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生态意识、环境运动诞生、绿色思想传播、生态学家的积极推动，诱发了生态美学的发展。生态学使我们能够直面一个竞争的、共同进化的、同时又适者生存的局面。具有古典经济学和进化论的现代性将重点放在这些要素之一上，个人和群体的对立和冲突成了生存和繁荣的必须。在各个领域都充满了分裂与冲突，生命和进步源于斗争，自然和社会都如此，而不考虑其他平衡和缓解这些状况的力量。与此相反，生态学关注的却是联合、互相依存和互相决定。它在实践中被观察并能引导许多重要的学科的走向，就像在同一生态体系中，有两种环境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还原（现实因素）和综合生态系统（研究生物之间的关系）。然而，在笛卡尔促成的并在十七世纪欧洲盛行的西方伟大范式，分离主体和客体，并形成了各自的领域。一方面是哲学研究，另一方面是科学研究。但这种理解在今天看来，扭曲了现实的框架，可能只是一种方式。其中的文化将其脉动和原始的紧张转化为它认为的现实的方式。幸运的是，在与“世界成为无限”的感觉的对抗中，用韦伯的话说，表现出了断裂和不连续性。上升的系统的任何文化都是不同质的，以至于其本身不包含是觉得，替代的元素也无法将其纳入更广泛的框架之中。

尽管生态美学在意大利受到广泛关注，但真正以生态美学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研究的并不多，而是包含在其他美学理论和哲学理论之中。自然的生存问题和地球的保护问题主导了生态美学。但其中隐含的意思是，美学是为保护自然提供了根据。也就是说，我们有责任保护自然，因为它可以成为审美经验的源泉。有些人甚至更明确地将其降为道德的一部分。对自然美的热爱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使之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一些扁平化这一科学本质的审美体验，似乎审美范式应该导出一个假设的新的自然科学。

保罗·丹杰洛（Paolo D’Angelo）在《自然美学》（Estetica della natura，2001）一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了生态美学，也明确使用了“生态美学”这一术语，但该章主要是讨论国际生态美学的概况，对意大利的生态美学并无太多介绍。他对生态美学的理解也局限于从自然之美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生态美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美学，美学只是保护自然的一个理论动机。对自然的审美体验是保护自然的一个现实动机。但其中有意义的一个讨论是，美的自然（natura bella）和好的自然（natura buona）是否平等。生态美学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从整体性中看待自然，强调自然之美的主体性。但同时他认为，美学面对生态学存在某种自卑情结，即在保护自然中，几乎总是试图寻求进一步论证。我们在自然界中所进行的审美体验本身并不敢将自身表现为一种价值，因此需要受到保护，并且能够为保护需要奠定基础，但作为一个额外的论点，与其提供的更为实质性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的论点相一致。^[42]换句话说，在环境保护中，审美价值总是处于从属地位，不敢表现为一种价值，而是作为额外的论点，与生物学、生态学的观点保持一致。

生态美学为了保护自然而需求美学动机。今天普遍的担心是对于自然的威胁，并不是为了考虑自然之美处于威胁之中（例如为了保护景观），而是为了普遍意义上的保护自然，要求将审美价值作为一种对自然尊重的动机。换句话说，似乎不存在最重要的自然的审美经验，因此也就谈不上尊重。我们已经知道自然必须得到保护，人们想知道，除了更常见的捍卫自然的论点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精密的论点，例如它应该被捍卫，因为它是审美价值的承载者。这看起来可以忽略不计：人们可能认为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在自然界中看到审美经验的来源。

保罗·丹杰洛将美学意义上的景观简化到全景或者是主观印象，提出将景观看作是处所的审美身份（identità estetica dei luoghi）。根据这个定义，他首先强调审美维度归属于同一个地域的相貌，这意味着审美方面对于像这个特定地方的个性化而言，是不可忽视的。他认为每个景观都具有奇异性和个性特征，在每个景观中共同归属于自然和历史，在审美意识的景观，不是武断和反复无常的意义上的“主观”，相反却是“主体间性”，像所有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但将景观作为地方的审美身份意味着，我们要摆脱最强的偏见之一，以“现代”的方式看待自然，试图将艺术生产和自然的观察之间的关系看作为一种单向的交换，也就是在自然之上的艺术经验的投影。

总的来说，他还是从自然美学来谈论生态美学的，但又认为“可以有自然美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生态中心主义美学之说。因此，人们可以谈论自然的人类中心美学（审美价值是根据主体的经验来衡量）或以自我为中心（审美价值本质上属于自然）”^[43]。他认为，格诺特·波默（Gernot Böhme）强调了自然之美的主体性。美学应该自认为是生态学的一部分，他没有讨论美学作为一种新的保护自然的论点，而是理解美学是一种自然主体的维度。美不是一种二级的特性（quality），即一种从事物和我们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特性；而是一种一级的特性，是属于事物本来的特性。他也认为，说自然之美独立于认知也是矛盾的。因为这有可能会将美学转化成另外的视角，例如宗教的或者是形而上的。他赞同阿诺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的交融说（engagement），或者说参与的美学。(www.daowen.com)

除了生态美学，意大利理论界也出现了另一个经常混用的术语，即审美生态学（ecologia estetica）。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1866年创造生态学时，指出生态学是指生物体与环境的关系的科学，包括最广泛意义上的生存条件。而意大利佩鲁贾大学的法比奥·丹德烈亚（Fabio D’Andrea）则将定义扩展至了有机体和环境的关系^[44]。他在论文《审美生态学：非激进社会斗争的维度》（Per un’ ecologia estetica.Le dimensioni non razionali della coesione sociale）中，从审美生态学角度分析了社会共存的问题。他认为，生态学应被理解为一种新型的知识，超越科学话语的结构性限制。它强调跨学科，认为这是解决新的复杂性问题的唯一办法，要为其他理解笛卡尔的还原论多少已经消失的方式腾出空间。他主张审美生态学的必要性，以弥补西方文化在理性和情感、话语与意象维度之间的分离。这种综合性思维可尝试理解一些关键问题，例如，环境、信任、社会凝聚力等等。丹德烈亚是西梅尔的研究者，他认为，西梅尔试图建立一种社会美学，作为一种启发式的策略，将一些表征的证据与抽象关系的理解联系起来，这并没有多大的价值；而另一方面，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提出的“审美伦理学”作为经验共享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多大价值。然而，这两个人都朝着恢复对我们的文化至关重要的知识的基础发展，所以应该重新发挥重要作用。

审美生态学应该在一种通用的模式中交织最先进的研究分支。它包括了各种定性的和非理性的维度，如空间、情感、经验的思辨与共享。^[45]人类的有些行为组织能力不一定是有意识的、理性的，而是来自情感与审美。正如西梅尔所说，这构成了一种“超越社会”。然而，在关注和情感氛围之间，在效用和愉悦之间，逃避理性主义，取代了基于工具便利的简单辩证法。在审美生态学中，他找到一个新思路，重新思考现代人的自我呈现，以应对人类的作为完全理性的存在模型，即来自笛卡尔的模型。在决策过程和社会进程中，情感和非理性发挥着重要作用，缺一不可，否则双方都会衰落。然而，这一发现在组织思想中缺乏更多实质性表现。

审美生态学可成为话语（discourse）的一部分，重新思考和定义西方对世界的理解，从而在具象和想象、理性和情感之间重建动态平衡。生命是不断的同时是无序的，是创造性的，也是超越组织结构的。人类对组织的思考方式，忽视了共同生存的非理性维度，并且以改善组织本身为借口，实际上却使其恶化。环境是所有一切的核心，因为它能够产生远超理性思维逻辑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源于深层归属。我们是环境，而非我们在环境中。我们因此不得不重新整理笛卡尔和理性主义破坏了的碎片，并在我们的世界中找到我们的位置。

他假设关于生命起源的模型是正确的，但也指出生命不依赖于一些小的、能复制自身的随机分子，如DNA或RNA的实施。生命是复杂物质的自然表达。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建立了它们现在生活在相互关系中的世界的东西。我们是历史的参与者，我们既不是受害人也不是外来者。^[46]

事实上，在自然保护过程中，始终都会包含一定的审美话题。由富尔科·普拉泰西（Fulco Pratesi）和佛朗哥·塔西（Franco Tassi）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描写意大利不同地区的《自然指南》（Guida della natura）可以算作一个小小的尝试。书中专门介绍了土壤的物理构造，以及居住在其中的植物和动物物种。其隐含的模式是旅游指南，也就是自然美的指南：只是植物或地质独特性代替了审美独特性。但对树木的关注，也不只是从植物学的角度，而是通过审美的、诗意的渠道来进行指导。同时，书中也包含了大量关于人类如何面对自然的论点，认为人类应有和自然一体的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