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迈尔斯(Malcolm Miles)是一名文化理论教授,他于2016年从英国普利茅斯大学退休,此前任教于该校建筑学院,是学院的科研专员和博士生导师。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现当代文学、建筑、艺术与社会文化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围绕其研究兴趣,迈尔斯编著了一系列著作,其代表作有《艺术、空间和城市—公共艺术与城市未来》(Art,Space and the City:Public Art and Urban Futures,1997)、《城镇先锋与社会转型—艺术、建筑与变化》(Urban Avant-Gard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Art,Architecture and Change,2004)、《赫伯特·马尔库塞传:一种解放美学》(Herbert Marcuse:An Aesthetics of Liberation,2012)、《生态美学—气候变化时代的艺术、文学和建筑》(Eco-Aesthetics:Art,Literature and Architecture in a Period of Climate Change,2014)、《文化的限度》(Limits to Culture,2015)等,最新著作是《城市与文学》(Cities & Literature,2018)。
迈尔斯2014年出版的《生态美学》是“激进美学-激进艺术丛书”(Radical Aesthetics-Radical Art Series)的一种。“激进美学与激进艺术丛书”致力于思考实践艺术与艺术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而发掘美学在21世纪所具有的意义。“激进”一词指的是,就艺术实践来说,这些著作如何推动论争、如何面对艺术惯例以及如何提出思考艺术的另一种方式。该丛书旨在以一种富于创造力和有意义的方式,将美学的观念从视觉传统中解放出来,并将其范围拓展到一个更宽广的层面之中。该丛书考察了过去20年来产生的一些艺术实践,这些实践大多需要观者的多重感官参与,需要人们浸入其中或者共同合作完成。该丛书对思考艺术实践和美学的传统思路进行了批判,重新考察了理论与艺术实践之间平等的交互关系,注重当下问题,强调对当代语境的回应,倡导一种跨学科的探讨方式,关注当前现实和争论。[1]
收入该丛书的迈尔斯的《生态美学》,自然而然地具备该丛书的基本特性,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其一,关注当下现实问题。该书的副标题是“气候变化时代的艺术、文学和建筑”,它一方面指明了其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更突显了当前时代存在的气候变化这一生态问题,这也是其生态美学出现的现实背景。当前,生态危机日趋严重,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如气候变暖、洪水和干旱问题频发、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这些问题甚至还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如社会动荡、自然资源争夺战争等。迈尔斯指出:“十年前,我一定会说,困难在于人们不知道气候变化及其产物(该产物是通过激增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地球大气层而产生的),但现在很明显—尤其是缘于频繁的新闻报道,人们对此确已了解。他们只是没有相应地采取行动而已。”[2]他还说:“气候变化已经开始,其迹象是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系统似乎有必要来避免气候变化所产生持续恶化的影响。然而,在经济和政治系统中,几乎仍然看不到显著改变的景象。”[3]因此,面对现实的气候变化造成的生态危机,迈尔斯呼吁南北半球的不同公众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来,试图转变这一现实情境。具体到生态美学研究上,迈尔斯关注的是气候变化时期的文学、艺术和建筑对生态危机的诸种表征及其带给人们的反思与批判,他的生态美学具有很强的现实关怀感和现实介入的诉求,他认为,一种与行动主义相结合的新型审美介入(aesthetic engagement),能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见解。
其二,采取跨学科方法。生态美学是生态学和美学的交叉学科,生态学属于自然科学,美学则位于人文科学名下。迈尔斯的生态美学架构在生态学和美学的基础之上。从生态学方面来说,迈尔斯评析了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theories of evolution),关注了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于19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一些著作,还梳理了20世纪以来出现的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和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从美学方面来说,迈尔斯首先引用了鲍姆加登(Baumgarten)和康德(Kant)的美学观点,从而突显了美学研究主体性和自然的感觉知识的一面,然后转向了19世纪的唯美主义(aestheticism)。迈尔斯认为,唯美主义是对建立在资本价值基础上的社会的一种被动抵制。最后,他还简要介绍了当前的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强调观众在艺术作品的构成中的重要作用。生态学与美学这两类学科的基本理论,也就成为迈尔斯生态美学的主要理论资源。
其三,注重交互关系。对“参与”“介入”“关系”的强调,是迈尔斯生态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迈尔斯的生态美学是一种关系美学和过程美学。当代艺术、文学和建筑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政治、社会、历史问题意识的审美实践。这些审美实践为了传达信息,首先需要观者参与其中,观者的参与也成为作品形成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观者与作品的交互关系中,作品的意义得以生成,作品对政治、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批判也由此唤起观者的反思。气候变化显然已成为当今全球范围内的生态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有其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历史的根源。迈尔斯认为,就解决气候变化这一问题来说,只寄希望于政治是没有出路的,他呼吁南北半球的大众参与到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建设中去,在对世界的体验和把握中,以一种行动主义和新型的审美介入来寻求解决方案。(www.daowen.com)
此外,对资本主义发起强烈的批判,也是迈尔斯生态美学的一大特点,体现出其生态美学的激进维度。他将环境恶化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他为此引用约翰·霍洛维(John Holloway)的《砸烂资本主义》(Crack Capitalism)一书中的话:“别再搞资本主义了,做点别的事情,做一些明智的、美好的、令人愉快的事情吧。停止创造那些摧毁我们的体制吧。我们只活一次。为什么要利用我们的时间来毁灭我们自己的存在?可以肯定,就我们的生存来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更好的事情。”[4]
反思现状、批判问题并非迈尔斯的全部目的,他的一个宏愿(或者说终极目的)是设想一个可能的、更好的世界,并通过文学、艺术和建筑方面的努力来实现它。在气候变化时代的今天,人们所能设想的这个更好的世界,无疑就是一个“更加绿色的世界,是一个注重、关怀和保护大地的世界,也是注重、关怀和保护大地之上的生物与生态系统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仅仅将之作为环境而不屑一顾的世界”[5]。面对如此巨大、如此深刻和如此复杂的全球威胁,面对这些问题,艺术、文学和建筑所能发挥的作用可能十分微小。迈尔斯自己也承认,即使终其一生,这一愿景也不见得能够得到实现,如他所说,他常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徘徊”。
但他也强调了艺术、文学和建筑面对气候变化危机时所特有的价值。他指出,一个特定时期的艺术和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再现了这些条件的痕迹,这些痕迹获得了自己的中介,但观念、价值、体制和表达这些观念、价值、体制的艺术或文化之间的关系总是双向的:就像生活会影响艺术一样,艺术同样也会影响生活。观念的这些表征构建了它们,而在社会内部、在社会不确定性之中,以及在动荡时期,一种价值结构的转变,往往会导致与以往文化规范的背离。因此,作为对自我(或主体)和感官知觉的研究,美学恰好处在这些流动性的一个方向上,因为它是对主体的领会,是对构成主体的那种事物的领会,也是对构成其环境的那些事物的领会,可以说,这些东西强化了我们对大地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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