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在美学上能证明拥有人所拥有的身份，它带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连贯性，就像一个和谐的环境保持了可读性，不会因插入不协调的人工制品而变形。景观对于那些拥有景观的人具有识别功能，与那些生活在景观中的人保持联系。这种观点在2000年佛罗伦萨制定的《欧洲景观公约》（Convenzione europea del paesaggio）中，得到很多欧洲国家的学者的一致认同，并提出要强调景观，表达其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多样性，以及其身份的基础。

意大利学者路易莎·博内西奥的《地方和全球中的景观、身份和社区》（Paesaggio，identità e comunità tra locale e globale，2007）和她《看不见的土地》（La terra invisible，2010）以及之后的一系列论著都包含了与景观相关的代表性观点。术语“地理哲学”（geofilosofia）在这些书里多次出现，将一些全球化的现象（如世界统治问题、移民、文化认同）和地区化的现象（如新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传统主义）在哲学上进行了反映。她明确指出，景观能探问人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不是政治或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家园，而是感觉像家人一样的地方，“我们的”。

博内西奥反思的出发点还体现在对景观的审美——画面观这种传统概念的批评上，体现在图像中景观本身的减少、对艺术作品的扁平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撤销上。她也讨论了景观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状况。她分析了近几十年来景观作为一种自然的艺术形式，作为客体感情的投射，作为一种情绪的过程的哲学，认为地理哲学视角和景观作为文化表达、历史产物、交叉地带和居住社区的观点相对。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这种景观的概念，她借用了一个德语词Heimat，这个词指的是故乡，但不是政治意义的，也不是历史意义的甚至种族归属上的。这里的故乡，是对我们来说感到如自己的地方的地方。

博内西奥所阐述的原则和《欧洲景观公约》之间具有相似性。景观的概念拓展到了所有的土地：景观不再是仅仅包括那些最好的地方（比如五渔村、阿玛菲海岸），而是所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能够表现为各种行动、保护或者监管，也可以是感受的发展或者是受损的土地的恢复。对景观的关照（Aver cura del paesaggio）并不意味着使之不朽或者不变，而是建立起大众和土地之间的联系，在其中，人们能够在地方上找到认同感，这也是一个和谐的景观能够幸存下来的真正保证，同时也表达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共通性和一致性，这已经是生态学意义上的景观了。

罗萨里奥·阿孙托在他的《景观与美学》中谈到了景观从美学到生态学的还原：“景观是生态环境被视为沉思的对象：在享受中（或在挫折中，在痛苦中）伴随着沉思……幸福（或萎靡不振）扩展的环境使我们试图满足或不履行我们的重要需求；反过来，生态学观点对于美学观点所关注的同一景观感兴趣；因为生态环境只不过是我们在美学中作为沉思对象所说的景观。”^[54] 阿孙托试图将景观从以往单纯的审美中解放出来，景观不仅是审美范畴，也是一个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被安置的所在。破坏它，就破坏了我们的身份。^[55]他认为，当代思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不能区分景观和空间。将景观视为抽象空间，破坏了景观的记忆和想象，而将其变成单纯的几何空间。

阿孙托表达了经济增长对景观破坏的焦虑感和负罪感。他认为，景观处在一个开放的有限性中，在自己的有限中开放给无限，它代表一种有限中的无限的出场，而不是呈现。他解析了贾科莫·雷奥帕尔蒂（Giacomo Leopardi）的诗歌《无限》（l’ infinito，1819），将景观定义为“无限和有限相互关联、相互融合的地方”。^[56]在这个意义上，他回应了西梅尔关于自然的无限出场在景观中反映的观点。但不同之处在于，他建构的理论能作为阻止景观被破坏的新政策的导引，并在实际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意大利社会相关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实际的推动作用。

路易莎·博内西奥认为阿孙托是意大利最早试图展示景观概念的政治分支的哲学家之一。他将景观概念从认知领域和审美现象转向一个群体的生存空间，因而成了我们生活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客观意象和感性工程。它是复杂的，是我们记忆和身份的保证。^[57](www.daowen.com)

曼斯缪·奎尼（Massimo Quaini）是一位试图在文学和视觉艺术之间建立对话的文化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著作《景观的阴影》（L’ombra del paesaggio，2006）中提到，景观是神话、梦境和情绪的重复，是一个让我们能够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矛盾性的各种隐喻的收集器。他主要关注的是被全球化威胁的利古里亚大区的传统景观和身份认同问题。

夸伊尼认为，我们需要重造的是“演员”的景观，而不是仅有“观众”的景观。也就是说，人类是生态整体中的一份子，而非外在于生态整体的一部分。这和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的外在观察者和内在参与者理论相似。他在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通向蜘蛛巢的小径》（I sentiero dei nidi di ragno，1947）等小说中看到了新的景观。卡尔维诺通过抵抗运动时期的经历，第一次意识到了国际旅游业和现代化因素对法西斯的煽动作用。他发现了利古里亚景观的黑暗面，他的位置从外在观察者变成了内在参与者。景观不再是十八世纪园艺师创造的如画景象，而是一个集体的动力空间，代表了自然本身。

费廖洛在2016年出版的《运动中的景观——对于一种转换的美学》中也提到了景观的身份特征。他在该书中再次讨论了“景观是什么”的问题，这源于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地方逐渐失去其易读性，在市场和全球化影响下，景观在滥用有害物质中开始转变。景观是否在消失？在试图挽救当地的特殊性的同时，能否识别出濒临灭绝的身份？然而，一个由人类行为的整体文化、伦理和美学构成的可见世界在继续敞开。人类已经创造并居住，不断改造并存在，人类在持续的生活和建设。景观是生命空间的整体，具有可见和不可见，物质和非物质的形式，并处在不断运动中，成为一种美学。费廖洛在这本书里开始强调人与自然以及与其他相关的因素的整体性和运动性，具有了生态美学的理论特征。

路易莎·博内西奥在《看不见的土地》中认为，处所不是自己存在的，而是被居住其中的社群所承认才存在。一个地方不是初始而是归宿。因此，我们对某地的归属感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如何区分景观和地方？她认为，景观反映的是在全球和当地层面上更广泛的瞬间。全球的必须尊重和理解地方文化特点而不是消除其差异性。另一方面，地方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景观概念包含了对地方和全球两个方面的批评。

从以上对景观美学的讨论可以看出，在意大利美学理论家眼里，景观美学与生态美学一直是密切相关的，有时候也会将景观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无论从哪个维度进行阐释，在美学视域下对于景观的看待方式，可以看作是如何看待人在自然之中的地位的反映。去人类中心主义是意大利景观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显示出和生态美学基本理念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