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尔斯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我们的集体责任，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当权者，政治、经济系统并没有发挥它们在气候变化中应有的作用，在看不到政治、经济希望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新的解决方案。迈尔斯在这里引用反飞行组织“愚蠢飞机”（Plane Stupid）的积极分子贝瑞（Berry）的话来说明这一点：“应对气候变化是我们的集体责任。我们不能任由有权势的人来解决它；他们把我们搞得一团糟……他们赚的钱……将确保他们是最后受影响的人……直接行动可以识别错误的解决方案、建立真正的替代方案……我们热切地相信直接行动。”^[61]

迈尔斯认为，我们自己自觉地参与其中才是最重要的，当权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我们的言行，但我们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事情的最终走向。然而，就如鲁道普尔·巴罗（Rudoplh Bahro）所说，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意识到了彻底毁灭的可能性，“至少在潜意识里，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我们仍然像以前一样继续生活。虽然我们的行为没有自由意志，但我们的行为没有违背我们自己的意愿：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就好像我们想消灭自己一样……我们被困在习惯和恐惧中，被困在头脑和心灵的惯性中……我们用这些习惯和恐惧的漫无边际的材料、一大堆外部约束和依赖，形成了一个外部监狱，变成‘物质约束’，对我们说，‘你不能采取任何其他方式！’”^[62]人们由于自身的惰性，即使在制度的牢笼之外，也依旧被“惯性”的枷锁束缚着，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变革中，无所作为，一步步走向自己编织的地狱。迈尔斯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十年前，我一定会说，困难在于人们不知道气候变化及其产物，该产物是通过激增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地球大气层而产生的，但现在很明显—尤其是缘于频繁的新闻报道，人们对此确已了解。他们只是没有相应地采取行动而已。”^[63](www.daowen.com)

在应对气候变化时，艺术可以将“惯性”引发的矛盾暴露出来，唤起人们的情感，从而“中断”它。虽然“美学不具有‘互惠交换的功能’，艺术在道德叙事中也不占有一席之地”^[64]，但迈尔斯认为：“艺术唤起了情感和智力上的反应。如果它有一种颠覆性或革命性的力量，那就是它打破了对现实的惯常印象。这是一场漫长的革命：现在没有举着红旗的人群或冲击冬宫的人群，但在全球范围内，在对主流文化的抵制中，直接行动正在增加。”^[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