫的一支，但从国家角度看，起初在基辅罗斯为王的人不是东斯拉夫人，而是瓦兰人^[15]。瓦兰人是公元八世纪至十世纪出现在东欧平原上的罗斯人，是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人对这支古老的维京人的称呼，他们原来居住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后沿着商路来到东欧平原。这些人秉承北欧海盗的行事风格，亦盗亦商。俄罗斯国家从成立伊始就不是东斯拉夫人的国家，根据《古史纪年》提供的信息，由于斯拉夫人没有法律意识，加之部落之间战争不断，劳民伤财，于是他们（东斯拉夫人、楚德人等）商定要立一个王公，让他处理这种混乱的场面。

他们到瓦兰人的一支—罗斯人居住的地方。这一支瓦兰人称为罗斯人……楚德人等对罗斯人说：“我们那儿地大物博，但缺少规章条律。请你们来当大公，治理我们。”^[16]

这段话至少透露如下信息：首先，东斯拉夫人和楚德人等民族混杂在一起；第二，诸民族之间在政治制度方面落后于瓦兰人；第三，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从存在那天起，就有北欧海盗的基因；第四，俄语中Варяги除了表示民族之外，还有“外援”^[17]之意。也就是说，在基辅罗斯以及后来的莫斯科公国的政治体系和人种的基因里，瓦兰人这个“外援”已经将自己的民族无意识地植入东斯拉夫人的一个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世界里。一个优秀的少数民族在一群乌合之众面前，随着历史的延展会出现什么状况？现实的结果是，相互同化，并保留优秀的基因。这种同化过程也就是人的生存生态展示的过程。^[18]除了面对大自然外，人还要面对自己的同类。《古史纪年》记载的大多是各个民族间血腥而残暴的战争。一方面，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持否定态度，如“纵然是现在，波洛韦茨人依然保持其祖先的风俗：随意杀人，并以此为荣；吃人，吃不洁的食物—狷鼠和黄鼠等；与母辈或晚辈乱伦等等”^[19]；另一方面，涅斯托尔却对俄罗斯民族大加称赞，“我们是基督教徒，我们信奉神圣的三位一体，信仰唯一的真神上帝，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律法，因为我们为耶稣而受洗礼，并且蒙受耶稣基督的恩惠”^[20]。这也是《古史纪年》的基调，俄罗斯民族是与异教徒不同的力量，他们代表了正义。但是，在冷兵器时代，这种正义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神的意志是值得怀疑的。毋庸讳言，《古史纪年》中很多与神学、民族思想有关的传说和传奇随着俄罗斯民族的壮大而进入历史文本，变成弥赛亚意识的养料和文学的土壤。(www.daowen.com)

这部历史著作中，能够体现俄罗斯人性格的有基辅大公奥列格，只是此时（公元907年）在《古史纪年》里，瓦兰人和俄罗斯人尚属于不同的民族，在攻打希腊人的大军中有东斯拉夫人、瓦兰人、楚德人等多个民族。涅斯托尔甚至告诉后人：“罗斯人对希腊人还做了很多坏事，正如战时常见之情形。”^[21]但时间让东斯拉夫人和瓦兰人逐渐融合在一起，甚至在《古史纪年》中，作者也是满怀深情地讴歌奥列格的功绩，同时也揭示了英雄人物不可避免的宿命。宿命论思想是俄罗斯民族对人作为自然之物时的悲剧性的感受，这种感受在奥列格的死亡方式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奥列格任基辅大公期间，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各个民族之间相安无事。一日，奥列格问手下的术士和巫师自己未来的死因是什么，巫师认为大公将因自己心爱的坐骑死于非命。

奥列格牢记在心，吩咐马卒：“我再也不骑这马，再也不想见它。”他命人将战马细心喂养，再不要牵到他面前。这样过了几年，直到奥列格带兵攻打希腊人。从希腊回基辅后又过了4年，在第5个年头奥列格猛然想起巫师关于他将死于此马的预言。他把马夫长叫来，问道：“我让你们喂养的战马呢？”马夫长回答说：“死了。”奥列格大笑，嘲笑那个巫师：“这些法师纯粹胡言乱语，我的马死了，而我依然健在。”他命人备马，说：“我要去看一看那战马的尸骨。”奥列格来到那里，见到马的骨架和颅骨，于是下马，笑道：“难道我会死于这颅骨不成？”边说边用脚踢了一下颅骨，这时忽然从里面蹿出一条蛇来，咬了他的脚，奥列格因此而死。^[22]

在奥列格时代，尽管基督教的微风已经吹进基辅罗斯^[23]，但在政坛上巫师和术士仍然掌握话语权，就信仰的生态而言，这还是多神教的世界。其次，英雄之死一定会伴有不同寻常的事件，奥列格之死是英雄命运悲剧的审美造型，体现了多神教时期诅咒的力量，说明死亡的时间和方式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也存在可能。这种死亡叙事在民族早期的历史文本中往往具有某些文学属性。^[24]最后，涅斯托尔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认为巫师的预言虽然准确，但很多情况下更像一种诅咒，而不是预言，比如谈及阿波洛尼时，《古史纪年》对他的预言提出质疑，因为他也“给人们带来损害乃至死亡。不仅在他活着时这样，就是在他死后，鬼怪仍在棺材旁以他的名字使愚夫愚妇们鬼迷心窍”^[25]。摆脱宿命的最好办法是信仰上帝，“我们崇高的信仰都能经受住考验，因为我们信仰坚定，与上帝同在，决不受人类之敌和凶神所施魔法与邪恶所诱惑”^[26]。

信仰也是一种生态，并与自然发生联系。在看似毫不相关的奥列格、马、蛇之间构成因果关系，体现了诅咒的强大力量。普希金根据这个故事写出的《先知奥列格之歌》（《Песнь о вещем Олеге》）里，奥列格是被人称颂的英雄、俄罗斯的骄傲。总之，罗斯人被东斯拉夫人等请来为王之后，彻底改变了东斯拉夫人的生存状态，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在该书的作者看来，最重要的是东斯拉夫人有了后来接近上帝的诸多可能。

《古史纪年》中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人物是奥莉加。奥莉加是奥列格大公之子伊戈尔之妻。伊戈尔显然继承了父亲能征善战的基因，在公元944年率领大军进攻希腊，人们惊呼“罗斯人来犯，战船无数，不见边际”^[27]，这样能征善战的瓦兰人依然在一次战斗中被德列夫利安人所杀，他的死亡让人们见识了他的妻子奥莉加的智谋和过人的胆识。

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国演义》之所以长期受广大中国人喜爱，原因之一，就是广大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诡谋心理、诡谋习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诡谋人格”^[28]，仿佛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生态，从这个方面分析，《孙子兵法》《鬼谷子》等以谋略见长的兵书战策文本出在中国就不足为奇了。其实，这种观点值得怀疑。阴谋是人性的一个维度，阴谋在另外一种场合可能就是谋略。在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外交政策的制定、各种商业往来中的谈判技巧，无不渗透着被称之为阴谋的元素。而俄罗斯在基辅罗斯时代，就已经对谋略这个被称之为战争策略的东西有过深度研究和实践了。

丈夫伊戈尔死后，奥莉加孤儿寡母面对强大的德列夫利安人，巧妙运用计谋三次屠杀德列夫利安人：第一次为“坑杀”；第二次为“烧杀”；第三次为“砍杀”。她一次又一次违背承诺，让所谓的野蛮人受尽苦头，甚至在接受洗礼这样神圣的事情上，也施展诡计。在察里格勒执政的君斯坦丁·巴格良诺罗德内伊对她的美貌和智慧垂涎三尺，但在奥莉加的巧妙设计下，也只能认其为教女。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生态，它们的共性是任何民族中的任何个体都有爱的意识、复仇的渴望。人是自然之子，也是文化的动物，更是现实的存在，从奥莉加的“坑杀”“烧杀”和“砍杀”来看，《古史纪年》是在宣扬残酷的暴力美学。在暴力中快意恩仇是人的共性，无论是中国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赵子龙单骑救主，还是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奥斯特里茨战役里血肉横飞的场面，都是一种暴力审美，契合了人性中暗黑的一面。把人的生存置于某种文化生态中进行考察，美更多显现出其物性的特征。这种特征在柏克看来是一种崇高，如果一定要纳入审美的领域，“美是事物的某种属性或性质之间的某种关系，从而着重在事物的感性特征和自然形式、结构、性能中去寻找美的本质和规律，把美的本质最终归结为自然事物本身的某种性能或属性”^[29]。但是，俄罗斯思想家则热衷宣扬俄罗斯文化的独特性，强调“用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难道俄罗斯真的无法被理解吗？奥莉加（《古史纪年》亦可以作为文学文本来阅读）的背信弃义、雅罗斯拉夫娜（《伊戈尔远征记》中伊戈尔大公的妻子）的善良和温柔、海伦娜（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美丽的“心机女”）的放荡与狡诈均是人性中某种共性元素的折射，但索洛维约夫为什么单单强调俄罗斯女性身上具有的“永恒女性”（вечная женственность）的气质？其实，普希金时代的诗人丘特切夫给出了答案。

俄罗斯的真正捍卫者是历史，它在三百年间不知疲倦地帮助俄罗斯人承受神秘命运带给它的各种考验。^[30]

丘特切夫的逻辑似乎存在问题，因为世界上很难找到两个历史发展脉络完全相同的民族，任何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都应该是独特的，“这个自明性的问题在丘特切夫那里反倒成了俄罗斯民族的胎记”^[31]。在《古史纪年》中，作者涅斯托尔也意识到这样的奥莉加作为民族代表会存在很大争议，所以对她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美化，指出她在察里格勒接受洗礼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32]。她常对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说：“我的孩子，我信奉上帝，感到无比快乐，如果你信奉上帝，你也会感到幸福的。”^[33]我们能否因此就得到下面的结论：如果在伊戈尔被杀死之前她就信仰基督，那么“坑杀”“烧杀”和“砍杀”就不存在？当然不能，因为在那一时刻，俄罗斯民族的神正义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那就是在后来《伊万雷帝给库尔布斯基通信集》中雷帝反复强调的观点：俄罗斯人拥有“神幡的合法性”^[34]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