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克认为，“可供性”（affordance）的概念直接关系到他所研究的主题，即音乐的意义。关于“可供性”概念和理解，克拉克主要借鉴吉布森及其他生态心理学家的观点。首先，克拉克在其《聆听音乐意义的生态感知方法》一书中引用了吉布森的定义：

当常量对象的固定属性被感知（形状、大小、颜色、织体、构图、运动、动画和相对于其他对象的位置），观察者可以继续探寻它们的可供性。我创造了这个词作为价值的替代品，这个词带有古老的哲学意义。我的意思仅仅是事物所提供的东西，无论好坏。毕竟，它们能给观察者提供什么，取决于它们的性质。最简单的可供性，比如食物，或者捕食性的敌人，可能很容易被一些动物的幼崽发现而不需要学习，但总的来说，学习对于这种感知是至关重要的。孩子学会了什么东西是可以操纵的，它们是如何被操纵的，什么东西是有害的，什么东西是可以食用的，什么东西可以和其他东西放在一起，或放在其他东西里面，等等。他也知道什么样的物体可以用来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或者制造其他可取的物体，或者让人们做什么他想让他们做的事。简言之，人类观察者除了学习如何处理它们之外，还学会了探测所谓的事物的价值或意义，感知它们与众不同的特征，把它们分成类别和子类别，注意它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甚至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而研究它们。所有这些辨别，可以说，必须完全基于他的教育关注微妙的不变的刺激信息。^[90]

克拉克指出，虽然吉布森在这里把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对象本身的特性上，但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吉布森以一种更加辩证的方式提出了“可供性”的概念，即“虽然可供性取决于物体的属性，但它们并不仅仅取决于它们：可供性既是客观属性的产物，也是遇到它们的有机体的能力和需要的产物”^[91]。克拉克认为，吉布森创造“可供性”这个词是来代表感知者在环境中发现的机会、功能和价值，这些机会来自有机体的需要和能力，以及物体和事件的属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音乐解释学的特定语境中，音乐材料可以被认为是提供某种解释，而不是其他解释。库克（Cook）用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中被广泛讨论的再现部作为自己方法的例子，提供‘谋杀性愤怒’（麦克拉里 McClary）和‘着火了的天堂’（托维 Tovey）两种解释，它之所以能够提供前两种解释，而不是第三种解释，一方面是因为音乐具有特殊的物质属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语义要求，例如，音乐中的材料无法满足冷漠和厌世的语义要求”^[92]。

其次，克拉克提到部分学者对于吉布森的名词“affordance”的反对，指出坚持使用动词可能有好处。关于吉布森的“affordance”，“动词afford可以在词典中找到，但名词affordance却没有。这是我编的。我的意思是，它以一种现存术语所没有的方式，同时指环境和动物。它意味着动物与环境的互补性”^[93]。其他学者指出，名词“affordance”可能会威胁到本质上是动态的概念。克拉克解释道，“一个生物体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的变化而注意到不同的功能”^[94]。克拉克指出，木椅可以提供人坐，可以提供白蚁吃，同样，同一把椅子也可以为受到攻击的人提供自卫的机会。克拉克认为，这不是有机体将其需求强加于环境的情况，也不是一个固定地决定环境的情况：“对一个人来说，一把椅子可以用来坐和自卫，但由于人类消化系统的能力和木材的特性之间的关系，根本就无法用来食用。”^[95]除了有机体的能力和对象的特性，克拉克认为社会因素也很重要，他指出，虽然小提琴是具有提供燃烧的能力，但是社会因素（规定小提琴是一种弦乐器）确保了这种情况的可供性的极少发生，除非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或者有不关心这种约束可供性的音乐环境的人才能实现。(www.daowen.com)

再次，克拉克认为：“可供性原理并不意味着感知总是显而易见和明确的，因为物体和事件可以提供不止一种感知经验。”^[96]克拉克所举的例子是，有人在钢琴上演奏F调的完美节奏，人们对于自己所听到的内容，可能有不同的感知体验：“一个音乐的结尾”，“一个听觉的测试节选”，“一个人在钢琴上演奏的节奏”，“一个人在钢琴上弹奏F调的完美节奏”，等等。事物和事件可能会“携带不同或相互矛盾的信息变量”，因此，感知者对于它们的感知也会有所不同、存在差异。

最后，可供性在吉布森的其他著作以及其他生态心理学家的著作中，主要被理解为“在世界上遇到感知信息的行为后果”。比如说，有了椅子，就可以坐下；有了棍子，就可以抡打东西；有了树莓，就可以吃；有了铅笔，就可以写字。克拉克除了上面列举的例子，还指出在音乐方面也符合这一观点：“音乐提供舞蹈、崇拜、协调工作、劝说、情感宣泄、进行曲、踏脚以及其他各种各样非常实际的活动。”^[97]克拉克认为，这时的“可供性”就是用来解释音乐的含义的，其中心思想就是，“感知/事件关系提供行动—这是感知和行动相互作用这一更普遍的生态原则的反应”^[98]，音乐提供（afford）了一系列其他行为，而正是这些行为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发挥着更为核心的作用，它们展示了音乐意义的表现特性，而这就是他所专注的主题—对音乐意义的感知。

综上可知，可供性是物体的属性，但它与有机体的能力和需求有关，它不意味着感知者的感知总是明显和确定的，它可以被理解为在世界上遇到感知信息的行为后果。除此之外，音乐的可供性提供了其他的行为，这些行为展示了音乐意义的表现特性，而这有助于音乐意义的生态感知研究。