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环境美学发展较早。如今中国的生态美学，尤其是当代生态美学接受了西方环境美学的资源，从文化立场来看，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有两个比较相同的立场，即“共同面对当代严重的生态破坏而要对生态环境加以保护的立场”^[19]，另一个是“都是对传统美学忽视自然审美的突破”^[20]。因此这两种美学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理论阐释上相互借鉴，“环境美学认识到了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在环境美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生态美学则运用生态知识进一步解释这种相互作用”^[21]。两者互相配合，从不同角度共同阐释人与自然生态的审美关系，共同推动美学发展。

本文按环境美学的审美对象来界定讨论西班牙语文献中涉及环境美学的部分。从审美对象来说，环境美学范围是“从艺术到自然和环境（包括环境中的东西）”，而“‘艺术欣赏与环境欣赏的异同’正是环境美学的核心问题”。^[22]

《墨西哥大型城市的生态历史和生态美学》中质疑“可持续发展”这个词汇，认为它只是一个政治操控术语，很多国家仅仅为打造一个生态正确的形象，使极端和不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开采合法化。“可持续性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但它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目标”^[23]，因此继续被用于当代城市的发展。在许多辩论中，“可持续性”一词给出了一种所谓的研究道德取向，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精神安慰。墨西哥大型城市的环境危机表现为水供给不足、空气污染以及沥青和混凝土对土壤影响等问题，这些是不受控制和不可持续发展的结果。在通过影音图像等艺术方式记载回顾人类环境发展历史的同时，人们应当意识到人类行为才是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深刻影响的因素，而非自然现象。因此人类要正视问题，避免打造虚伪的生态形象，真正身体力行地改变人类在自然空间的行为模式。这就是生态美学要求通过审美工作对环境因素进行重塑的作用。

珍妮特·佩雷斯（Janet Pérez）和温德尔·阿扣克（Wendell Aycock）于九十年代出版的《气候与文学：对环境的思考》（Climate and Literature：Reflections of Environment，1995）杂志中有九篇文章从环境角度解读了拉丁美洲文学作品，涉及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各国的环境问题包括物种灭绝、沙漠化、生态系统脆弱等。^[24]在人们还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时，文学文本的解释中气候和其他环境因素一直被忽视。随着生态批评和环境美学的发展，人们重新探索气候学维度，并通过文学展示对环境的思考。人们从中发现应用科学和当代文学理论结合的有趣例子，而这些例子不仅仅是对气候的文学描写，还是对特殊地理环境的描写。由此实现了文学欣赏与环境欣赏的双重审美目的。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M.德劳夫瑞（Elizabeth M.DeLoughrey）、蕾妮·K.格森（Renee K.Gosson）和乔治·B.汉德利（George B.Handley）合著的《加勒比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之间》（Caribbean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2006）收录了十八篇探讨人类与自然历史之间关系的文章，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加勒比文学文本。该书对自然与文化关系的探讨着重于四个主题：加勒比文学文本如何记录殖民地和种植园经济对环境的影响；伊甸园和自然起源的殖民神话如何重新被审视；生物和文化克里奥尔化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在全球化和旅游热潮的背景下加勒比美学如何阐明有效保持可持续性发展的手段。通过在逐渐发展的生态文学研究领域建立对话，包括关注白人定居者的叙述、加勒比文化产出，尤其是该地区的复杂种族和民族遗产之间的对话，探讨隐居和定居历史如何为在加勒比地区建立起地方感和环境伦理提供挑战和机遇。

乔尼·亚当森（Joni Adamson）和金伯利·N.鲁芬（Kimberly N.Ruffin）出版的《美洲研究、生态批评和公民身份：在本地乃至全球共有地的思考和行动》（American Studies，Ecocriticism，and Citizenship：Thinking and Acting in the Local and Global Commons，2013）以21世纪不同人类群体—民族、种族、性别的视角，进行深度生态学分析。该书所选文章包括环境正义案例研究和对居住在如美国、加拿大、海地、波多黎各、中国台湾和纳瓦霍部落的激进主义分子和艺术家的采访，被认为是解决由核熔毁、漏油、飓风和气候变化等导致争议的文学与科学分析手段，该书还呼吁一个确保人类与非人类权利的和谐美好的未来。

除以上西班牙语文献在文字上所体现的环境美学内容外，最能代表环境美学的生态美学因素的实践应用，当属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莱昂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硅藻大地（Tierra de diatomeas）”和“傲慢：对生态美学的可能性接近（Hybris：una posible aproximación ecoestética）”的艺术展览。展览展示了目前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森林砍伐、空气和水污染、噪音和视觉污染等等，期待人们通过对环境的审视作出恢复生态平衡的尝试。(www.daowen.com)

“硅藻大地”是融合艺术和科学的展览，通过分析迁移动植物种群探讨人类和卡斯蒂亚莱昂领土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工具，作者使用了一种从远古时代就能保持自身存在和空间分散能力的微生物硅藻，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来分析因罗马人、工业革命或家畜到来可能给作物生长周期带来的改变。硅藻作为一种比喻创建了自然与艺术的对话并由此探索人类的历史事件，在描绘自然现状的同时，探讨理想的未来地球、水和人类。

“傲慢：对生态美学的可能性接近”展览分为三个板块，每个板块由两个主题部分组成，这些部分并非平行运作，而是永久交叉，旨在恢复伦理与美学之间的关系。这些形式上的划分有助于提出一些最紧迫的生态问题：环境恶化、森林砍伐、污染、消费习惯和废弃物管理、转基因生物和粮食主权、土著文化保存、水污染和本地物种灭绝等。这里自然和城市景观相混合，艺术家纷纷从形式和内容、从环境的角度以更全面更包容地理解自然的方式展出作品。

在展出的四十名艺术家作品中，很多具有明显的环境美学特色。如第一个展厅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涉及所谓的恢复实践，称为“恢复主义美学”“修复艺术”或“土地开垦”，与第二部分“生态创造（Ecovention）”有内在联系，其特点都是为生态问题提供实用的解决方案。其中，露西亚·罗兰（Lucia Loren）的作品展示了城市养蜂的场景。城市养蜂是一种新的适应现代生活的方式，通过雕塑蜂房塑造的授粉装置，为当地社区和环境协会提供了关于城市养蜂的必要启示；位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费尔公园泻湖（Fair Park Lagoon）生态环境极度恶化：湖水充斥藻类，大部分动植物濒临灭绝。艺术家帕特里西亚·约翰逊（Patricia Johanson）受托在此重新打造一个生态环境，展出的照片反映了从1969年到2012年间生态区的逐渐变化。她重建了地方性生态系统，控制住河岸风化，并为公众设计了配套道路和桥梁。通过这种方式，让植物、鱼类、乌龟和鸟类重回泻湖，并与一系列代表自然元素的雕塑共享这一新生态空间；波兰艺术家为授粉昆虫提供居住避难所—“野生传粉者酒店”装置。它由不同的小架子和通道搭建，可自行清洁，适合昆虫们居住其中，外观可爱而温馨；艺术家莫利亚（Morilla）展示了内部自行车温室花园模型，一个在封闭生产系统中通过物质和能量转移进行自我管理的生态开发模型。温室花园需要人们的关注并让“骑车人”对装置所携带的植物生命负责，当人们骑行时，装置自动抽水供给植物。模型同时也是一个家具架、一个温室和一个没有连接电网而是依赖人体动力学的创意装置。

第二个展厅“重新利用”展示了艺术家用收集来的废弃物、垃圾材料和自然原料制成的艺术作品，这是一种现代生活环保新理念的体现。其中“雕塑森林”这组照片展示了艺术家赫尔曼·普瑞格恩（Herman Prigann）从1997年到2000年开展的生态项目，他将位于德国鲁尔河谷一个退化矿区重新塑造成巨大的雕塑公园。通过恢复和重新利用给予公园新的用途，同时保留其工业历史的记忆。为此，他重新启用旧水泥块、当地木材和各种工业残骸，以显示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恶化和去工业化后欧洲社会的不平衡现象；在题为《佩雷斯的青蛙》的作品中，胡安·萨莫拉（Juan Zamora）用一种号称生态涂鸦（ecografiti）或绿色涂鸦的技法，收集卡斯蒂利亚莱昂地区的河流水和绿色苔藓，制作出青蛙图案。作品中青蛙这一物种的消失源于河流污染和除草剂的使用，由此引发生物学家的重视并试图依靠捕捉和单独养殖来保护该物种的生命延续。考虑到短短二十年生态界已消失了一百二十种无脊椎动物的事实，艺术家通过此作试图向生态环境中起到平衡作用的动物致敬；《考古重建》作品展示了一些按照考古的策略和方法进行重建的废品。艺术家用生态批判的视角审视资本主义当代社会的问题和系统性矛盾：可持续发展、工业和科技发展、环境保护、栖息地退化、回收利用等。在如今消费过度的时代，人们大肆使用一次性物品，急需有效的环保回收工序，避免当代超消费政治经济系统的顽固。上述作品呼吁人们尊重环境的新道德维度，对后代负责。

第三个展厅与表演相关，展示了一些创作于七十年代早期的标志性作品，艺术家通过女性身体指出更全面方式理解自然的重要性，并通过不同群体逐步参与形成集体创作。在“身体与自然元素关系”的五张照片中，菲娜·米拉莱斯（Fina Miralles）探索了人类、自然和物体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自然物体脱离组织时的变形和异化。通过使用不同媒介如绘画、表演和视频，展示了自然毁灭和重生的永恒过程，体现了人类身体融合自然并形成一个可互换价值的生态整体；《蝾螈的悲叹》是艺术家费尔南多·加西亚-多利（Fernando García-Dory）的装置及文献展示作品，以传统的农村庆典面具为道具，配有流行舞蹈和农活示范。其背景源于韩国光州最后一片稻田被公寓楼包围，现在成为一项探索城市及其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集体行动的大舞台。为此，作者与乡村居民成立剧团，创作了围绕循环水稻种植仪式的表演。作品质疑普遍的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它的政治和文化结构，呼吁人们抵制威胁稻田发展的规划，领略农业生态空间自我管理的重要性，从而更好地迎接生态环境的连续性挑战。

正如展览题目——“对生态美学的可能性接近”（una posible aproximación ecoestética）所言，这些艺术作品蕴含着艺术家的生态环保理念，他们懂得通过艺术媒介在环境、社会和人类之间建立生态联结，从而有效应对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艺术作为一种工具来展示当前生态系统的不可持续性、不平衡关系和全球统治模式。艺术作为一种将自己置于现实面前的方式，作为一种谴责和意识的手段，为可能的生态美学开辟了道路。”^[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