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尔斯对苏茜·加布里克在《艺术复魅》中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且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总体上对加布里克的艺术主张持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在迈尔斯看来，加布里克对20世纪90年代现代主义末期主流艺术界持消极观点。首先，加布里克认为，现代主义晚期的艺术出现了以强制性创新取代传统的趋势，并且现代艺术构筑的社会不再有结构权威，进入到无序混乱的境况中。面对艺术界的现代主义主流趋势，加布里克呼吁回归传统社会模式。迈尔斯认为，加布里克将注意力放在传统社会模式的特点之一即促进稳定、阻碍变化的发生，进而提出了回归的主张。因为，在传统社会的精神宇宙论中，艺术是一种中介形式，是一种与精神世界建立联系并介入其创造能量的手段，人们忠诚于来自先祖和灵魂的源泉，这一源泉赋予人们生命永恒的意义，这可以克服现代主义晚期艺术的弊端。其次，加布里克批判了现代性的哲学体系，认为现代性语境中的艺术是一种自我指涉的艺术。现代主义晚期的艺术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进入到一种自我指涉的模式，有意识地与非艺术的世界割裂开来，所以产生了对于环境的破坏性态度。对此，加布里克提出“艺术复魅”的观点，即通过艺术与社会联结使艺术重新获得魅力。

迈尔斯梳理了加布里克对现代性的批判路径。迈尔斯指出，加布里克从批判解构主义理论开始，在加布里克看来，解构主义需要知道什么不可能表明解构主义不再对现实抱有幻想，但是解构主义不回避现实的真实性，而是用讽刺的方式接受现实的必然性。加布里克提出：“根据解构主义的批判，一个不再是灵魂家园的幻想破灭的世界，必然会受到生态破坏。”^[24]加布里克主张应该以艺术对人们认知颠覆的程度为标准，以艺术是否使社会走上生态破坏之路为标准来评判艺术的作用。加布里克进一步提出了一种艺术的新范式—基于介入概念的艺术范式。在这种范式中，艺术将考虑社会和生态来重新定义自身。基于介入概念的艺术新范式打破了现代主义晚期艺术的自我指涉模式，将社会维度、生态维度与艺术维度连结起来，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在迈尔斯看来，加布里克提出的艺术新范式成了当代艺术界中一股潮流，但是涌现出的众多介入式艺术，并未达到推动社会革命以减缓生态危机的目的。

迈尔斯认同加布里克介入艺术的实际作用，介入艺术可能有助于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与此同时，迈尔斯质疑回归传统来实现转变的可行性。迈尔斯认为，加布里克的观点存在三个问题：其一，加布里克提倡一种与历史无关的艺术，走进了死胡同；其二，加布里克借鉴其他社会的文化的同时，没有认识到其历史特殊性，精神宇宙论具有妄想的色彩；其三，加布里克误解了造成艺术祛魅的现代批判思想，她从马克斯·韦伯对工业化的观点中得到启示，但是韦伯主张对现代社会进行重组，而不是回归前工业的传统社会。(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在艺术复魅主张出现的同一时间，“场所”的概念也被提出。迈尔斯认为，在不断发生变迁的工业社会，以场所为基础的社区不太可能实现，对于个人而言，可以体验到熟悉感，却体验不到对场所的感觉。迈尔斯分析了当时对本土艺术、过程艺术颇有研究的露西·利帕德（Lucy Lippard）的观点。利帕德提出，认同一个特定的地方被视为支持一个社会群体中共同的价值观和态度。但是，开发商把房子变成疏远的地方，共同的价值观因此丧失。在这种情况下，利帕德认为要督促人们接触口头传统，并承认感知的触觉模式是获得场所感的手段。场所感最重要的作用是解决了流浪者、白人神话和环境不公的问题。因为，在环境正义运动兴起之后，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问题没有得到白人中产阶级的关注。放射性废料和有毒物质地区分布不均匀，集中在原住民地区。在迈尔斯看来，接触口头传统意味着需要回归到前工业化的互动模式，这与加布里克的呼吁相同。迈尔斯更多关注利帕德因场所感所涉及的环境正义问题，迈尔斯认为“环境问题与社会正义问题是不可分割的”，^[25]并且，这些问题并不能通过回归前工业来解决，而只能在艺术中得以显现。

迈尔斯把苏茜·加布里克与露西·利帕德的观点放在一起加以探讨，但是他并不支持二者的主张，反而将重点放在反映环境问题的艺术上。迈尔斯提出：“在这一点上，回顾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是有帮助的……他们批判文化的审美维度与社会维度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在后现代主义的自我指涉话语中得到了消解。”^[26]迈尔斯对艺术作品的社会维度以及艺术帮助解决环境问题的社会功能寄予厚望，提出：“艺术会打断和暴露矛盾，它介入重新改变它所受的条件。这种辩证的功能证实了艺术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正如它也证实了政治运动一样，它是一个永远不会完成的变化过程的一部分。我感兴趣的是文化工作，它能对气候变化做出批判性的反应，或设想出替代现状的方案。”^[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