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是生态问题转化为生态文学的孵化器。从批评实践的角度来看，文学艺术所发挥的生态审美批判作用也可以视为生态美学的实践形态，包括具体作品的生态审美批判作用、对文艺的生态批评实践和对现实生活中破坏生态事实的有力抨击。^[62]当代意大利文学对生态美学不同的主题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解读。从安德烈亚·赞佐托（Andrea Zanzotto）诗歌中的生态介入（ecological engagement），到朱塞佩·德西（Giuseppe Dessì）小说中的微宇宙；从维琴佐·帕尔迪尼（Vicenzo Pardini）的人类、动物和植物世界的非动态史诗，到亚历山德拉·萨尔基（Alessandra Sarchi）表现的抽象的自然，再到弗朗切斯科·佩科拉罗（Francesco Pecoraro）谈到的和平时代的秩序的变异。这些作品一次次地追问浪费和破坏的问题，或者对环境遗产的人为重建，人类的责任和他的内疚感，随之而来的困境，对非人类拟人化的自然倾向，等等。

事实上，生态文学有着深远的传统根源。雷奥帕尔蒂在诗歌中对自然的投入，例如《无限》中对自然和景观的壮美的探求，以及在他的散文中如《自然与冰岛人的对话》（Dialogo della Natura e di un Islandese，1827）都有所表现，并定义了意大利环境意识早期的重要时刻。后来的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以及很多现代作家都关注被但丁和彼特拉克所走过的民族建设道路，为理解自然和环境在当代语境中的含义提供一个调整和重新聚焦的可能。

而在当代，早在1990年，卡尔尼亚·萨沃尼亚（Carnia Savorgnan）山区叙事作品奖就将1989年的十个提名作品出了一本合集，叫作《思考大山》（Pensando montagne，1990），为此类对自然在文学中的介入的写作理念起到了先锋作用。

生态文学在早期是以绿色文学的名字出现的，第一部绿色文学选集（Antologia verde）是恩佐·蒂耶齐、卢乔·帕西（Lucio Passi）和詹弗兰科·奥鲁内苏（Gianfranco Orunesu）等编写的《绿色文集：科学、哲学和文学的生态意识文本》（Antologia verde：Letture scientifiche，filosofiche e letterarie per una coscienza ecologica，1987）。类似的分析和讲述还有西尔瓦诺·佩洛索（Silvano Peloso）的《亚马孙雨林：失落世界的神话与文学》（Amazzonia.Mito e letteratura del mondo perduto，1988），阿尔贝托·马里（Alberto Mari）和乌尔里克·金德尔（Ulrike Kindl）的《森林：神话、传说和寓言》（Il bosco.Miti，leggende e fiabe，1989）和埃尔科莱·V.费拉里奥（Ercole V.Ferrario）的《文学中的自然观》（L’ idea di natura nella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1989）。

法比奥·焦万尼尼（Fabio Giovannini）在创立了生态文学文化期刊《淹没的森林》（Foreste sommerse）后，讨论生态和文学的关系，并先后归纳了生态文学在上世纪七个方面的主题特征，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是对工业主义的批判。这方面主要的批判家和理论家是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作为一位知名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他的《伊萨卡及其他》（Itaca ed altre，1982）是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作品，聚焦于用过对大自然的爱对抗工业化进程和对工业的推崇。与之相关的小说典型的有斯塔尼斯劳·涅沃（Stanislao Nievo）的《黑夜的主人》（Il padrone della notte，1976），阿尔弗雷多·托迪斯科（Alfredo Todisco）的《激情的自然史》（Storia naturale di una passione，1976）和《第一个海滩》（La prima spiaggia，1976）等。

二是对都市与城市化的批判。城市生活场景以科幻或者魔幻的方式显示出来，表现出与自然的格格不入。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科幻小说，例如利诺·阿尔达尼（Lino Aldani）的《当树根……》（Quando le radici，1977）。

三是对核武器的批判。1986年5月21日，埃雷梅·迪比（Erremme Dibbi）在《宣言》（il Manifesto）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未来的云：切尔诺贝利之前的世界末日景象》（Nubi dal futuro.Le apocalittiche visioni della fantascienza prima di Cernobyl），讨论了核武器的灾难，并给出一系列的书单。此后，路易吉·卡拉米耶洛（Luigi Caramiello）发表了《核介质》（Il medium nucleare，1987），讨论原子时代的宇宙。类似主题的还有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的《核武器之冬》（L’ inverno nucleare，1986）和埃尔萨·莫兰特（Elsa Morante）的《赞成或反对原子弹》（Pro o contro la bomba atomica，1987）。

四是对科学与技术狂的批判，主要聚焦于消费社会对地球的毒害，对控制论的分析，技术发展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等等。卡尔维诺是这些污染实验写作的先行者之一。他在《帕洛马尔》（Palomar，1983）中混合科学观察，诗意地描述了世界，抓住了与《世界的记忆和其他宇宙故事》（La memoria del mondo e altre storie cosmicomiche，1968）、《宇宙喜剧》（Le Cosmicomiche，1965）和《你和零》（Ti con zero，1967）之间原始的联系，诗意地改写了世界及其元素的起源。另一个污染和文化重组相关的尝试是达尼埃莱·德尔朱迪切（Daniele Del Giudice）的《西部亚特兰大》（Atlante occidentale，1985），其中在小说中安排了科学家和作家之间的会面，建立了一种联系，达成了感性和理性的交流。

五是动物主义。当代意大利出现了很多以动物作为主人公的小说，例如保罗·沃尔波尼（Paolo Volponi）的《躁动的星球》（Il pianeta irritabile，1978）和卡洛·卡索拉（Carlo Cassola）的《幸存者》（Il superstite，1987）。动物会思考，会说话，或会表达感情，例如马里奥·斯皮内拉（Mario Spinella）的《不可伤害的女人》（Le donne non la danno，1985）。也有人设想动物拒绝繁殖而导致的世界末日，例如利萨·莫尔普戈（Lisa Morpugo）的《普里亚普斯的烦恼》（La noia di priapo，1988）。

六是乌托邦和生态托邦。英美的此类小说在意大利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的反乌托邦开始，以及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科学主导新世界，接着美国作家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的《生态托邦》（Ecotopia，1979）引进到了意大利，这部小说设想了一个用生态原则建立新型社会的生活。受此影响，意大利的山德罗·佩尔加梅诺（Sandro Pergameno）出版了小说集《蓝色星球故事集》（Storie del pianeta azzurro，1987）。(www.daowen.com)

七是生态诗歌。马里奥·福尔图纳托（Mario Fortunato）以《生态诗歌》（L’ ecopoesia）为题，于1987年10月25日在《快讯》（L’ espresso）发表了一篇对十个意大利诗人的采访，讨论他们对生态的理解和诗歌上的表现的可能。弗朗哥·阿尔米尼奥（Franco Arminio）的诗集《让路于树》（Cedi la strada agli alberi，2017），是第一部分有关乡村和景观的诗歌，也是生态诗歌的代表作。

除此之外，涉及生态主题的作品还有很多。例如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收录在《海盗的写作》（Scritti Corsari，1975）里的《萤火虫之文》（L’ articolo delle lucciole），圭多·莫尔塞利（Guido Morselli）的《H.G.的消失》（Dissipatio H.G.，1977），劳拉·孔蒂（Laura Conti）的《娃娃脸的兔子》（Una lepre con la faccia da bambina，1978），乔治·切利（Giorgio Celli）的《生态与上帝的猴子》（Ecologi e scimmie di Dio，1985），恩佐·蒂耶齐的《历史时代与生物时代》（Tempi storici tempi biologici，1984），尼科·奥伦戈（Nico Orengo）的《爱的习俗》（Dogana d’amore，1986），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的《燃烧的春天》（Primavera incendiata，1980）和《秋分》（Equinozio d’ autunno，1987），富里奥·耶西（Furio Jesi）的《最后一夜》（L’ ultima notte，1987）以及马里奥·福尔图纳托的《自然之地》（Luoghi naturali，1988）等。

生态思想显示出传统意识的局限性。在传统观念里，对全球生态系统缺乏全面的认识，将人与自然分离。而生态思想要求人类重新开启不同知识和语言之间的交流。文学可以被确定为一个特权空间，因为在文学语言中，它直接和自然地与生态思想相契合：两者都意味着思想的创造、描述、交流的重新开放。而只有当我们开始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时，这种联系才能重新开放。这种开放是跨学科的，就像阿尔曼多·尼希（Armando Gnisci）在《盖亚的颜色是蓝色》（Il colore di Gaia.Azzurro，1989）中所描述的那样。

对生态和环境的反映的一个象征性的地方就是城市。城市是生态问题交互联系的一种隐喻。在现代文学中，不同形式的城市以及人与自然地点的关系，都成为文学想要表现的对象。在这方面，卡尔维诺有诸多表现，他前瞻性地意识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指出现代社会隐含了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在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Il barone rampante，1957）和《马克瓦多》（Marcovaldo，1958）中，能看到他对城市困境的思考。前者的主人公抛弃了都市而归隐山林，表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紧密而深刻的联系，但对于人来说是更不自然的。而后者中的主人公则相反，生活在城市中，却表现独特，似乎培养出了更为鲜活的生命，最原始的自然形式。在卡尔维诺这里，城市也可能是想象和隐喻之地。例如在他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1972）中，每个存在都是象征物，反映了处所和居住在这里的人之间的关系。

卡尔维诺笔下的马克瓦多是某种生物城市（biocity）的原型，预设了当代生物公民（biocitizen）的生态学层面上的怀疑和焦虑。在主人公的怀乡情绪中，有着自然的理想和他在城市中看到的自然的幻灭感。他无法看到自然和城市之间的关联，也无法和自然有更和谐的关系，除非他远离城市，这使他在某种程度上和那些新千年的环境爱好者相似，他们关心的自然经常是矛盾的，并且在环境主义者范围内是反效果的。作为一个生物公民，积极面还是他对自然世界的关注和他想象和创造其他空间的能力，而当变成了一种生态原教旨主义，就走向了反面。他认为自己是唯一能够意识到城市中自然存在的人，也是唯一能够照看自然的人。在其他很多故事里，他有变成了半人类半自然元素，一种氛围，一种植物，或者一种动物。就像卡尔维诺在《马克瓦多》第二辑的前言提到的那样：“这本书并不想让人沉溺于一种肤浅的乐观的态度：现代人已经失去了自己与生活环境之间的和谐，克服其不和谐是一项涂鸦般的任务，太随意，如田园梦想一样虚幻。但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是固执的、不听天由命的。”^[63]

意大利另一个城市文学的作家安德烈亚·德·卡洛（Andrea De Carlo）写作的《奶油火车》（Treno di panna，1981），在他的笔下，洛杉矶是一个场景面板，一个光鲜亮丽的门面，一个外部表面，一个简单的背景的故事。

达维德·布雷戈拉（Davide Bregola）出版了一本名为《快乐故事—在舒缓的恶之交响乐》（Racconti felici—le lenta sinfonia del male，2003）的书。这些文本深深扎根于外省，尤其是三十年前的帕达尼亚省，讲述了那里的土地。弗朗切斯科·佩尔穆尼安（Francesco Permunian）的小说《灰烬之地》（Nel paese delle ceneri，2003）对外省风光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也非常动人。

2017年意大利最重要的文学奖项斯特雷加奖给了保罗·科涅蒂（Paolo Cognetti）的《八山》（Le otto montagne，2016），是生态文学在意大利受到空前关注的标志。小说通过彼得罗和布鲁诺不同的生活轨迹分别呈现了城市和山区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从中体现出人在自然之中如何面对自然的问题。作家还写过其他不少生态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