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ecology）的前缀eco-源自希腊语中oikos一词，它表示“家园”之意。生态学与经济学（economy）有着相同的前缀。然而，从历史上看，讽刺的是，人类为了发展经济，往往对家园造成了破坏甚至将其毁灭。为了对这一情况展开反思批判，迈尔斯分别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海克尔的生态观、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等学说中借鉴理论资源。梳理生态学的各种理论方法，对我们理解迈尔斯的生态美学具有启发性和帮助。

（一）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海克尔的生态观

迈尔斯从海克尔的思想中看到的是一种整体论的自然观，从达尔文的思想中借鉴的是自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观点。

对恩斯特·海克尔来说，生态学研究的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在著作中用社会术语来描述自然现象。海克尔于1866年以《有机体普通形态学》（General Morphology of Organisms）为题发布了他的理论，又在1868年修订为《自然创造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他将心灵和身体看作一种单一的物质，并强调自然形式的审美特质，从整体层面来看待心灵和身体以及一切生命形式。达尔文关于复杂（但非计划的）的相互作用的自然世界的观点，曾经对海克尔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在《蔬菜霉菌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Vegetable Mould）中，达尔文写道，蠕虫每10年产生超过1英寸的土壤，使土壤通气，保持良好的排水状态，并帮助根系渗透。^[7]蠕虫属于“交织的生命之网”或土壤群落，^[8]这或许是一种拟人化的解读（将人类映射到非人类），但在进化理论中却很有影响力。海克尔认同一种有机整体论的自然观，在他看来，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生命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其中每个代理者都是相互依赖的：提取出其中任何一个，都会使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变得不稳定。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海克尔的以下观点都维持着其生命图式，他认为，人们植根于家园本土性（home locality）之中，区域和国家是对工业化世界的一种撤离，作为群落，区域和家园超出了个体生命的跨度，在其连续性的图像中，它也是对死亡的撤离。

迈尔斯引用达尔文的观点解释道，只有从追溯性的角度来说，物种系谱才能被绘制出来，这也适用于各种生态学和生态系统。他认为“生态系统”这个词已经把自然架构为一个系统，而不是像在人类对其进行管理之前那样将其视为野生的或混乱的，在这种背景下，在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生态批评这一学科，该学科摒弃了自然的概念。与此同时，生态科学摒弃了“结构化的、有序化的、可控的稳态生态系统”的模式，而是采用了“个性化的、冲突的、混乱的、复杂的”生态系统，这拓展了一种“自然选择”的方法。

迈尔斯认为达尔文的思想具有生态启发性，他指出达尔文对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论述极具价值，这些思想将地球当作人类和非人类生活的栖息地。在达尔文看来，自然界呈现出多样性、增殖性和适应性。在当前来看，从地方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以及对全球环境正义的呼吁，达尔文的这些思想都是符合绿色生态观的。迈尔斯认为，“绿色”这个词同样意味着野生动物保护、荒野保护，用佛教的话说，就是对芸芸众生的仁慈。他并没有用单一的观点来概括它们，而是强调了环境保护主义所带来的张力，这种张力存在于一种浪漫的自然观和一种非功利性的、科学的作为一套系统的自然观之间。海克尔看到了自然形式中的美，并把它们比作艺术。他也看到了本质上的基本统一，人的思想和身体的统一是这种基本统一的一个方面。但是，当人类处于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时，人类的事业却造成了广泛的破坏，我们如何看待这一情形？这似乎是非理性的，或者是不自然的，然而，对自然秩序的呼吁，或对永恒的自然状态的呼吁，使问题回到了人类心灵领域，正是人类心灵通过将各种秩序感投射到自然之中，才造成了这些自然生态问题。

变异性、增殖性和适应性的原理反映了口头语言的进化，达尔文就以语言为其模型，并结合经济理论的元素，来论证系统可以是被限制的，也可以是开放的，系统在时间上和地理上都是敏感的，受到趋势和可能性的支配，受法则的支配。在某些条件下，每一个系统都可能陷入混乱过程，在这种混乱过程中，系统会崩溃，或者新的形式会出现。

通过自然选择这一过程，生命成其为现在所是的样子，成为将来可能所是的样子，自然选择没有最终目标，或者说没有设计。唯一的规则就是，运动总是向前的。因此，以前的自然状态永远无法恢复。这使得将过去的伊甸园投射到一个想象性的未来就变得不切实际。虽然这并无损于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但自然选择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人们无法对它进行预测。在进化中，人类是演员，虽然进化过程本身并不是人类，但这一过程“形成和产生它们的主体”。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过去播下了未来的种子，有些道路是可行的，有些则不可行。因为自然是一个有序的领域，秩序被解读为自然，就像在对那种回顾性的物种进行的分类中一样，一个模式投射到没有它的进化上面。当进化的成功仅仅是一种变异、繁殖和适应的能力时，没法保证特定的物种能够茁壮成长。

迈尔斯认为，选择取决于所信奉的价值观。一种观点认为，“适应”意味着找到一种可持续的方式生存在地球上：一种具有相互联系性的模式。另一种观点是，当残渣化为灰烬时，将地球化简为资本家的利益。对迈尔斯来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他认为，我们虽然受环境的制约，但我们也可以介入其中，来改变它。

（二）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

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于1930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又在193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20世纪40年代加入托洛茨基派（Trotskyism），参与了小型杂志《当代问题》（Contemporary Issues）的编辑工作。在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十年前，布克金就写了一篇讨论食品中使用化学添加剂的文章。布克金是左翼环境中的一分子，这一环境中还有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他为托派的另一个杂志《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撰稿。

但到了1980年，布克金开始远离社会主义，他将社会主义生态学描述为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用过去的尸体上的蛆虫”充斥着“新形成的、有生命的未来运动”，这需要人们“无情地”来反对它。^[9]布克金改编了赫伯特·马尔库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的批评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主导批判思想，但他采取了一种救世主的态度，这种态度往往会破坏这种批判。他拒绝接受马克思的轨迹，否认存在于现有的社会关系中的“设想一个新社会的思辨思想的力量”。布克金在社会主义与其共产主义思想根源之间，尝试着将社会主义和生态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北美白人社会的一种有缺陷的秩序之中。

布克金有一种反对有机社会模式的倾向，反对它的那种集权化、官僚化的驱动运作模式，他认为这种驱动运作模式与现代工业化是相一致的。布克金越来越反对城市，并将进化的多样性看作是一种对抗工业和社会标准化的力量。因此，通过对自然进化过程的那种不断扩展的意识，未来人类的福祉得以展开：“人们不仅可以把多样性视为更大的生态社区稳定的源泉，也可以将之看作自然界中不断扩展的、尽管还处于萌芽阶段的自由的源泉，或者从客观层面上将之看成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可以在生命形式自身进化中，锚定不同程度的选择、自我定向和参与。”^[10]

布克金认为，在多样性中，人类的进化变成了自我的实现和稳定的实现。他认为家庭具有“强烈的人类倾向”，这与民族国家的集中化不相容。^[11]国家不仅成为秩序的一种形式，而且成为一种只有通过强制手段才能存在的非自然实体。在其他地方，布克金写道：“宇宙见证了一个不断奋斗、不断发展的物质世界……它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属性是它的那种无尽的自我组织能力，这种能力能够将其转化为越来越复杂形式。”^[12]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无政府主义者视阈中的达尔文主义，因此，在物种潜力（speciespotential）（一种生物上的规则而不是道德的规则）的推进中，互助变成了合作，但是当他说“外部自然演变和社会自然演变之间的关系是深刻的”，^[13]此时布克金为如下问题上作出了辩护，即自然作为一个领域包含了人类社会，尽管布克金强调需要处理权力和集权，但这否定了通过采取政治行动来实现理想自由状态的那种必要性。

布克金认为，人类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创造了制度，制度产生了超越他人和自然的权力。一个由去集中化的公共单元组成的社会，与社会主义不相容，因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个集中化的系统。布克金再一次地反对托洛茨基关于世界革命的观点，而赞成地方层面的社会进化。但在迈尔斯看来，布克金将一种自然观扩展为社会的基础，而不是研究人类社会中产生的自然观，从而使人性（human nature）成为非历史的。对迈尔斯来说，这种自然的概念与任何其他自然观一样，是文化性的，具有历史的特殊性。(www.daowen.com)

布克金将自由视为伟大的回归，或田园牧歌的复兴。环保主义者格伦·阿尔布雷希特（Glenn Albrecht）指出，布克金描画的那幅合作与共生关系的图像，忽视了生物进化中不可或缺的竞争和斗争。布克金宣称，人类可以通过合作来渡过难关，这一点实际上继承了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观点。克鲁泡特金用前工业化村庄聚落的例子来阐明了这一点。税收、战争和圈地运动已经抹去了这种自然的社会状态，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去寻找互助性的制度和实践是毫无希望的，而一旦我们试图弄清数百万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就会惊讶于互助原则和相互支持原则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这些原则甚至在今天仍在起作用。

迈尔斯指出，社会生态学或生态社会的观念之所以是有益的，是在社会正义与环境正义的相互关联性上来说的，而非就规定一种精确的社会组织形式层面而言。布克金著作的重大意义在于连接了社会学方法和生态学方法。布克金在《为地球辩护》一书中说道：“我们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解放的课题现在已经变成了生态课题，正如保卫地球的课题也变成了社会课题一样。社会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态无政府主义将这两个课题结合在一起。”^[14]

（三）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

迈尔斯建立一个更加绿色的世界的构想，与深层生态学的要旨具有一致性。阿伦·奈斯（Arne Naess）的深层生态学具有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特点。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就是将人类置于中心地位，深层生态学则通过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来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以便使所有物种处于平等地位。奈斯从卡帕的物理学思想中获得了启示。物理学家菲杰弗·卡帕（Fritjof Capra）同样提出了一个相应的、以生态为导向的伦理学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在科学理性主义中所发现的那种机械的世界观，被一个多样化的自然系统模型所取代，这个模型产生于各种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关系之中，在此，整体的性质总是不同于各部分的简单相加。奈斯把这种方法看作国家和国际政策的基础，他提出了一项计划，其中包括在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背景下来评价所有生命，该计划在伦理上是正确的。奈斯主张，通过经济政策和技术发展方面的改变，来确保人类生活与非人类生活的繁荣能够成功地相互兼容，从而拒绝了增长的必要性。

深层生态学具有两条准则：一条是自我实现，这意味着对非人类之物的同一，因此人类伤害自然就是伤害自身；再一条是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性。深层生态学是激进的，它拒绝了人类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存在于可以拓展到深层社会正义模式中的事物，也拒绝了经济不断增长的幻想。正如地理学家I.G.西蒙斯（I.G.Simmons）所言，像一些西方哲学和许多东方哲学一样，奈斯构建了一个在存在领域中没有本体论划分的世界观。在人与非人之间，这里可能没有……现实的（或价值的）二元对立。同样地，人是总体领域中的一部分，自我的实现不应导向自我中心性（selfcentredness），而应导向与所有事物的连接，而不仅仅是利他主义。在此，深层生态学的文化特性浮出了水面，他将这些原则描述为生态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结合。

迈尔斯认为，一个生态社会可以通过政治措施的实施来实现。他考察了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对该问题的处理方式。迈尔斯指出，在《政治与生态危机》（Politics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一文中，奈斯采取了一种矛盾的态度。奈斯承认，除了社会正义与和平之外，生态可持续性只是绿色社会的目标之一。他把对生态议题的追求与危机联系在一起，在一种非常坚定的立场上，拒绝了通过增加天然气出口来降低煤炭产量的那种实用主义手段。但与布克金不同，他认为，对当地社区产生了影响的跨国方案中存在的那种集中化倾向是必要的，尽管与此同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本地社区的观念还留在人们心里。这可能指的是反主流文化的理念村（intentional communities）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态村，这可以看作是对新社会的研究和发展。但是奈斯似乎陷于了全球责任、社区责任和个人责任等层面之间，他呼吁个人注意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牵涉进了一些不负责任的生态的政策。迈尔斯指出，深层生态学家应该在自己身处的情境中工作，来回绝短期发展遁词，并且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他们持有一种哲学总体观，这种哲学总体观包括关于生命基本目标和价值的诸种信念，这些信念既适用于政治，也适用于日常生活。

迈尔斯也指出了其问题之所在，即这些目标有很多解读方式：为所有生命形式的平等利益而制定的各种政策，这是一种解读，或者，当一些非人类的生物获得了高于社会中某些群体的特权时，解读就更具有可选择性了。迈尔斯提到如下这样一个例子。社会批评家亨利·吉鲁（Henry Giroux）讲述了21世纪初新自由主义紧缩措施在亚利桑那州的实施，该项措施削减了公共医疗补助（Medicaid），补助不再覆盖心脏移植手术，就移植的成本来说，这就意味着节省了140万美元，同时“向生病的穷人下达了死亡判决书”。在同一时期，出于环保主义者的担忧，该州批准了120万美元的支出，用于“在山路上为濒临灭绝的松鼠修建桥梁，以免它们被车轧死”。^[15]像熊猫和鲸鱼一样，松鼠很容易被拯救，因为人类喜欢它们。深层生态学显然不是亚利桑那州实施该项政策的原因，深层生态学可能会说，解决道路交通事故的办法是减少汽车数量和限制车速。但正如迈尔斯所说，这个案例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对物种平等的关注如何影响实施它的具体条件。当这些问题被提出时，普遍平等的一种模型展现出这样一个未来，在此，人类将成为各种新型自然威胁蔓延的受害者。

尽管深层生态学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迈尔斯认为，总的来看，深层生态学的要旨与他试图建立一个更加绿色的世界的构想具有一致性。社会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基本要旨就是相互帮助和物种间的尊重，这最终也还是为了倡导一个更加绿色的世界。但迈尔斯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提出一系列问题，例如，如何适当地规定这种价值？价值、手段和目的之间有什么关系？人类的能动性是绿色世界的必要手段还是最有可能的手段？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力量，能动性的观念是否是该问题的一部分？这是迈尔斯对深层生态学展开的一些反思，也是迈尔斯在自己的生态美学中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些问题。

（四）政治生态学与解放生态学

迈尔斯认为，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些关于发展的经验和批判，对政治生态学具有启发意义。迈尔斯提到，政治生态学被地理学家理查德·皮特（Richard Peet）和迈克尔·沃茨（Michael Watts）描述为“以生态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聚合，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将政治生态学这一领域看作一个具有政治性的实体，也看作一个具有社会性和地理性的实体。他们编辑的《解放生态学》（Liberation Ecologies）一书把环境保护论的许多不同案例编辑在一起，将政治、社会构成和环境地理位置结合起来。在该书诸多供稿者中，地理学家哈里珀利亚·兰甘（Haripriya Rangan）驳斥了埃斯科巴的观点（发展是一种“总体化和霸权性的话语”），他认为在“对社会关系和制度的重塑”中，发展可以是“一个涉及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动态过程”。但兰甘也指出，发展是政治利益的谈判筹码。

迈尔斯认同兰甘的批判。他指出，最近，在取得大片土地以供未来开发的过程中，很大范围内都已出现一种不太可见的发展形式。在富足的社会中，由于市场条件使得开发具有经济吸引力，开发商们便收购土地，提交规划申请。在南半球，外部的国家或商业机构为了满足未来对粮食或能源生产的需求而收购土地，掩盖了他们攫取土地的事实，这种攫取是作为农业改革和改进而出现的。例如，棕榈油的生产（将棕榈油生产成生物燃料）扩张破坏了当地的种植模式和所有关系。人们可能也会声称这种“绿色攫取”有益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了生态系统、促进生态旅游或提供碳补偿。但在加工处理的过程中，它造成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绿化的特点有关系，涉及“重建那些超越于资源的获取、使用和管理之上的规则和权威”，因为它推行劳动关系的特定形式，推行“人类-生态”关系（humanecological relationship）。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是仁慈干预措施，如招标获批一英亩的热带雨林可能有助于物种保护，但迈尔斯认为，就地方层面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干预恰恰具有剥夺性，它往往把野生动物保护嵌入到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中去，这正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环境危机的原因，特别是土地退化的一个原因。资本、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界限也变得有争议了。一系列新的中介机构正在出现，一系列关于碳和边缘土地咨询的机构使得资源挪用得到了确保，使之成为可能，它们在此成为关键的中间人。

对发展的利益来说，全球资本建基于一种技术性的专业知识之上，而要重视地方经验，就必须拒绝知识的中立性。迈尔斯援引环保主义者、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家们的专业论述，试图为确保地球的退化能够得到重新分配和分散提供话语支持。秘鲁外交官奥斯瓦尔多·德里韦罗（Oswaldo de Rivero）认为，跨国企业乐于增进世界实力，但不承担任何国际责任；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发起运动，反对在纳尔玛达河谷（Narmada Valley）修建水坝，他认为穷人的优势不在于制度或法律上的成就，而在于田野、山脉、河谷、城市街道和大学校园，必须为此而进行谈判，必须在此而进行战斗。在此，一个完整的地球图景这一问题又被重新引入进来了；环境科学试图通过科学家积极的凝视来研究地球的秘密。

迈尔斯从这些相关的批评和经验中总结出三个要点。第一，生态学具有政治性；第二，全球资本为自身利益而倡导的那种发展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解决方案；第三，通常作为实质进步而被推广的各种技术也并非总是适当的。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经验，对发展方法、对环境不公正与种族和性别不公正之关系的认识以及生态伦理，都产生了根本性的修正。对维护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模式来说，这是一种肯定性的观点，人们没法重新获得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模式，但对北半球来说，批判是恰当的，北半球可以借鉴学习南半球的经验，在对南半球提供的这些经验的学习中，北半球就不用试图去再生产出人们获取这些经验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