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对于自然的感知和保护的观念产生于十九世纪，对于自然野性（naturalità della natura）的热爱，带有原始的生物和物理特征，如1872年的黄石公园。而在欧洲，对于自然的爱的产生源于对于自然之美（bellezza della natura）的爱，爱的是历史和自然的交织，文化与自然的交织。所谓的景观都是文化景观，是一种交织了历史记忆、文学和艺术的景观，是自然数据、物理构造、水文学和植物群不断与人类工作相联系的景观，充满了记忆和意义。^[49]历史事件、文学回忆、艺术表现形式的存在，最终塑造了我们的地方形象。它和物质文化一样痕迹明显，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罗萨里奥·阿孙托（Rosario Assunto）是意大利景观美学、意大利生态美学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的《景观与美学》（Il paesaggio e l’ estetica，1973）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一本反潮流的书。他声称景观的审美价值与主导的功利主义取向相对立，这种取向本质上只是人类行动的空间，而不是沉思的对象。

为了定义景观的概念，阿孙托首先描述了其特定的空间性。景观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是有限的、超出城市范围的。其中，自然时间是客观的，不同于历史的时间性，因此在景观中，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发生了相遇。他在景观中看到了沉思的对象，但他的大部分理论都是为了关注景观沉思的特殊性。他首先强调的是，景观是沉思与身体愉悦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满足：在景观中，我们促进了生物性的愉悦和文化性的愉悦。为了用哲学术语表达这种情况，他参考了康德美学理论中的非功利性审美，认为审美愉悦和美统一于自然的沉思，它们的不可分离建构了自然界中审美体验的特点。

生态和景观的价值，在他看来，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他没有局限于重申景观的自然和历史特征，以及重新连接景观和艺术的关系；而是借助众多的文献资料，从游记到诗歌，从园艺到视觉艺术论著，从诗人的话语到哲学家的思想，重建了自然和历史、自然和艺术之间关系的复杂网络，提供了有巨大价值的理论文本和穿越千古风景的诗意历史，充满了实例和具体引用。在他的著作中，阿孙托对意大利从农业向工业转型时期对环境的系统破坏和大自然的退化表达了极大的愤慨。

阿孙托的另一个主题是我们对自然体验的历史特征。景观是历史，不仅因为它将自然与人类的工作相结合，改变和开化它，还因为它总是通过特定感性的视角来观看。他谈到了景观的诗学（例如，在这里，他指的是景观中的优美诗学和崇高的诗学，前者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后者是十八世纪晚期和浪漫主义时期），这意味着我们对自然及其外观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种品味会导致我们偏爱某些方面。诗意和象征性的见证对于重建这些感情自然的变化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景观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形式的自然，这种融合完成的情况的典型代表是花园。在他的理论中景观的历史维度和乌托邦化使得景观和花园建立了联系，理论化了景观与花园结合在一起的模型的特征，达到了对花园和景观的理想认同。如果事实上“花园和风景是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和爱的关系的两极”，花园作为自然自由的形象，“预测和补偿整个景观的美丽”。这种景观概念上的花园的典型特征，在《景观和美学》的初版中尤为明显。这个问题在德国美学界由伯梅和西梅尔等人已经回答，前者是花园的至高理想的信徒，后者捍卫自然相对野性的模型的价值。(www.daowen.com)

阿孙托认为，意大利的景观交织了自然和历史，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焦点。《景观与美学》中的理论分析来自对像康德、席勒、谢林这样的哲学家的自然观和景观思想的反思，也来自对亚历山大·冯·洪堡等地理学家和像哥特、拜伦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这样的诗人交替进行的广泛的历史调查，并结合了旅行书籍、小说和抒情诗中的描述，以及雕刻师、绘图员和画家的作品。他的指导思想是：“我们所知道的整个自然景观是人类所塑造的景观：文化赋予其形式的自然，而不是将其破坏视为自然。”^[50]

阿孙托分析了景观典型的空间性和时间性问题。空间性上，他认为，景观的空间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几何空间，而是一个生存空间，是有限和开放的；时间性上，景观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的联合，即自然时间及人类的历史时间。假设的历史性维度不仅将其与过去相结合，痕迹和证词的积累使每个景观成为最重要的，而且还将其转向未来，将其与乌托邦维度联系起来。

相关学者还有保拉·贾科莫尼（Paola Giacomoni），著有《自然的实验室：现代的山区景观和自然的崇高》（Il laboratorio della natura.Paesaggio montano e sublime naturale in età moderna，2001）。山区曾经被认为是对人类活动无用的、不合时宜的和危险的障碍，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开始，现代思想将野性和不规则元素视为具有价值和科学趣味的美学元素。该书通过对山区的直接观察和研究，使之成为一个伟大的露天实验室，认为其中的“无序”带有关于地球和宇宙的起源和形成的各种假设。她认为，随着宇宙的秩序似乎越来越复杂，科学家接受大自然也有历史并因此被改变的观点。与此同时，它似乎揭示了一种新的更现代的重新评估的动态元素，从而打破了古典美学的规则。这些元素，将对山的审美放置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与生态美学的基本思想有诸多相通之处。此外，该书通过对沙夫茨伯里、莱布尼兹、卢梭、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文本分析，展示了这种对山地景观的感性发生的方式，认为这是当代对自然态度的基础。同时，她也探讨了安东尼奥·瓦里斯内里（Antonio Vallisneri）、布封（Buffon）、约翰·雅各布·余赫泽（Johann Jakob Scheuchzer）、亚历山德罗·伏打（Alessandro Volta）、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以及歌德等诗人和作家以及浪漫主义者等科学家与山地美学相关的思想。

雷莫·博代伊（Remo Bodei）的《崇高的景观：面对野性自然的人类》（Paesaggi sublimi.Gli uomini davanti alla natura selvaggia，2008）从十八世纪初荒凉、敌对的山川河流海洋所唤起的崇高的美感开始讲起，讨论了这种审美体验何以让人更为活跃及如何抵制平庸的存在的问题。紧接着，技术的发展、大众旅游的盛行和景观的破坏使得崇高的审美感逐渐减弱，带走了一些由不确定和恐惧所构成的崇高的基本成分，从中他开始谈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发生的改变，崇高开始有了新的内涵，现代性不堪重负，古老的恐惧中，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开始感受另一种极限感。他认为，这种极限感是自然与人类关系发生转变的重要指标，让人类最终认识到自身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在美学中放弃人类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