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尔斯认为有两种自然，一种是按照流行的景观理念来管理的野生自然，一种是人类文明还没介入的野生自然，他对二者进行了对比。按照流行的景观观念来管理的自然缺少了原生态的审美意蕴，而缺乏人类介入的自然又对大多数人缺乏吸引力。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生态审美的问题：人类如何“生态地”介入自然。迈尔斯以艺术家亚历克斯·穆丁（Alex Murdin）的一系列生态艺术实践为例来对此展开论述，他试图揭露二者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以“中断”思想打破对生态凝视的“惯常”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合理的人类“介入”进行了思考。

2007年，穆丁筹划了一个项目—“包容的路径”（Inclusive Path）。这个项目由三块展板组成，每块展板上都有真人大小的照片：第一个是站着的男性，第二个是残疾男性，第三个是两个小孩。所有人都穿着户外服装，背景是岩石，这是该地区典型的风景，人们可以放入自己的脸来摆姿势拍照。穆丁想把它们安置在英国湖区格拉斯米尔的乡村绿地上。这个地点并非公共空间，而由国家信托基金（National Trust）^[36]管辖。国家信托基金会禁止了这一项目，因为他们认为，该项目是反对旅游的，他们拒绝批准一项被他们视为威胁其经济职权的项目。穆丁将该项目看作对生态凝视的挑战。他对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的概念（他说这是在深层生态学中发现的）提出批评，这种概念意味着有一天它可能会回到一个没有人类干预的世界。他引用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话说，地球现在已经被人工干预大大地修改了，如果这种干预一旦停止—如果自然可能只是独处—那将是灾难性的。如今的电视自然节目强化了一个没有人类干预的世界，人们愈发觉得这种没有人类介入的自然令人愉悦。然而，穆丁引用拉康的理念，论证了“试图从观察行为中抹去观察者的凝视不仅在哲学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决定观察行为发生的突发事件，包括进入遗址以及由观察者导入的文化和历史遗产”^[37]。

穆丁在赫尔曼·德·弗里斯的圣塔乌尔姆博物馆项目（1993—2003年）中看到了一种假设在自然界中不存在人类的情形，在该项目中，圆形砖墙或锻铁栏杆将一小块绿地分隔开来，让其自然生长，而其外部的土地则以通常的方式进行管理。然而，穆丁2007年再次去的时候，发现墙壁上满是涂鸦，围墙内有一丛荆棘，里面被扔满了垃圾。这让穆丁意识到，当地人可能会觉得，这种野生自然并不像媒体所渲染得那样丰富多彩，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这个案例以一种原始的纯真状态介入日常生活，将（被按照流行的景观理念来管理的）野生自然的概念与（被当作人类还未介入的文明和所谓永恒的标志的）野生自然概念进行对比，从而发现这两种观念存在的不足—按照流行的景观观念来管理的自然缺少了原生态的审美意蕴，而缺乏人类介入的自然又对大多数人缺乏吸引力。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生态审美的问题：人类如何“生态地”介入自然。(www.daowen.com)

早年，在国家公园和国家信托基金等机构拥有的土地上散步并不总是可能的，因为土地所有者保护这些场所免受入侵者的侵害。针对这一情况，穆丁借鉴1932年英国工人体育联合会在德比郡组织的一次越过私有荒原散步的历史例子，提出了“一英里荒野”（2009）的设想。而后通过公共运动和法律改革，人们得以自由地进入这些地方。再后来，游客和漫游者的出现破坏了他们希望看到的原生态风景，随着公众的进入，荒原遭受到破坏。穆丁又提出了一个“一英里禁区”的设想，希望创造一个“被管理的自然性的永久状态”（permanent state of managed naturalness），以及一个法律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来管理其作为“减法”的非管理状态^[38]。

迈尔斯认为，穆丁的这次转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类合理地介入自然的思路：自然的原始状态并不代表不能有人类的介入，不能有的是破坏性的介入，而管理性的介入或者说保护性的介入则是有必要的—这种介入不同于按照流行的景观理念来管理自然，而是对原始/野生自然的一种适度维护，是对破坏性的介入的一种拒绝；它符合生态健康理念，反而能保证自然保持原始状态，从而满足人们的观赏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