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paysage）是法国人文学界独特而重要的概念，它既是自然元素的集合，又有别于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作为审美分析的对象，景观概念的具体内容随着时代而变迁，它的动态发展让人难以对其进行具体准确的定义。1994年，奥古斯丁·贝尔克（Augustin Berque）^[39]等法国理论家在《景观理论的五种立场》^[40]中提出，对景观的研究不应只涉及环境形态学，也不应局限于视角心理学，因为景观从属于“主体、客体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是“自然与社会，视角与环境发生持续性互动”^[41]的产物。观察者的主观立场与景观代表的客观事物相互渗透，因此，景观学必须同时将社会观念变迁与景观的生态和地理因素纳入考量，景观分析与环境现实密不可分。

1999年，弗朗索瓦·比雷尔（François Burel）和雅克·伯德雷（Jacques Baudry）在《景观生态学》一书中承认，“景观生态学把人作为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这门学科有助于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连结在一起”^[42]。这是第一本系统地研究景观生态学的法语教科类书籍^[43]，该书描述了“地表的时空异质性”，并点明这种异质性存在的原因是人类活动及其影响，明确了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景观的空间结构，此研究具有生态学意义；在描述了景观中的生态多样性、动物及自然资源的丰富性之后，作者结合一些国土资源管理的实用方法，阐述了景观生态学的学科发展潜力。书评作者认为，法国的景观生态学虽然具有一定原创性，但是法国乃至欧洲的景观生态学研究，在各个方面都深受英格鲁-撒克逊生态学界的影响。

根据奥古斯丁·贝尔克（Augustin Berque）的景观美学理论，^[44]有四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拥有景观文明：“使用一个或多个词语表述景观（paysage）概念；存在描述景观或歌颂景观之美的（口头或书面）的文学作品；存在再现景观的绘画作品；拥有园林（jardin d’agrément）景观”。他经过研究后发现，只有4世纪后的中国和14世纪后的欧洲完全符合这四条标准，因此只有这两者能被称为景观文明。“社会依照对环境的治理来理解环境，又依照对环境的理解来治理环境”^[45]，因此，环境治理与景观鉴赏都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质相关，也与其对待自然的态度和审美意识等人文传统不可分割。每个社会都有对景观独特的概念、审美体系和分类系统。贝尔克对中式景观极为关注，他将中文里的“山水”一词约等于法语中的“景观”。他通过研究宗炳的《画山水序》发现，虽然“山水”概念中的道德价值还未明确地体现生态意义，但是，中国山水对“形”与“意”的强调，已展现了超脱外在自然形式而向内延伸的精神诉求，此诉求植根于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集体情感。“赋予景观与人体生机的是同一种‘气’”^[46]，山水画的创作过程仿照自然（造化）诞生的过程，贝尔克将这引申为“对世界的有机理解”，并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风水、中医都着意于‘气’的和谐流动。因此，中国的景观理论从一开始便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虽然该世界观被西方文化的入侵扰乱，但随着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在城市规划、景观治理等方面重新开始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贝尔克承认，中国文化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景观文明，同时也是最完整的景观文明。

在贝尔克看来，欧式景观与中式景观在概念界定、文化意蕴等方面截然不同。欧式景观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7世纪诞生的现代性原则，此原则逐步统摄了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诞生于文艺复兴的透视技法是一种现代主体看待世界、再现景观的方式。与中式景观不同，欧洲绘画中的环境是一种“实质客体”（objet substantiel），而在中国绘画中，艺术家更加重视环境与主体间的关系。贝尔克揭示了欧式景观“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的致命的不可兼容性”^[47]，景观在西方现代艺术中的逐渐消亡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佐证。文艺复兴时期的客体化自然与人类中心论构成的二分法在笛卡尔的理论框架中演化为二元论。建立在科技进步之上的工业革命重视客观性和科学逻辑而无视主观性，景观以及自然被从科学宇宙观中除名，甚至成为了现代理性世界的对立面。但是在中国，这种对立从未出现过。20世纪西方世界对现代性的质疑导致该对立的破产。贝尔克将现代性世界观的不可延续性归咎于其对“真”“善”“美”价值一体化的切割以及对整体性世界的分解。这种分解主要发生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层面：人通过将自然环境客体化而树立主体地位，通过个人主义从社会体系中脱离，通过身心二元论与自己的躯体进行切分。现代性的确提高了人类活动的效率，然而地球生态圈却因此遭到巨大破坏。贝尔克认为这是20世纪生态学与现象学同时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对现代性反思和质疑的结果是重建被割裂了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身心间的关系，以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间的动态平衡关系。贝尔克希望通过对环境的去客观化将其融入人的主体性中，因为景观并非外在于我们，它是一种关系实体，景观中渗透着我们对环境的观念和见解。对景观的界定并非一成不变，早在19世纪，荒野（wilderness）就被美国学界归并入景观概念，从而丰富了景观概念的内涵，今后景观也依然会以关系实体（entité relationnelle）的形式存在，从生态学、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中不断汲取新的意义。

阿兰·罗杰（Alain Roger）在《景观简论》^[48]一书中指出，西方景观概念的诞生基于两个条件：自然元素的去宗教化及其独立系统化。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透视技法的发现，意大利艺术家对风景进行世俗化的描绘，自然元素不再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符号，它逐渐摆脱宗教影响，在绘画作品中承担起背景的功能，兼具自然主义质感。受此影响，欧洲弗郎德勒地区以及荷兰的艺术家不再把作品中的动、植物描绘为孤立的存在，而是将其融入所属的自然环境，景观体系自成一体，最终产生了风景画这一独立的绘画题材。此后，景观的含义得到了不断扩充，从最初的动植物元素，到16世纪并入景观概念的城郊乡村（campagne），再到18世纪的山川和大海，而现阶段，景观概念中也加入了环境保护的意蕴。

但是罗杰强调，景观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景观概念源于艺术，是社会文化决定的审美分析对象，因此景观不属于科学范畴，不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他认同贝尔纳·拉叙斯（Bernard Lassus）的说法：“我们可以想象一片被污染的地域构成了美丽的景观，但反过来，没有被污染的地域不一定是美的。”^[49]与景观相关的实践活动具有艺术创作的性质，这与生态学主导的科学技术类活动截然不同。罗杰对生态学的理解停留在纯粹科学技术的层面，他将生态价值从景观概念中完全剥离，因此得出了景观美学与生态学泾渭分明的结论，暗示了对科技话语入侵人文研究领域的警惕与防范，然而这并不能代表法国景观美学界的普遍立场。(www.daowen.com)

2016年，朱利安·德洛尔（Julien Delord）发表《通向景观生态美学》^[50]一文，回顾了法国学界传统中景观美学所具有的反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该传统将园林艺术等同于“人工化的自然”。德洛尔认为，起源于18、19世纪的“景观”（paysage）概念是社会、历史行为构建的一种文化现实，它在传统哲学中作为非自然的审美对象存在。哲学叙事进而用审美者（哲学家）取代了审美对象，通过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确立审美者的主体性。在德洛尔看来，弗朗索瓦·达戈涅（François Dagognet）主编的《景观之死？景观的哲学与美学》^[51]即符合这种理论范式。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将景观等同于园林（jardin），将自然定义为需要被驯服、被控制的客体。德洛尔据此将现代人类所遭遇的环境危机归结为“反自然的人本主义”的必然后果。

法国园林景观专家吉勒·克莱芒（Gilles Clément）将生态多样性引入景观学。他批判了将景观等同于“人化”空间的做法，认为景观的首要特质是“野性和荒蛮”^[52]。在那些被遗忘的城市空间，自然夺回了主导权，这些碎片化的景观成了“生物多样性的庇护所”，它们构成了“第三景观”。德洛尔将克莱芒“第三景观”理论中自然至上的观点解读为用生态的新视角审视世界，而这意味着范式的转换：追求完美、对称的古典理想主义审美范式，被基于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的认知审美范式取代。克莱芒在《托马斯与旅行者：全球园林纲要》^[53]一书中提出“全球园林”（jardin planétaire）的概念，把生态园艺定义为尊重自然的创造性实践，在环境思想上进行概念创新。在他设计的园林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构成了一个全球性植物目录，各地的代表性植物比邻而居，象征了全球生态圈彼此连接的现实。克莱芒继承了伏尔泰将人类宜居环境比喻为“园林”的意象，“将每一处园林视作地球，将地球视作我们唯一的园林”。克莱芒的理论强调生态关系的重要性，提倡“无介入式的人类介入”。面对地球生态多样性，他的动态园林（jardin en mouvement）景观设计本着与自然合作的态度遵守自然演进的规律，不再把园林当作被静观的客体，而是恢复园林作为生物圈的野性，形成无边界、无从属的原生态生态系统，发掘利用生物多样性而非毁灭生物多样性，反对将人类秩序强加于自然。由此，园林景观兼具生态互动领域和审美对象的双重意义，对景观的自然主义理解成为可能。

德洛尔与克莱芒都更倾向于将自然视作“能动的自然”（nature naturante），是世界的终极规律。雅克·泰伊（Jacques Theys）在《学者、技术人员与政客》一文中断言：“不再有自然，一切都已被人类占据。”^[54]德洛尔驳斥了这一论调，他认为此论断是基于西方文化中对自然的狭隘定义，即自然是“没有任何人类存在和活动的纯净空间”；然而，隔绝人类活动的自然恰恰是对象化自然的变体。德洛尔力图揭示被人类中心主义遮蔽的事实：自然蓬勃的力量，使得任何对自然的征服都无法持久。在此意义上，德洛尔认为克莱芒虽然摆脱了旧的景观范式，发掘无围栏、无内外的第三景观，但第三景观概念仍具有一定局限性，为此他主张将“生态学家的客观性与景观学家的主观性”相结合，以实现一场景观审美领域的生态革命。这场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为“第三景观”争得优先性，构建一种通过取消主体而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禁锢的、兼具伦理学意义的客观自然主义景观美学。

德洛尔主张从“野性”（sauvage）中发掘第三景观的存在论价值。“野性”所焕发的强大意志力与生命力，在自然保护区之内和之外都具有意义，即便被扰乱与破坏，它仍然可以让人感受到一股原始的生命力，处于首要地位的不再是人类活动而是自然的动态演进。德洛尔将这种“野性”命名为“中立野性”（sauvageté），提倡在物质与精神世界为“野性”让渡空间。“第三景观”理论致力于构建新的美学范式，体现了美学与生态科学的结合，但是在它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中，存在以目的论为导向的科学功能与文化人类学标准之间的张力。德洛尔认为，为了使两者处于平衡状态，应将“第三景观”视作“园林审美学的动态基础”^[55]，“第三景观”审美经验的自然化应从两个层面进行运作：人类视角如何反映了演变中的生态需求；如何实现前认知的对“第三景观”的审美理解。

综上所述，源于现代性的景观概念长期以来侧重自然环境的客体化，体现了人以静观的方式对自然的审视。现阶段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以及哲学范式的转化，促使审美视角做出相应的改变，以回应自然、社会、人文环境的要求。生态意识能够修正景观审美中的主客二分倾向，弥合人与自然环境间的距离。人和其他生物一样，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走向生态的景观美学，象征着人重新投身于世界、归化入自然的前景，人与自然的关联性和统一性也将由此得到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