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约阿希姆·里特尔（Joachim Ritter）认为，景观是现代人类社会逐渐远离自然整体性的结果之一。审美意义上的自然景观，是将自然视为适合古代哲学的整体性的继承人，与现代科学对这一概念之关注的衰落同时产生，因此代表了一种补偿，即在审美层面上补偿在理论层面上失去的东西。他认为，景观是对观察者充满情感的审美自然。只有当一个人在没有任何实际关注的情况下转向它们，自由地理解和享受它们，在自然界中作为一个人时，它们才会变得如此。^[51]里特尔在分析了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著名的诗歌《散步》（The Walk，1795）之后，认为我们失去未被污染的自然是我们自由的前提之一。景观因此成为人类失去和自然之间交流之后的审美补偿。“通过让其有机会用语言或者通过凝视来表达它自己，对自然以景观的形式的审美恢复和呈现，在保持与自然开放的对话上有正面作用。”^[52]

虽然它代表了一种看待前现代性的方式的存在，但是景观与现代性密切相关，而且在其外面是不可想象的：对于古人来说，没有景观，因为它是为了弥补损失而产生的，是对整体愿景的失去。当世界的新科学视野明确地放弃了通过理论获得宇宙单一形象的希望时，景观的感知和表现在审美层面上得到庇护。

意大利美学理论家路易莎·博内西奥认为，里特尔学说中的自然之美是怀乡哀叹和记忆渴望的残余。^[53]她认为，现代性和景观的产生密切相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代性导致了人在景观中的观者身份的强化。这其中的隐含之意是，这种观者的身份，与自然整体主义是相悖的。这种批评的态度，与生态美学的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法国的奥古斯汀·博克（Augustin Berque）将景观文化的存在经验理论化，而意大利的詹尼·卡尔基亚（Gianni Carchia）则在他的《绘画的神话》（Il mito in pittura.La tradizione come critica，1987）和《艺术与美》（Arte e bellezza.Saggio sull’estetica della pittura，1995）中，围绕有关景观现代性的退却论题，批判了所有世俗假设：景观是揭示性的，是对宇宙是古老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点的“清醒”的版本。他认为，美学意义上的景观将放弃把自然视为神秘的、神圣的维度，而是将其视为完全不同的东西。(www.daowen.com)

马西莫·文图里·费廖洛是景观美学的重要理论家，其相关著作包括《景观伦理学》（Etiche del paesaggio，2003）、《景观认知》（Percepire paesaggi，2009）和《运动中的景观——对于一种转换的美学》（Paesaggi in movimento.Per un’ estetica della trasformazione，2016）等。他从抽象和绝对的意义上谈论伦理学和景观，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元素，创造和保护是两个平行的活动：当人类生活时，他在创造，同时建设居住之地。艺术也可以回归自然，这是一种投射到景观可见度的现代理想。事实上，现代公民在山区、地中海海洋环境和乡村寻找完整自然的空间，即使有明显的人类痕迹。寻找表征同一景观的情感，由于观察者与观察地点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不同的精神阴影之间的关系，使其不时变化。许多形式都会移动，因为它们被认为是自然的片段：令人回味的元素，来自无限想象的最小细节。他强调每个景观都是归属的处所。

如果说《景观伦理学》曾试图对景观进行定义，在理论层面开辟了一个远离存在的形而上学领域，将概念从现实中抽象出来，但对于一个与现代性相关联的持续变化的环境来说，这样的定义是远远不够的。寻求定义的尝试贬低了我们钦佩或生活的真实本质，创造了一种可怜的抽象，剥夺了它的丰富性。因此，在费廖洛的《景观认知》中，从过去的深度开始，着眼于人类世界的未来，哲学家探讨了地方的保护和历史的读取如何与当代景观转型过程相协调的问题。他提出，凝视（sguardo）是一种工具，将景观的可见和不可见捕获为一组彼此相关的异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