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国家一样，意大利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经济、哲学与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的畸形发展、生态环境的重大破坏，使人类对现代工业文明不得不进行必要的反思，并开始探索超越之路。但早在古典时期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根源。

首先，古典时代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中已然孕育了人类非中心主义的萌芽。

古典时期的哲学虽然造就了人类中心主义近两千年的主导地位，但生态思想的萌芽也孕育其中，最核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古希腊那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人们在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主要是考虑人对于环境的影响。^[2] 古希腊语中没有一个概念专门用来反映人类和周围环境的关系。^[3] 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是一个后起的、人类纪的视角的概念，人是宇宙的中心，而环境为人类服务。对希腊人来说，只有一个复杂的概念，即自然（physis）。这个词开始仅限于某种植物的属性，就像《奥德赛》里赫尔姆斯给奥德修斯展示的魔草，能够消除魔女喀耳刻的魔法，后来扩展到人的周围一切事物。

尽管没有现代的“环境”这个概念，但希腊人显然知道周围环境的重要性。在赫西俄德（Hesiod）的《工作与时日》（Opere e i Giorni）中，自然，尤其是土地，是社会关系和谐正义、资源合理分配的伦理之镜，任何方面的失衡都会导致环境的灾难性变化。^[4]这就意味着，赫西俄德开始关注人和周围环境的关系。

在《伊利亚特》（Iliad）第十八章里，阿喀琉斯的盾牌上出现了地球、天空、大海、日月以及各种天象。盾牌上是赫菲斯托斯的城乡景象：一个和平的城市，却被司法纠纷所侵蚀；战争中的城市，被闪闪发光的武器所照亮，被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热情以及神圣的恩惠所保护。对阿喀琉斯盾牌的描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希腊人如何表达环境概念的例子，这是一系列微观世界同心中心，其中自然元素创造历史并与人类共同行动，而海洋，一条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环形河流，以其巨大的力量和不断的流动包含着一切。

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对环境干预的合理性的肯定，这种类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处处可见。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La politica）中说：“植物在动物眼中存在，其他动物在人的眼中存在……如果自然毫无用处或者不完美，人类就该让其有用或者变完美。”^[5]这种观点，色诺芬认为也适用于苏格拉底的思想：“天神的存在体现在动物，是为人类的利益出生和生长这一事实。”^[6]这在斯多葛学派也表现得非常鲜明。西塞罗保存的克吕希波斯文稿中，也有类似的话，“一切……都是为了其他东西而创造的：土地生产的庄稼和果实是为了动物而创造，而动物是为了人类”^[7]。

五世纪盛行环境决定论，希伯克利特认为，自然环境、资源和气候等，预先确定了人口的物质和文化特征。^[8]类似的思想在希罗多德的学说里也能够找到，他也赞同文化气候的问题，并借居鲁士大帝之口说：“柔软的地区通常出生软弱的人；事实上，同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战争中产生美妙的果子和强壮的人。”^[9]而亚里士多德比较了因为亚欧环境不同而导致的人的差异。生活在寒冷地区的欧洲人民，充满了勇气和对自由的热爱，但他们的智力和精神不如亚洲人。他站在以希腊人为中心的立场上，认为希腊人生活在亚洲和欧洲之间，可以兼具两者的品质，因此大胆、聪明、自由、有最好的天分。^[10]由此看出，人们重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远甚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在没有景观和气候的快速变化以及革命性的技术创新的情况下，希腊人生活在一个不需要特别的生态敏感性的环境背景下。因此，他们对人类干预周围环境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变化的关注相对来说是适度的。^[11]

罗马文化通过波西多尼（Posidonio）让人开始重新认识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其实在早期帝国时代很多人对这方面就早有论述，如蒂托·李维（Tito Livio）、维特鲁威（Vitruvio）、库尔提斯（Curzio Rufo）、老普林尼（Plinio il Vecchio）、斯特拉波（Strabo）等。^[12]瓦罗（Vallo）、维吉尔（Virgilio）、普罗佩提乌斯（Sesto Aurelio Properzio）等人都认为，罗马人比其他种族的人之所以优越，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罗马人所居住的环境要优于其他人，认同环境对人的影响力。

而另一方面，罗马人拥有强大的改造环境的能力，正如西塞罗在《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中所说，人类能够利用自然资源，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自然的第二个自然”。^[13]罗马人的景观是一个强调人性化的空间，突出了人类对环境高度干预的能力，例如灌溉系统、道路系统，等等；而森林、未开垦的空地、难以进入的幽深地带则构成了野蛮空间。

在古希腊，泰奥弗拉斯托斯（Teofrasto）在他的植物研究中，算是真正表达过生态观点的人。泰奥弗拉斯托斯不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动物和植物因对人类有用而存在，他认为，自然环境有自己的目标，是自治的。这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中心主义背道而驰。泰奥弗拉斯托斯，作为生态学的先驱，在分析植物与其生活环境相关的因素（包括光照、水、土壤性质、气候等因素）中关注植物和气候之间的联系^[14]，关注与砍伐森林、土地复垦和河道改道相关的气候变化^[15]。

除了泰奥弗拉斯托斯，许多文献也记载了其他人对林地生态环境的担忧。柏拉图规定要是因为农民引起火灾造成邻居的树木受损应该予以罚款；^[16]托勒密三世（Tolemeo Ⅲ）禁止在其土地上砍伐树木，并在森林受到破坏时要求重新种植。^[17]比萨盛产木材和石材，当时因造船和建筑需求旺盛，导致资源被过度开采，造成了地质的不稳定性，这也得到了时人的重视。^[18]

当然，那时候人们并不认为人力对环境的破坏是环境变化的主要原因。例如柏拉图谈到阿提卡的荒漠化时，认为土壤流失是造成其荒漠化的原因，而不是人类砍伐森林的结果。^[19]老普林尼倒是看到了人类在其中的作用，他为人类为了寻找贵重金属而破坏自然感到遗憾，说“人类已经学会了挑战自然”。^[20]

其次，生态美学和自然之美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美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古人并没有区分自然美和艺术美，因为他们不需要谈论关于艺术的美。^[21]但同样，被称为美丽的自然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当古人谈到自然之美时，他们既将自然视为一个整体的美的对象，也将宇宙视为一个整体的美的对象。也就是说，宇宙正是作为一个有序的整体所以是美的；美也可以指向单一的自然实体，因为它在其构成中反映了宇宙适当的秩序。当时缺少对实际观察的某一部分自然的美的观念，一种我们现在称为景观的自然元素的集合，缺少将自然作为某种观赏物的想法。实际上，当我们说很美的时候，指的是世界；而宇宙，很显然是被看作独立于它的可观察性的。宇宙的美是因为它通过度量和比例的和谐，但恰恰是因为更多思想而非直觉的和谐隐藏在事物的感性外表之后。这样的整体观念，事实上可以看作是生态美学的一种萌芽。

总的来说，希腊人对于景观的描绘比较少，尽管希腊人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纪之初就思索人的内在本质，但他们并没有在对待他们的自然环境上有完全的自我意识。^[22]然而，对于自然景观的关注仍然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荷马史诗中包含了描写大自然之美丽的文字，如《伊利亚特》里的山、海、森林和天空，《奥德赛》里关于卡利普索洞穴（Calypso’s cave）^[23]和斯克里亚海岸（Scheria）^[24]的描述。

在柏拉图的作品，尤其是《蒂迈欧篇》（Timeo）中，展现出了造物主设定出的永恒的世界，以及关于这个作品的“美”，这样的世界是根据模型制作的，可以通过理性和智慧来学习。^[25]我们发现了从整体的美到单一自然实体的美的篇章，它本身反映了宇宙比例的和谐：“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美的，美也不是没有对称性的。因此好的东西也必须是对称的。”^[26]柏拉图认为，自然是高于人工的，即使是一个长得丑陋的人也比一座美丽的雕像要美。这种认同自然美的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www.daowen.com)

而广为流传的模仿理论，即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尽管为以后自然和艺术对立埋下了伏笔，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中世纪人认为艺术作品是对自然的模仿，自然对艺术本身就具有优越性：自然是上帝的作品，是第一个艺术家，而人类工匠只能试着更接近自然的完整性。但丁认为，自然是先于神圣的智慧和艺术而诞生的，因此，受自然事物启发的人的艺术“几乎是上帝的孙子”。^[27]

现代思维方式和古代已然不同，我们认为自然是美的，因为它接近艺术；而在中世纪，艺术就是美的，因为它与大自然相符。自然中每一件事物都是美的。这种观念事实上和生态美学有很大的关系，代表了人类中心以外的所有事物，整个系统都是美的，和人类组成自然这个整体，可以被认为是中世纪生态美学的渊源的体现。

将自然作为艺术（人工）的母体，是自然整体主义的表现，更是艺术美依赖自然美的假设。我们从中能够看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子，人类的存在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带有生态整体主义的萌芽。所以，这种模仿理论在欧洲流行了近两千年。它也是生态美学理论的丰富土壤，可以看作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面。也就是说，在美学范畴内，自然是每一种美的起源，艺术（人工）的美是自然的一部分，从存在论上来说自然是和生态美学相通的。

在城市社会典型的理想化视角下，和乡村的对比使得自然带有愉悦之地（locus amoenus）的意味。但除了这种理想化之外，还表现出对野蛮世界的拒绝，自然成为恐怖之地（locus horridus），表现出敌意。古人在理论和实践上面对环境问题的态度似乎在古希腊和罗马世界之间移动，在控制自然的需要和使之屈服于人类之间移动。^[28]

希腊寺庙和剧院所选择的场地都是悬崖、山边，它们不需要美丽的舞台、绘画背景，因为它们的舞台就是自然本身，希腊人在享用最简单，但也最美的舞台，那就是自然，而非艺术。这一场地的选择表现了古人对自然之美的欣赏。^[29]

四世纪，希腊人登山除了实用和科学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登高望远，具有审美目的了。例如，保塞尼亚斯（Pausanias）提到的塔格图斯山（Taygetos）不仅是出于军事目的，也是为了乐趣；^[30]斯特拉波提到登科林斯卫城（Acro-Corinth），并描绘了山顶看到的风景；^[31]李维描绘了马其顿菲利普五世登巴尔干山的情景，是带有侦查和观赏性质的，他说人们都相信从山顶不仅能看到尤辛海和亚得里亚海，还能看到多瑙河和阿尔卑斯山，换句话说，是为了审美目的。^[32]

在古罗马，卢克莱修（Lucrezio）曾热情赞美过山。他领略了山上的寂寞，冥想了云和风暴，谴责了人类自私的本性，因为人类夺取了地球上一半的山脉、岩石、森林、沼泽和海洋来作为罗马的帝国。^[33]他登山，看到了云层的移动之美。^[34]塞内卡（Lucio Anneo Seneca）曾经写信给他的朋友，记叙年轻的露西乌斯去登火山之事。他听说这座火山正在逐渐消失，因为据水手说从远处已经看不到山了。^[35]通过这些故事，可见古人对于自然之美的感知。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彼特拉克攀登旺度山可以看作是与自然之间的美学意义上的直接对话，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人看待自然的新方式，与古代和中世纪所看到的对自然态度构成了对立面。“今天，只是单纯地想去见识一下因其高度而闻名的地方，所以我爬上了这个地方最高的山，准确地说，它叫旺度山……从一开始，我就被从未感受到的异常轻微的空气所震撼，从那个宏伟的景象中我感到惊讶。”^[36] 一方面，我们看到他自身的沉思这一审美活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对一块土地能够建构一个观赏之地的想法。在这里，自然是真实建构的、熟悉的，不是作为整体的自然或作为宇宙的产物的自然。这是真正意义的审美活动，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而仅仅是为了审美愉悦。

十八世纪中期，自然之美的问题重新引发欧美美学界的讨论，后来逐渐发展到意大利。克罗齐时代，由于他否认物理之美（bello fisico），即客观物质本身的美，认为只有当人的审美经验施加其上才能说是美的，即便是美学研究蓬勃发展，自然之美本身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学观。但即便如此，在各种学说中也散见着持异议者。比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在《品味的批评》（Critica del gusto，1966）中提到过自然美，谴责不区分艺术品和自然美是一种野蛮的态度。

虽然艺术趋势和理论反思将自然美的欣赏降低到边缘，而后者，却又在不同的层面，得到从未有过的传播，它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对自然的审美品位在过去的任何社会中，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十九至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意大利自然美的理论几乎不存在，但它们是自然美被谈论得最多的两个世纪。^[37]

十九世纪不仅是工业革命从英国扩展到欧美其他国家的世纪，同时，在这个世纪人们开始考虑技术、工业和城市化对自然的危险。当时所谓的“为了自然”（per la natura）不仅意味着生态平衡，而且是为了自然之美。对景观的兴趣开始与对其遭受的损害的抗议相关联。

在意大利，第一个使用“自然美学”这一术语的人可能是恩佐·蒂耶齐（Enzo Tiezzi），在《尤利西斯的坠落：新科学，自然美学和可持续发展》（Il Capitombolo di Ulisse.Nuova scienza，estetica della natura，sviluppo sostenibile，1991）一书中提到的。但自然美的主题也存在于所谓的地缘哲学中，它结合了地域归属、景观和尊重自然的问题，站在美学与政治哲学的边界上。这个论题在路易莎·博内西奥（Luisa Bonesio）等人的著作中有诸多论述。^[38]

另外，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在意大利有深远的影响，尽管林恩·怀特（Lynn White）认为犹太—基督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鼓励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但当代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例如神学家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的上帝中心的生态制造论，认为人类事实上应该处于上帝与万物之间的中介地位；天主教的托马斯·贝利（Thomas Berry）和西恩·卖道拿（Sean McDagh）也认为大地本身具有潜在价值，人是自然演化中最迟出现的产物，人的故事是大地故事的一部分，但这不是一个以人为中心，以大自然为背景的故事，而是一个以大地为中心的故事。^[39]

事实上，中世纪关于自然美的思考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命题，即宇宙是美的，因为它是神圣智慧的产物，上帝可以被视为是至高无上的艺术家、建筑师、音乐家，一个充满所有完美世界的创造者，因此也是美的创造者。^[40]

在天主教，帕卡利亚（pankalia）作为神的艺术的作品和它的智慧的证明的世界之美，不仅可以解释为美丽是整体，是宇宙，还可解释为每一件事物都是美的，因此没有丑的事物。奥古斯丁明确表达了这一含义：“我承认我不知道为什么老鼠和青蛙，苍蝇或蠕虫已被创造出来；但是我看到每一种类型的生物 ‘都很美’”^[41]。中世纪的加尔都西会的德尼（Denis the Carthusian）在他的论文《论世界之魅与神之美》（De venustate mundi et pulchritudine dei）中认为，存在的本质，有尽可能多的善与美，人性的善良与自然完美的美，或形式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