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早期的文艺与美学作品中已蕴含并传递出丰富的生态意蕴，其集中体现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在生态知识匮乏、清晰的生态意识尚未普遍萌生的年代，一些文学或美术等作品主动描绘自然、关注自然，这无疑引导读者或后人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态思想。16世纪的法国文学崇尚回归自然，从拉伯雷的小说到龙萨的诗歌，其中的自然包容万物，吸引世人归隐其中，这也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渴望的映照；17世纪的法国诗歌歌颂原始风景的自然美以及人类面对神秘自然时的情感，当时风靡的田园剧《阿斯特蕾》（Astrée）掀起了一场作家置身自然中抒怀的田园风格，这些作品让人渴望与自然建立纯洁、共通的联系，促进了人与自然和睦共处、相融相生的发展；18世纪的部分法国文学作品表达的是重归自然模式以重现人类的原始天性和“自然状态”，并塑造了一些远离现代社会、栖居理想之地的高贵野蛮人形象，比如孟德斯鸠的穴居人等。而这一时期的作家卢梭更被视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他的作品描绘风景变幻的自然更迭，谱奏虫鸣鸟叫的自然声响，抒写隐匿自然之中的写作乐趣。诚然，上述作品创作于生态意识缺失的年代，其中的风景或自然描写主要用于交待故事的发生地或辅助人物描写，不具有独立的审美特性，有别于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但其中的风景描写是对自然环境美好形态的刻画，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关注，引导读者热爱自然、亲近自然，无疑对后人生态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19世纪之前，在科技尚未充分发展的法国，人与自然间的冲突并不尖锐，没有明显的生态问题，因而生态意识尚未完全觉醒。19世纪的文学领域出现了以夏多布里昂为首的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的田园小说和乡土作品，这些都表达了人对自然的关注。而自然主义作家对工业文明的消极影响的鞭笞以及19世纪后期的末日文化，导致人们质疑现实社会，拷问工业和科技发展导致的现代社会的弊端，也催生了饱含生态忧患意识的文论。法国律师和评论作家欧仁·于扎（Eugène Huzar）曾发表过《科学终结的世界》（La Fin du monde par la science，1855）和《科学之树》（L’ Arbre de la science，1857）两部著作。他认为科学之树结出的果实是科技进步，但与此而来的还有战争、污染、化学事故等。

众所周知，20世纪的法国文学领域涌现出众多具有鲜明生态思想的作家，仅举一例：作家让·吉奥诺（Jean Giono）于1953年发表短篇小说《种树的老人》（L’ Homme qui plantait des arbres），作品中所折射出的生态思想和可持续发展观念曾产生巨大反响，推动了普罗旺斯及加拿大等地区或国家的植树造林运动。这些对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空间环境的浓墨重彩，生态意蕴丰富的审美视角推动了法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英语国家的生态批评也于这一时期出现并发展起来。1978年，美国批评家威廉·鲁克尔特（William Rueckert）首次在其评论《文学与生态学》（Literature and Ecology）中使用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此后，诸多学者相继发表生态理论和批评的作品。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批评理论已发展至物质转向的第四个浪潮时期，而生态批评实践更是比比皆是。法国生态批评虽然起步晚，但如今也日益繁盛。下面主要以时间为脉络，尝试归纳法国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第一阶段。英美文学领域的生态批评在20世纪末兴起并发展，法国受原有文学批评传统的影响，并未积极响应这场正在英美国家兴起的批评运动。对于法国文坛而言，20世纪是批评的时代，文学批评借鉴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符号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然而，尽管现代批评呈现多样性，但其关注点却集中在语言或符号上。此外，部分法国本土学者质疑生态批评所推崇的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法国哲学家吕克·费里（Luc Ferry）的思想。1992年，吕克·费里出版《新生态秩序：树木、动物与人》，阐释重要思想家所论述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曾在当时引发了关于生态主义意识形态来源的公众和媒体辩论。他在该书中介绍并批判了现代生态思想中的一些哲学思潮，尤其是深层生态学。他认为，深层生态主义是反对现代文明的，是对西方社会的激进驳斥，具有明显的反人类主义倾向。^[23]尽管费里的书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当时的生态思想，但它对法国的环境哲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导致生态批评、环境哲学在法国发展的滞后性。正如法国哲学家科特林娜·拉雷尔（Catherine Larrère）所言：“费里的观点曾一度成为20世纪90年代具有‘审查效果’的标尺，这导致环境主义成为法国哲学界的禁忌话题。”当时，新兴哲学家担心自己的研究因谈及生态问题而被边缘化或者被误认为缺少严肃性。^[24]上述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存在导致众多法国学者对生态批评避而不谈。

1999年，文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电子杂志《复数词》（Mots pluriels）推出特刊《生态学、生态批评与文学》（Écologie，écocritique et littérature）。主编埃莱娜·雅科玛尔（Hélène Jaccomard）在介绍该期文章时指出必须关注生态学的伦理问题，否则单单欣赏文学文本中的愉悦美景，那么就会成为仅停留于景观、自然和环境表征的分析，局限于一种审美构建，而生态批评还是一种政治、科学和言语构建，因而生态批评或绿色批评必然会成为科学知识和其他类型讨论的交融之地，超越二元论，走向一种生态伦理。^[25]该刊收录了法国和非洲法语国家的一些重要思想家、作家和官员的涉及生态或环境领域的文论和访谈记录，他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探讨生态或环境与哲学、文学、政治等的关系，然而在当时并未引人注意。由此可见，在生态批评诞生和发展初期，受当时学界主导思想的影响，多数法国学者并未重视英美批评界的这一新兴视角，甚至对其产生了误解或加以抵制。

第二阶段。进入新千年之后，法国学者开始关注生态批评，逐步引进和介绍英语学界已有的生态批评理论，推动了本土生态批评理论的建设。法国学者斯特凡妮·波斯特穆（Stephanie Posthumus）在发表于2010年的论文《法语生态批评思想综述》中指出，法国的法语生态批评构建于2000年左右，而且早期法语生态批评的关注领域基本都是美国文学。她还进一步明确了初期法国生态批评与当时美国生态批评的差异：“当美国生态批评寻求缩短世界和‘自然书写文论’中所分析文章的距离时，法国文学批评突出研究这些文本中的叙述策略和诗学结构。换言之，研究美国文化的法国专家阅读和分析生态书写的方式不同于他们的美国同行们。”^[26]当时，研究美国生态批评的法国专家主要有托马·皮热（Thomas Pughe）、米歇尔·格朗热（Michel Granger）、阿兰·苏贝施克（Alain Suberchicot）等。其中，阿兰·苏贝施克于2002年出版专著《美国文学与生态学》，该书以时间为序，介绍和分析了从爱默生的先验主义思想到利奥波德、梭罗等人的当代作品。美国的自然书写的文学传统漫长，因而，在深层生态主义诞生后，美国率先迈出以文学介入手段探讨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步伐。这些代表美国环境思想的主要作品传递出对生物物种地位的重视，并倡议保护日益脆弱的自然环境，因而，苏贝施克希望能够以此帮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美国环境思想和写作的演变轨迹和影响。^[27]

由此可知，法国生态批评萌生于跨文化背景之下，具体而言，它肇始于法国本土学者对美国生态批评现象的关注。虽然此时的研究与法国背景关联甚微，但是，他们却逐步将生态批评的研究方式引入法国。此后，法国学者密切关注英语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在引介理论的同时加以评价分析，批判性地接受已有理论，生态批评在法国逐步升温。

2005年，托马·皮热发表《再造自然：走向生态诗学》一文，主要分析了埃文登（Evernden）、贝特（Bate）、菲利普（Philipps）等众多美国学者和个别法国哲学家的观点，指出在生态批评或生态诗学领域里，再造自然（réinventer la nature）的观点让自然成为“社会产物”（création sociale），文学成为科学技术文本的替代品，而自然再造是思考文学与生态学可能存在之关系的出发点，生态诗学既是通往审美再造的道路，也是人类与自然间思想和情感互动的新方式。皮热进一步指出，他更倾向于使用贝特的“生态诗学”这个术语而不是“生态批评”术语，这是因为，后者虽然为绿色政治贡献颇多，但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现象学方面。而生态诗学不同于科学、技术、甚至环境生态学本身，它既关注自然中的自然，也关注写作中的自然，再造自然的概念是生态诗学的关键概念，必须适用于写作本身以具有批判的有效性。文末，皮热批判性地分析了德国哲学家阿多诺（Adorno）的否定美学，并指出否定美学有利于巩固基于美学再造的生态诗学倾向和维护文学的环境保护态度。^[28](www.daowen.com)

2008年，《生态学与政治学》（Ecologie & politique）杂志总第36期以“文学与生态学：走向生态诗学”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其中，纳塔莉·勃朗（Nathalie Blanc）与德尼·沙尔捷（Denis Chartiers）、托马·皮热共同发表了一篇同名论文，旨在思考环境意识与文学美学之间的关系。虽然，文学想象与政治行为关系密切、互为作用，但是，该文将文学问题、形式和文本视为促进生态思想演化的催化剂，甚至是生态思想的表达方式，探讨文学审美如何体现生态理论，指出这一思考将是生态批评未来研究计划的中心问题。^[29]

第三阶段。近十年，法国生态批评的研究进入活跃期，学术成果丰富，并且开始寻求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2009年前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批评理论 “涌现了多民族大合唱的局面，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力求从不同角度拓宽生态批评的疆界”^[30]，生态批评掀起第三波浪潮。而在法国，生态批评的研究开始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生态批评的理论著述颇丰（本章暂且不讨论生态批评的实践运用），法国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在法国或法语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的总结及其现状分析上，目的在于寻找未来的理论发展空间。

上文提到的斯特凡妮·波斯特穆德是法语生态批评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她于2010年发表《法语生态批评思想综述》一文，指出：“尽管法国生态学相比盎格鲁-撒克逊语境下的哲学起步晚，……然而，现在，在法国，生态批评思想又充满活力并且丰富多样，围绕几种批评展开：动物、美学、诗学和景观。当动物和景观越来越成为生态批评主题时，美学和诗学更倾向于强调生态批评思想的理论地位。然而，为了建立坚实的法国生态批评思想的理论，这些术语彼此之间还需要深入研究。”^[31]这篇文章首先溯及法国文学生态批评的渊源，并介绍了生态诗学、景观文学描写方面的动态。之后，波斯特穆德进一步指出，不应将生态批评局限在文学领域，跨学科性和生态政治已经并行出现在一些法国学者的生态批评思想中，甚至有学者认为生态视角适用于所有领域。^[32]

2011年，波斯特穆德又发表论文《走向法国生态批评：米歇尔·塞尔的自然契约》，提出以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的“自然契约”理论作为法国生态批评的基础。文中回顾了英语单语背景下的生态批评理论的发展历史，指出要建立富含法国文化特性的生态批评研究方式，而不仅满足于英语理论文本的译介，以便每一种文化都能拥有自己的自然概念、自己的生态话语和自己的环境关系。论文随后介绍了自然哲学家塞尔的生平和理论贡献：塞尔并不认同英语世界的环境哲学，他认为回归大自然被简化为城市对乡村的另一次胜利，或者简化为将地球母亲和自然朋友的再度神秘化。在认识到当代全球形势的紧迫性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与地球建立新关系的重要性的同时，塞尔指出我们在理解、感知和塑造与地球关系的方式时存在文化差异。他说，政治生态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应采取不同的形式，欧洲生态主义与美国环境保护主义之间的区别，可以部分解释为农业传统的不同。因而，塞尔的哲学观点承认现实世界的物质性，注重文化的特殊性。此外，塞尔强调表达风格的重要性，因为哲学要发明新概念、新理论，必然离不开新的风格。随后，该文分析了塞尔的自然契约对生态批评的适用性：塞尔的自然哲学的关键概念之一是自然契约。对于生态批评而言，定义自然的方法不一，但是生态批评离不开生态伦理。“自然”与“契约”二词相结合便是塞尔的生态伦理，自然契约代表了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地球新协议（当然，批评界对此莫衷一是）；而塞尔作为一名跨学科的思想家之所以可以成为生态批评家的榜样，是因为他能够将自然的复杂性界定为在不同环境中与人类互动和行为产生的主体，而生态批评为了分析自然等文学文本中的新兴形式，将采用多学科的观点；生态批评将是一个以自然契约的诗意力量为例来构想一个新世界的问题。生态批评不是将文学文本简化为生态论，而是试图确定文学文本中的各类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扰乱了人类的前期观念和与地球的有限关系。因而，波斯特穆德认为，应以塞尔的自然契约为基础构建法国生态批评的理论。^[33]

2017年，波斯特穆德出版英文专著《法语生态批评：当代法国理论和虚构作品的生态阅读》。正如题目所言，该著作采取生态视角分析法国当代理论和虚构文学作品，波斯特穆德提出四个概念：生态主体性（ecological subjectivity）、生态栖居（ecological dwelling）、生态政治（ecological politics）和生态末路（ecological ends），分析法国哲学领域和文学领域的代表思想家和作家与生态批评理论的关联，强调以环境想象的新方式来审视文化和文学传统多样性的重要性，从而超越英语权威生态批评文本理论的束缚。正如波斯特穆德在书中所言，该部法国学者撰写的英文著作以“French écocritique”为题，以法语词汇“écocritique”替代英语单词“ecocriticism”，用意不在于制造语言障碍，而是用以畅联地球问题的跨文化沟通，强调以生态方式阅读文学文本无法脱离特定的文化和语言背景。^[34]

同年，波斯特穆德与达尼埃尔·芬施-拉斯（Daniel Finch-Race）共同主编的英语论文集《法语生态批评：从现代早期到21世纪》出版。波斯特穆德在其中指出法国生态批评必须建立一套生态学原理和概念，用以更广泛地分析文学和文化文本。赋予法国文化以陈规定型的形象，对于发展法国生态批评几乎毫无用处，因为环境政策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法国生态批评试图寻找的并非是适用于文学和文化文本的普遍伦理和政治。波斯特穆德详细阐述了两个概念：一是“生态主体性”，他指出尽管生态批评有时采用一种绝对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而且环境作品被称作为自然世界提供中心舞台的文本，但许多文学仍是由人类衍生的情节和人物驱动的，即使在自然写作中，用于描述物理世界的内在镜头依然是人类的眼睛，核心工具是人类语言。因此，法国生态批评的前提是人类主体不能如此容易地消解于环境中；二是“生态栖居”，他认为生态栖居涉及我们如何与一个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建立联系的问题，他将之定义为一系列与新的社会历史和物质条件相关的实践。援引和分析某些法国文学家作品中的“乡村”后，波斯特穆德阐明“当乡村成为一个能够融合他人并在土地上采用新的生活方式的转型之地时，它便体现了生态栖居”。^[35]可见，这一时期，法国生态批评学者不再仅停留在对英语理论的引介或借鉴上，而是超越英语权威理论的桎梏，开始关注本土学者的生态思想或理论，以此为法语生态批评理论的构建寻求理论基础，进而谋求生态批评的法国话语权。

因而，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表明，法国的生态批评在经历了比较视野的影响之后，逐步摆脱英语单语权威理论的束缚，日益寻求体现突显自身文化特征的生态批评话语体系，主张构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和跨文化的多样化发展的生态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