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林托特《走向生态友好型美学》一文直接受到齐藤百合子美学思想的影响，且因林托特“生态友好型审美趣味”（eco-friendly aesthetic taste）的观点与齐藤百合子注重自然审美日常生活化的美学思想相契合，所以十分有必要对齐藤百合子的美学思想中与生态美学密切相关的“绿色美学”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以便了解齐藤百合子美学思想中蕴涵的具有生态美学意义的内容。

作为林托特生态美学的思想来源之一，齐藤百合子在其日常生活美学（everyday aesthetics）基础上提出了自然审美的“绿色美学”（green aesthetics）。绿色美学在“审美的力量”（the power of aesthetic）基础上，提供了对环境自然进行审美欣赏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齐藤百合子旨在运用“审美的力量”去欣赏自然，将自然纳入日常审美欣赏的范围之内，继而对自然进行恰当的审美欣赏。其理论对林托特影响较大的部分可一分为三：第一，如何使得非风景优美的自然（unscenic nature）具有审美吸引力；第二，借助审美的力量进行自然审美欣赏；第三，绿色美学的限制因素。

第一，如何使得非风景优美的自然具有审美吸引力。齐藤百合子指出，“在艺术手段的帮助下，我们也可以学会在非风景优美的自然中看到风景之美。”^[17]18世纪以来，艺术品是审美对象的典型，并且艺术审美重视审美经验与审美态度。通过艺术表现的手段，我们可以自由地依靠想象力、判断力和审美趣味作为指导，对非风景的自然进行审美欣赏。推之于日常生活审美，齐藤百合子认为艺术美学并不能揭示生活的审美本质，同时不恰当地限制了审美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审美完全依赖于视觉和听觉。故这种借助艺术表现的手段受到视觉选择的限制。虽然艺术审美欣赏中也重视作品之外的社会、历史等背景信息，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非风景优美的自然不同于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的艺术品，大多是功利的。

为了弥补艺术手段的限制，齐藤百合子提出在与功利对象的互动中，应当将审美与实用进行融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单纯运用艺术审美的方式对非风景优美的自然进行审美欣赏。如果我们脱离了它们在生活中的实际意义，我们就会错过一系列与非风景优美的自然所在语境相结合的丰富审美价值。故相对于单一借助艺术表现的手段，齐藤百合子认为，对非风景优美的自然进行欣赏，应当将艺术表现与日常生活的功利性意义相结合，在日常生活美学中得到相应的审美体验。“……我的讨论并不是要完全拒绝对自然的实验式、联想式或禅宗式的欣赏。我们的艺术欣赏随着教育的发展而成熟，大自然的欣赏也应该如此。用艺术家的生活、特定媒介所涉及的历史，以及技术、艺术对象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宗教象征的信息来压制艺术欣赏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适得其反的。这样做会抑制最初不受约束的反应。甚至连关注自然审美教育的大师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也承认，‘我们感知自然品质的能力，就像在艺术中一样，始于美。’因此，这里所概述的对自然的适当审美的描述，应该作为指导我们审美教育的方向。”^[18]在这里，齐藤百合子强调了自然审美欣赏的方式应该是多元化的，用一种单一的、确定的方式去进行自然审美欣赏的做法是不恰当的。这也就涉及了齐藤百合子绿色美学的核心内容：如何在日常生活美学的框架下进行自然审美欣赏。

第二，借助审美的力量进行自然审美欣赏。齐藤百合子认为审美虽然不能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但是在人类文明的各个阶段和不同地域，审美反映了我们对历史和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态度，并决定了我们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和行为，这就是“审美的力量”。在齐藤百合子看来：“与我们最初的印象—我们对日常事物做出的审美判断是琐碎的、无关紧要的、无伤大雅的—相反，审美判断确实具有重要的含义，并对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发挥着惊人的影响力。……我仍然希望在情感领域，能够形成并灌输给我们一种关于自然和人工制品的生态审美趣味，尽管人工制品和建筑结构的设计者也有责任在他们的产品中实现绿色审美价值。所有这些考虑都是为了强调审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力量，因为它可以用于构造更好的世界和生活。当然，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来推动：政治、社会、法律、教育、经济和技术。我也认为，一些审美上的分歧不能仅靠美学来解决。特别是在环境美学方面，审美判断往往受到更深层次的视野和许诺的影响，如经济正义、资本主义、美好生活等。它们也会随着新的科学发现而变化。然而，我想指出的是，美学的确发挥着令人惊讶的重要作用，我们当前对美学作用的忽视需要被挑战和纠正。”^[19]正因为审美可以影响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并且社会生活也会影响我们的审美态度，所以审美的力量之于绿色美学就体现为美学与道德的结合。齐藤百合子通过分析美国的大地美学以及对自然、人工制品进行审美的合理性，从而肯定对自然审美的可能性。具体的方法如下：

（1）环境价值观指导绿色美学、环境伦理与审美的力量相结合。齐藤百合子认为自然欣赏需要道德的支持，而自然审美价值是审美关怀和道德相结合的体现。一般来说，审美欣赏是为了满足流行的审美趣味和传统的审美标准。但是，齐藤百合子特别强调了审美判断的道德层面。她认为，道德在审美判断中的重要性在于保证审美的恰当性。“我强调的是形成这种‘真正的’审美判断的道德层面。……我认为对任何客体进行恰当欣赏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在道德层面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承认并且具有同情心地聆听他人讲述的故事，尽管我们对他们讲述的故事并不熟悉。如果不提及它的道德重要性，我们审美判断时对真实性的关注可能会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取代，即不恰当的欣赏（基于虚假的、不相关的信息或忽略了一些信息）有时可能会带来更愉快的、更令人兴奋的或者更轻松的体验。”^[20]另外，审美的力量受到社会条件的影响，与自然欣赏的具体语境直接关联，所以在环境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自然审美有利于充分发现自然的审美价值，进而有利于动员整个社会去解决生态问题，发挥自然审美对保护自然实践的指导作用。总而言之，自然审美需要审美的力量，同样也需要环境伦理的力量。自然欣赏拥有环境伦理道德基础，这有利于消除对自然的偏见，这种自然审美的道德维度为我们的审美教育指明了方向。

（2）发挥自然美学中的教育（education in natural aesthetics）在培养生态素养中的作用。齐藤百合子关于“审美的力量”的观点指出：“只要我们谈论的审美经验是建立在我们过于人性化的情感、能力、局限和关切（尤其是道德关切）的基础上，那么自然界的一切就不能也不应该被审美地欣赏。”^[21]自然审美欣赏需要有自己的方式。“……对自然的适当审美必须体现一种道德能力，即一种承认并重新审视自然，把它看作是独立于我们的存在之外，有它自己的实在，有它自己的故事可讲的能力。此外，它还需要敏锐的耳朵来辨别它可能用它特定的感官表象所讲述的故事，不管它的外表多么没有魅力。我认为，我们试图以某种方式理解自然客体和现象，通过修改、加强、阐明或转化自然的内容，引导我们对自然的感性体验，使其具有适当的欣赏价值。这样的尝试可以在‘博物学和民间叙事’中找到，这些都是为了描述自然对象和现象的特定特征而构建的。”^[22]齐藤百合子认为对自然的恰当审美，不仅应该受到人类文明中道德诉求的影响，还需要选择适合自然审美欣赏的标准、原则和手段。“科学解释和民间故事都是我们试图帮助大自然通过其感性的表象向我们讲述它自己的历史和功能。”^[23]对自然的科学解释和民间故事能够发现自然对象和自然现象的特征，正是因为这两种方法有效地引导人类对自然进行审美欣赏的诉求，引发人类对自然的积极认知，并且在人类文明中给自然一个正确的定位，所以能够把自然置于人类认识能力的范围之内，为自然审美提供了规范的力量。在齐藤百合子看来，绿色美学有利于扩大审美可感知的领域，而这需要我们关注所在的环境、生态系统中个人的科学知识缺失问题。因此，自然审美教育的内容应该以自然知识学习的训练为主，集中于自然的起源、功能以及其背后的科学内涵，去发现生命的韵律。但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科学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发挥知觉感知的作用。虽然博物学与生态科学能够说明自然显现出来的部分，但是自然的审美积极性表现于讲故事的能力，即揭露自然隐秘的部分。质言之，绿色美学中表现的“审美的力量”，呼吁人们学习博物学和生态学知识以培养生态素养，即体验自然的生态意识。另外，齐藤百合子还强调我们还需要培养一种促进环保的日常审美感受性，将这些自然科学知识与感性经验联系起来，避免环境决定论。(www.daowen.com)

（3）在对自然进行审美欣赏时，需要确立合适的审美框架。受卡尔森肯定美学的影响，齐藤百合子认为自然审美欣赏需要在正确的科学范畴内进行。她从艺术欣赏拥有艺术史背景出发，发现自然科学知识与自然欣赏之间同样具有密切的关系，从而确定自然审美的范围。“对自然物体的体验必然会唤起认知，首先要把它们当作‘自然’来体验，而不是精心制作的赝品，并确定‘正确的’审美属性。”^[24]齐藤百合子认为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都可以进行恰当的审美欣赏。对于确立合适的自然审美框架，齐藤百合子的绿色美学要求充分发挥“审美的力量”，利用合适的距离、相应的物质和恰当的概念去进行审美欣赏。例如，自然界中的一些现象因使我们关注于其危险的方面，所以导致对其审美变得极为困难。为了发现此类自然现象的审美价值，我们可以用康德的崇高概念来理解自然界中的此类现象，也可以通过科学知识的学习，了解此类自然现象背后的价值，从而激发深层的审美感受。“无论它是否是唯一合适的欣赏方式，科学的自然美学必须成为绿色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为美学提供了规范功能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强调认知。就培育绿色美学是促进可持续未来的规范性努力而言，我们对自然对象的生态价值的认知考虑，必须是我们对它的审美反应的基础。”^[25]

（4）肯定审美态度、审美想象力与自然审美的关联。齐藤百合子的日常生活美学充分肯定了自然生物、景观和人工的环境作为审美对象的重要性。人倾向于对具有审美价值的风景和自然进行审美欣赏，而不重视审美品质之外的性质，而日常美学的困境在于认知的缺失，缺少动态、可持续的审美观念，这致使面对自然生物、景观和人工的环境此类审美对象时，无法持有正确的审美态度。传统的观点认为 “并非自然中的所有事物都具有积极的审美价值，而且对给人类带来痛苦感受的自然现象进行审美欣赏在道德上是不恰当的。”^[26]通过反思对待自然的态度，齐藤百合子做出了如下总结：在人类中心主义传统影响下的审美过程中，选择对自然进行审美欣赏的首要因素是其是否符合以人为本的道德规范。这种人本主义的道德观规定我们不能从造成痛苦的自然中获得（包括审美方面的）快乐。传统的审美导致人类往往只选择会给我们带来审美愉悦的客体作为我们的审美对象，对于那些不能给我们带来审美愉悦的自然事物，为了对其进行审美欣赏，人类通常的做法是对其进行改造，使其符合能够获得审美愉悦的标准。因此，齐藤百合子认为，面对不能直接给我们带来审美愉悦的自然事物时，“科学信息似乎总是帮助我们将最初的负面审美反应（如对非风景的物体和景观）转化为积极的反应。”^[27]科学、文化和审美想象力结合，有助于发现自然事物的审美价值，从而形成可持续的、生态的审美观念。

第三，绿色美学的限制因素。齐藤百合子辩证地提出运用审美的力量进行自然审美方法的同时，也指出了绿色美学未来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是生理耐受阈值（physiological threshold of tolerance），尤其是对难闻气味的耐受。这属于感知的困难，而且“此类感知并不像视觉一样，我们可以通过闭上眼睛或转过头来逃离。”^[28]而传统认为视觉与我们的感知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最有利于不具有审美新引力的审美对象的转变。针对绿色美学不可避免的生理耐受阈值，齐藤百合子首先提出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生态感性的审美。“正如环境价值的贬低会导致审美的幻灭体验一样，积极的环境价值应该有助于‘美化’最初被体验为没有吸引力的对象。”^[29]“他们接受了充分的教育，对其环境效益和大局有了全面的了解。也就是说，培养生态感性的审美应该是绿色美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30]其次，减弱生理耐受阈值的影响，离不开个人与文化、社会的联系。“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态度和由此产生的欣赏，不能脱离我们与它之间的个人、文化和社会关系。我们常常直接参与到景观的改变中去，这似乎使我们对自然景观产生感情和依恋，从而产生积极的审美。”^[31]这也就是说，“确保一个特定环境的积极审美体验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我们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这就产生了我们的情感和依恋。”^[32]

质言之，齐藤百合子看来，审美发挥的令人惊讶的作用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可以通过纠正不当的自然观念来改变大众的审美趣味，塑造自然审美的积极态度。

综上所述，卡尔森的生态美学思想为林托特的生态美学思想奠定了最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卡尔森关于科学知识与恰当的自然审美的讨论为自然审美的范围划定了边界，科学认知主义为自然审美欣赏提供了一种与艺术欣赏平行的方法论，自然环境欣赏模式则为自然审美欣赏提供了独立的认识论。而齐藤百合子的绿色美学思想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在日常生活中去寻找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模式，从而指明生态审美教育的方向，引导健康、积极的生态的审美趣味。这为林托特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生态审美现象和实例提供了理论源泉，并直接成为林托特对生态审美教育进行思考的理论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